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

在第二个主题当中我稍微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们通常称为实践哲学，他的政治哲学基本是以城邦政治为基础的。我们知道他曾经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他本身并不是雅典公民，甚至不是任何一个城邦的公民，他没有公民的资格。可是他有点像黑格尔所扮演的角色，以他本身的系统来讲的话，他把希腊的城邦政治作为一种理想，能够展现人性中间某些普遍的要素和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我用黑格尔的方式表示它就是国家普遍主义的东西。亚里士多德作出了一个很好的综合，而不是柏拉图。虽然黑格尔认为柏拉图是完全了解希腊伦理精神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才是，而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用其实就有些像黑格尔，黑格尔也不是德国人，当时来讲，无论是现代的国家、民主国家，还是宪政制度德国都落在英国和法国之后，可是德国官员本身就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本身提出了一个对现代性思辨性的综合。那么亚里士多德所做的事情就与黑格尔很像，虽然城邦已经快要覆灭，他的学生几乎快要征服世界。作为老师他却告诉他的学生们，真正理想的生活、真正良善的生活是在城邦生活当中实现的。那么它的背景就跟之前所讲的有关系，就是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反思和批判，亚里士多德对民主制度的批判没有柏拉图那么强烈，但他还是一个民主的批判者。古典的作家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字大部分是出于对雅典的民主有敌意或批判态度的哲学家所作的。那么你要回去看看民主，它本身是在公民大会里面去讨论政治事情，去辩论政治事情。所以你要真正研究那个东西的时候，是要研究他们的一些演讲或者做一个更历史性的研究。假如我们是从政治思想来讲的话，我在这简单地举一个例子，就是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三部的第八十章，从那个脉络来讲的话有7位哲人，当时应该是称贵族，他们推翻当时波斯的一个僭主的时候，所做的一些讨论并不是关于波斯背景的，反映出来的却是希腊人当时的一些思考。也就是说，那个文本可以说是西方第一个采用比较政治学的脉络的，它的逻辑很特别，说：“当人民是统治者的时候，它的第一个主题是法律之前的平等，第二是君主不能做那些人们所反对的事情。执政人员应该通过抽签来决定，但是他的权力需要受到check of audit”等。那么经过这个说明之后，这位提出者说（因为他们已经推翻僭主，要设立一个新的regime），他认为应该废除君主的权力，因为对多数人来说是全体的表决。民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全体人民作决定，就是卢梭所讲的公意（general will），那是一个整体的东西。可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民主的决定它其实只有到多数，甚至只是过半的多数，除非我们是在通过宪法的时候要求比较高。但是我在之前处理卢梭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卢梭的“general will”当中，他是要在现在的场景当中，去设想一个群众怎么才可以是一个all，是一个general will，这是卢梭致力于论述的一个事情，我在此就不再赘述。可是我在处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时候，看到这个文本，我发现其实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民主派的人认为many就是all，many才能代表整、全体。关于这个概念在古代有非常清楚的展示。假如这个翻译没有错的话，那我这边的诠释是从Meier的The Discovery of Politics中吸取过来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民主的主流思考，当然大家可以参考希罗多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在这个上面可以说是建立了西方的最有系统的最早的政治学。我引用施特劳斯的说法，他说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西方最原始的政治科学的一个形态，但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事务的普遍理解并非科学的。说它不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像现代的政治学，比如从霍布斯开始，我们要找到一个无法质疑的原理，按霍布斯的观点看，如激情或权力的概念，然后在这些概念当中经过一个讨论之后，形成一个系统后来看我们政治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并不是这样，虽然他也有目的论、良善生活的幸福论，但是他做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他做的事情是回到政治的场域当中，把民主派、贵族派和君主派（在当时是没有君主派的，这其实与亚里士多德所讲到的强者有关，他在《政治学》第三书的后半段讲到，当一个真正的强者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有了君主制度。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将其作为君主制来概念化理解的）的想法基于当时的论述结构讲出来。所以它是一个“common sense”，但是他这里所谓的普遍理解并不是非创造地去整理别人的想法，比如整理反恐的意识形态或整理伊斯兰的想法，但如果单纯只是整理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判断的。亚里士多德还是有判断的，但是他的判断并不像柏拉图一样有一个高的形而上学的原则，然后从上一直往下推导下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的话就会破坏城邦基本上存在的多元性，就会破坏基本的城邦生活。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基本的想法，也就是他所谓的目的论，即我们的行为并不是没有目的性的，它有一种行善的本能，以及有一种在西方而言，我认为最接近中国的想法，就是我们中国所言的中庸之道。即virtue作为一种选择，就是在过与不足之间选择一个中道的点。这个选中道的点听起来是很神秘的，但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讲，他对中道概念所做的一些政治上的描述，在一个程度上决定了后来西方文化的某些结构。这是我们可以有些参照的，当然要批评的话要从很多地方开始。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phronesis，phronesis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实践智慧或者明智，但是我倾向翻译成明智这个单一的词，因为把智慧放进去的话有可能跟理论的智慧相混。我在此只是稍微引一下定义，不对其做过多的说明。大家看这个定义，它其实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射性。我们看亚里士多德，他说你研究phronesis的时候，就是研究那些善于选择善的事物的人，我们应该研究那些有这个能力的人。但是问题是哪些是善于做善事的人，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定义实践智慧这个概念的时候，引用了具有实践智慧的人。我们可看到他对很多字的定义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定义实践智慧这个概念的时候，把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定义在里面。那这就会引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会知道哪些是有实践智慧的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他所谓的理想城邦如何去实现的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我待会再来谈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跟我们现在有点关系，就是他区分了实践智慧跟政治智慧。实践的智慧其实关联到立法，我们现在讲立法是关系到普遍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城邦的建制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另外，所谓的政治智慧是你在政治体制这个系统里面行动的时候你的实质性的判断，你应该去做的那件事情。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在做政治学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其实做的都是前者，即对实践智慧的分析。这也就是阿伦特为什么在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其实有些理论上的欠缺。也就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当中，有那么多希腊的城邦的民主政治或者政治的经验的东西，可是你再看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谈这个权威的问题，她谈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几乎没有办法谈太多的东西。虽然她对亚里士多德谈实践智慧各方面还是有所褒扬，可是亚里士多德在谈实践智慧的时候，其实谈的是阿伦特本身认为是一个非政治或前政治的东西。可恰恰因为这样，我们必须注意到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政治学，后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立法的科学。也就是说他后来所走的实际上的一个结果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在讲到《伦理学》第十书第九章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最原始的政治学的纲要。这个纲要跟现在的政治学并不完全一样，有一些考证——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做经验研究的人，所以他说他要先回顾之前的人的一些讨论。包括在第二书当中，他有对柏拉图及对其他一些立法者的分析和批评。然后他说他搜集了希腊158个城邦当时的宪政体制（不过从当时残留的一些文稿看，据说是他的弟子写的，不过代表了这个学派本身对城邦政治的了解也是经验的一个体现），因为经验的关系，所以他要了解各个城邦如何去保存、维护自己的体制，我们现在把这叫做经验性研究。基于上述经验性的了解，我们就可以获得对于一个优良城邦应如何建制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