四 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对外投资，是种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既有盛宣怀想办大事做高官的个人因素；也有逃避官方勒索、对抗清政府报效的因素；当然也不排除投资到一定阶段，因连锁反应客观上产生的对进一步投资的需求。平心而论，招商局的对外投资，对于其所投的对象企业来说，无疑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兴办新式企业缺乏资金的近代，这种作用更是必然，但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招商局的对外投资，主观上与盛宣怀的私欲分不开，客观上更与逃避官方勒索有关，因而其在决定对外投资和选择投资对象时，必然与正常条件下投资追求结构最优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有着相当的距离，甚至会为达到上述目的而不惜牺牲某个企业的发展和损害某个企业的利益。例如，1902年的帐略中对招商局资金困难的情况就有“因现银竭蹶，一时不复能添置新船”。1903年有“现银之窘，几如悬磬”[52]的描述，但就在这两年，招商局依然向外投资四个项目，数额几达60余万两之巨。[53]可以说，招商局的投资是在牺牲了自身某种程度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获得招商局投资同时又受盛宣怀控制的其他企业，彼此之间大体也都如此。显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种现象正如盛宣怀自己所说：“敝处素有富名，而实皆辗转抵押，以一钱化三钱，流通布子，所以成就较大公司者在此。”[54]1895年后李鸿章在清政府中逐渐失势，从1896年起，如前所述，招商局的对外投资无论在数额和频率上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增涨趋势，这种现象是否与李鸿章失势后盛宣怀急于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清政府中地位的反映，目前限于资料，还不能得到明确的回答，但上述种种情况从根本上反映出来的最明显的一点，是当时中国还远未形成新式工商企业发展的良性环境和机制，因而在这种状况下，不仅招商局自身，其投资的其他企业也同样处于一种不正常和负债经营的状态中，其结果，是所有的企业都不可能得到正常和顺利的发展。这一点，也已被此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
但更严重的是，要求新式工商企业向清政府报效的认识在晚清社会尤其是清政府中普遍和顽固存在的事实，还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中新式工商企业成长发展的艰难和障碍，因为当这种传统力量还依然强大，并在统治阶层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必然会给新式工商企业造成畸形的生存环境和空间，从而延缓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招商局的对外投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原载《汪敬虞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2007）
[1]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影印版，第35页。
[2]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8、39页。
[3] 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183页。
[4] 如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王双《早期招商局的多元化经营战略》，《经济问题》1995年第3期。以及纪念轮船招商局成立120周年的论文集《招商局与中国现代化》中的部分论文等等。
[5] 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编《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下册《帐略》，1927。（以下简称为《报告书》）
[6] 招商局的资产包括轮船、码头、房地产、对外投资等等。
[7] 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44页。
[8] 《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57页。
[9] 《远东月报》，1878年6月，引自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8页。
[10] 参见陈绛《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
[11] 《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85页。
[12] 《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45页。
[13] 《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147页。
[1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第221页。
[15] 《申报》，1877年3月2日。
[16] 《洋务运动》第6册，第15页。
[17]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9页。
[18]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29页。
[19] 前引陈绛文第51～52页。
[20] 参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7卷，第32页。夏东元：《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第35页。
[21] 《洋务运动》第6册，第19～20页。
[22] 《洋务运动》第6册，第39～40页。
[23] 《洋务运动》第6册，第48页。
[24] 《洋务运动》第6册，第62、68页。
[25] 参见夏东元前引书《盛宣怀传》，第110页。
[26] 引自夏东元编《郑官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818页。
[27] 转引自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香港中文大学，1993，第46页。
[28]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第46页。
[29]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第50～51页。
[30]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第51页。
[31] 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册，第47页。
[32] 《交通史航政编》第一册，第264页。
[33]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第233页。
[34] 《报告书》下册，1911年帐略“运漕损失”。
[35] 四项措施包括减免运漕回空船税、减免茶税、缓拔官本等。见《报告书》下册，第38页。
[36] 《报告书》下册，第45、46、43、47页，1895、1896、1891、1896年帐略。
[37] 《报告书》下册，第41页，1890年帐略。
[38] 《报告书》下册，第43、45、46页，1891、1894、1895、1896年帐略。
[39] 参见表1。
[40]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第5～11页。
[41]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第5～11页。
[42] 《报告书》下册，第51页，1900年帐略“言官弹劾”。
[43] 《奉饬认解商部经费》，招商局档案，档案号468（2）/19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4] 《报告书》下册，第57页，1904年帐略。
[45] 参见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第134～138页。
[46] Ping-ti Ho（何炳棣），“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p.154.
[47] Kuo-tung Anthony Chen（陈国栋），The Insolvency of the Chinese Hong Merchants，1760-1843，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Academia Sinica，1990，p.93.
[48] 参见何汉威《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卷，1996。
[49]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17，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4页。
[50]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17，奏稿，第50～51页。
[51] 漠河金矿的数字见何汉威《清季的漠河金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电报局的数字见Albert Feuerwerker，China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1844-1916）and Mandarin Enterprise，Atheneum，1970，Collegeed.p.204.表20。汉冶萍的数字转见汪熙《论晚清的官督商办》，《历史学》1979年第1期，第101页。
[52] 《报告书》下册，1902、1903年帐略。
[53] 见前述表1。
[54] 《盛宣怀档·盛宣怀致孙宝琦函》，1912年7月1日。转引自上引汪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