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外商轮船争利是兴办轮船企业的另一动因
此时，外商轮船在中国水域中出现并拉客载货获取厚利的事实，从另一方刺激了晚清朝野兴办轮船与洋商争利的舆论和动议。
道光二十八年（1848），在大英、法兰西火轮、美国太平洋邮船等外国远洋轮船公司直达中国港口航线以外，中国领水中首次出现了专业行驶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省港小轮公司（Hong Kong & Canton Steam Packet Co），此后十数年，旗昌、省港澳、公正、北清、太古、华海等外国专业轮船公司亦相继成立。[23]这些外国轮船公司资力雄厚，在各口遍设分支机构，拥有各自的码头、仓栈、保险系统，构成相当完整的外商轮船运输体系。
外国轮船运量大、快速、准时、受气候水流影响小，并受条约保护，不需交纳厘金、不受沿途关卡勒索，商旅乐其利便，“咸趋之若鹜”，“潮流如斯，势难禁阻”。[24]以致外轮公司大获其利。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1867～1872）6年间，仅行驶中国沿海和长江航线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家获利数即达468万余两，同治六年的利润率更高达64.5%。[25]
外商轮船公司快速扩张以及获取丰厚利润的现象和事实，刺激和吸引了众多华商投资外轮公司或购置轮船冒挂洋旗“诡寄”经营，并呈逐步扩大之势，使清廷深感管理和税收方面存有隐患。
此外，外商轮船公司还以轮船需求燃料、轮船需要维修、外运土货需要加工整理等为由，不断向清廷要求获得开采煤炭，设立修船厂和其他加工设施之权，持续施加压力，使清廷左支右绌，难以应付。
种种趋势，预示未来会是“变亦变，不变亦变”之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张兴办洋务的大臣知道兴办轮船的潮流势所必然，难以阻挡。且便捷的轮船、精巧的机器，以及煤、铁的开采和利用，均彼此依存。故此，他们提出顺应潮流，兴办轮船。其着眼点和出发点，均注重国防与民生并重，军备与商用兼顾，但此种看法，仍难获清廷朝野之大多数人认同。
反对采用轮船运漕，与威胁到清廷中央及地方漕运官员的利益有关；反对兴办轮船和举办洋务，则与社会上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排外势力和舆论密不可分。这些势力利用朝野强烈的反侵略情绪，鼓吹排斥抗拒外来的一切事物：“一闻修造铁路电讯，痛心疾首，群相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见有华人乘坐轮船驶至内地，竟至“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26]
同治五、六年（1866～1867）间，太平天国战乱已平，中外通商局势亦趋正常，社会上狭隘的传统观念又得以滋长，并对倡议引进外洋事物的督抚形成强大压力。
同治六年，大学士倭仁反对同文馆招考科第出身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他奏称夷人是吾仇人，“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几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为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归于夷不止”。[27]醇郡王在参加筹议修约会后，提出驱逐洋人之法六条，言论尤为激烈：“从前岛夷入贡，原系震慑皇威、输忱献曝之意。今则抑勒中国，勉强通商。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思将洋货投畀水火。且其货物唯自鸣钟洋表洋枪均可有用，其余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有俾于人心世道。”他进而提出，不如乘此军务渐平之时，“饬下各督抚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据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28]
在此种社会舆论压力下，提出引进轮船学习洋技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被指责是“求一技之末，而奉洋人为师”。[29]甚至有人公开指责曾国藩“湘乡之讲习泰西技术，实为祸端”。[30]
在此背景下，兴办轮船以及倡导轮船航运事业的活动处于最低谷。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一月，内阁学士宋晋奏请裁停闽沪局厂造船，从根本上危及洋务事业兴废时，清廷中的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大员联袂而起，与之驳拒，筹谋变通之方。尤其是李鸿章尖锐地指出，宋晋等人的看法是迂腐之见：“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而我国“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剧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造轮船之议所由起也”。他从“国家经费支绌”，而制造轮船又未可裁撤，故“必须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出发，建议一方面裁撤各省向外洋购船之费，“而配以自造兵轮船，即以艇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费”，另一方面建议闽沪船厂“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领雇”，用这种方法减轻闽沪船厂费用。当然李鸿章也知道，在“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夺”的情况下，“则需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还要有“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员”出面主持，才能够取得成功。[3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第一家新式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终于得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