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研究的新动向

在整个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是阻挡正确客观评价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主要障碍。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阻碍正确客观评价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主要思想倾向。在编年史的编撰过程中，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把握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韩国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后，两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中韩之间出现了一系列历史问题争端，有的问题，如高句丽历史问题等，甚至一度达到比较尖锐的程度。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本来，中韩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双方共同认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是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危害，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抗日战争有着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援。韩国老一辈学者一般都抱着感激的心情描述和研究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韩国国家报勋处曾经代表韩国政府授予包括蒋介石在内的20多位中国国民党高层人士以“韩国独立勋章”，表彰他们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作出的杰出贡献。韩国纪念独立运动的纪念馆也都以尊敬的态度颂扬中国人民对于韩国人民反日复国斗争的支持和援助。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严谨的韩国学者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历史，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颂扬两国人民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战斗情谊。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中韩建交和中韩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最近几年来，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研究史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声音。2009年4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纪念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建90周年国际会议上，有位韩国重要政府机关的官方学者，撰文认为韩国临时政府在太平洋战争后的主要外交努力方向已经转向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援助，批评中国官方阻挡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与西方的联络，指责当时的中国政府企图独霸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控制权。^[14]2010年12月，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举办的“韩中交流合作的历史与未来展望”国际学术会议上，来自韩国著名大学的某教授撰文“重评”韩国临时政府与韩中合作，提出要对日本统治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诠释”，主张“不应一味从善意层面出发进行夸大宣传”，其批判指向十分明确。该文认为：关于中国帮助韩人培训军政干部，中国“并非基于‘平等友谊’，也不是反帝国主义观点，而是将其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附属力量”。中国并非将韩国光复军“视为主权平等的抗日战线同盟，而是视为援军，其中蕴含着中华主义的霸权意识”，“从广义上看，则是扩大中国对周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的一种中华主义”。该文批评“中国政府在承认临时政府问题上，采取双重态度”，指出中国政府在《开罗宣言》前后，很早就对韩国信托统治问题表示同意，“并在后来将其用作确保半岛的发言权，将其用作将临时政府绑在自己身边的手段”，指责中国认为“韩国的独立问题最好能够搁浅下来，若韩国问题长期成为悬案，那么美英两国将会尊重中国的立场，中国介入其中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可以实现自身的目标”。“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通过束缚临时政府，确保自身战后对韩半岛的影响力，并对战后苏联可能使出的战术加以应对。”该文的结论更加“骇人听闻”：“在日本统治时期抗日共同斗争这一目标下的韩中合作关系，对临时政府而言，可谓是‘丧权辱国’一般的屈辱过程。”^[15]这些奇谈怪论反映了部分韩国民族主义学者主张“重新研究历史”，不管这些学者的动机如何，客观上都歪曲了中韩关系的历史真实面貌。

本编年史的编撰将重视辨正这些违反历史事实的论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本书不取直接辩驳的方式进行驳斥和论战，而是逐日编排历史事实，说明历史真相，如中国政府如何保护受到日本追缉的金九等韩国独立运动志士，如何顶住日本的抗议和压力秘密帮助韩国培养了450多位军政干部，如何在自身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确保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如何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如何首先在开罗会议上提出并坚持战后韩国独立国际地位的确定，如何无数次与美国政府交涉，希望美国与中国一起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为“流亡政府”，如何帮助韩国派遣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创建大会，如何为了韩国临时政府及时返国而与美国军方进行艰苦的交涉等，本编年史将以事实说明真实的历史，让那些奇谈怪论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