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漕粮运输的困局是轮船航运业兴办的动因之一

在是否兴办轮船的讨论中，漕粮的运输问题亦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清代漕务积弊，由来已久。清初陆世仪已有“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8]的评论。嘉道间包世臣亦有“漕为天下之大政，又为官吏之利薮”^[9]的批评。随着太平天国失败，江南收复之地渐多，如何解决漕粮增加而河道停废沙船凋零的难题，亦使清廷颇费踌躇。

此前漕粮长期依赖河运，后因战争及黄河冲淤，再加沿途官吏盘剥，漕粮河运已成难解之局：“江北历办河运，全赖雇用民船。近因道阻且艰，沿途起剥，折耗赔累，无不视为畏途。”^[10]在漕粮河运难复旧章的情况下，“东南漕粮，必赖上海沙船起运”。但“今沙船无资购买，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有为无矣。将来无力重修，全归废弃，海运从何而办”？^[11]

同治五年（1866）春，李鸿章与苏松太道应宝时讨论漕粮运输办法，应宝时提出收买沙船运漕的计划，但购船款需价75万两，修理费用平均每年又需26万两。李鸿章认为费用太巨，骇人听闻，给予否决。五月，应宝时又提出官买夹板船济运方案。李鸿章看后感觉满意，在其给总理衙门的信中称，上海沙船疲乏，年来所以补救之方，不为不至，但终无起色。本届苏浙海运，漕米共只70余万石，以沙宁卫船并用，也仅敷转载。而天津方面来信，以运船回空免税，因为夹板所夺，无利可图，仍思歇业。他称，敝处及尊处均虑洋船受雇，不就范围，流弊滋多，置而不论。泊后因禁止夹板装豆，彼族饶舌，议者谓非华商自行造买，不克与之争长，海关税务司赫德亦屡以为言，然商人无此力量。今应宝时参变于前后两说之间，大抵因雇用而计及买用，由商买而推及官买，且仿照海运初起试办之法，以期自我作主，易发易收，出于完全。他最后称，此固为必不得已之谋，但“实亦舍此莫由之路”。^[12]总理衙门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但因漕运由户部主管，遂将李鸿章等的意见和办法，饬交户部议复。八月，户部复奏，仍然提出保护沙船与恢复河运两项主题。复奏内强调“漕务以河运为常法”，称“所有上海沙船，仍应责成应道设法笼络，勿使竟成废弃”。又称直东淮徐数千里，穷民无业，兼之河道不修，飘溺为患，琐尾流离，不绝于路。正宜力筹河运，以补中原之元气，而济海运之穷。“署江督李，经济冠时，必能力为其难。”^[13]

因户部有如此看法，官买夹板船济运漕粮的方案遂无疾而终，兴办轮船企业的建议更受到打击。但是，漕粮运送的困境却依然存在，不得不继续寻求解决之法。

同治六年（1867）二月初八，总理衙门致两江总督函，对漕粮运输遭致的困境和处理的困难情形有如下说明：“河运一时不能复行，而沙船又凋敝至此。无论其不敷装运，即使敷衍而来，而停废既久，糟朽必多。且经营之孽息毫无，又焉能迫其从命。若竟雇觅洋船，又恐诸多流弊。且洋人日后必以此船为奇货可居，转恐另生挟制。若尽恃官买，而购价及修费，亦觉为数不赀。”^[14]

五月初七，总理衙门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指称，华商造买洋船之议，原因沙船疲乏，不敷济运而起。且中国商船万不敌轮船之便捷，洋通华滞，利权尽失，不得不设法变通。赫德之雇觅夹板、应宝时之购买沙船建议，两者均不能无弊，是以皆作为罢论。然又不能坐视运漕无策，于是始议开华商造买洋船之禁，或火轮或夹板，原不拘定一格。该商等或有力或无力，亦未施以迫责，不过与其华商等诡寄英商名下，骗捐取利，不如领入明路，俾中国利权，仍归中国商民，既可免隐射之弊，亦可辅转运之穷。^[15]官方倡导兴办轮船，至此似露一线转机。

同治六年（1867）夏，《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16]由李鸿章主持，经几番周折修改后，由曾国藩以上海通商大臣的名义明令公布，此为针对民间华商所颁。曾国藩声称，“以后凡有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装货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且“不绳以章程，亦不强令济运”，“以见官不禁阻之意”。^[17]与此同时，曾国藩等督抚大臣也在进行官办轮船的酝酿，“所议系由官办或就官厂轮船承领”。^[18]丁日昌更“面陈朝廷，欲广招华商购船，兼运西皖漕粮”。^[19]在他看来，“楚皖等省河运难复，恐均不能不酌改海运”，因而他“本有轮船分运（漕粮）之议”。^[20]此时之议，仍循官商并行兴办轮船之途。

随着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督抚推动兴办轮船，《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公布后，容闳、许道身、吴南皋、赵立诚等民间人士置办轮船的申请亦随之相继提出。但与此同时，反对兴办轮船、反对采用轮船运漕的声浪亦又日趋强烈。

同治六年，曾国藩因漕米数量年增一年，而沙船则日少一日，担忧再过一二年，江浙漕米数量更多时无船可用，故与江苏藩司丁日昌、苏松太道应宝时等会商，拟定于七年春期漕粮海运时雇用部分洋船。为此他奏称，苏松太道应宝时上年曾有议买夹板船之策，嗣恐费重事难，因而中止。该藩司以为改用洋船，其中利大而弊亦多，此时遽议创行，未免群议沸腾，不特无以服众人之心，并且无以钳众人之口。若能试行一二次，果属稳妥，即可渐议改革，不致骇人听闻。因正漕有关天庾正供，未敢轻为尝试而止。曾国藩认为，现思宜荆阳等五县现议暂缓开征收捐买米，所有采买之米，与捐输米石，名异实同，但与正漕又有差别，不如即将其交轮船试运，若装运米石不致迟延，他事尚无窒碍，且驶行顺利，又无龃龉，将来即可陆续试行。如果别有掣肘，即可鉴此前车，永作罢论。^[21]

曾国藩以上建议，所指并非天庾正供，又是局部试行，户部不便反对。同治七年（1868）春间，雇用洋船试运漕米遂得以实行。但试运的结果，是户部表示不满于先，三口通商大臣继陈种种困难于后，最终结果，是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奏，同意按三口通商大臣的建议办理，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建议，则是与其另议试行轮船，“莫若谕令沙船户修整旧船，必不致日见废弃”。^[22]

至此，因漕粮运输困难而采用轮船的建议，因清廷中否定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兴办轮船的动议又遭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