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法档案及其解释纬度
大致有社会经济史和法律社会史两类学者以司法档案作为研究的基本资料，本文主要评述以刑科题本和台湾淡水新竹诉讼档案为基本资料的相关研究。对于刑科题本资料的利用，最初是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在“资本主义萌芽”论解释模式下进行的。在《清代地租剥削形态》这本乾隆刑科题本档案的编辑说明中，编者介绍说：“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原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于清内阁乾隆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中，选出一批有关农村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史料，以供科研工作之需……尤其对于清代农业租佃制和地租形态的发展变化、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2]曾经参与过当年刑科题本租佃关系史料编选工作的刘永成在介绍这一工作时这样说：“清代刑科题本本身是当时刑事诉讼与审判的案卷，也是当时阶级压迫的产物。清代刑科题本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既暴露了清代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况。在刑科题本所反映的案件中，尽管各级官府衙门在叙述案情时，对于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总是企图加以隐讳，或者大肆歪曲和污蔑，但它毕竟是皇家的宫廷档案，封建皇帝要求其下属官僚们详细奏报案情始末，照录供词。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从劳动人民命案的当事人的供词部分，找到较原始、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3]其史料编选实际上是遵循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基本理念的，由此，在研究中，也发展出地主制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两种基本论断。刘永成在解读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得出了初步结论：“乾隆年间，无论是在南方地区，还是在北方地区，不管是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区，还是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更不分是在货币租制下，还是在实物租制下，都或先或后地出现了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一般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与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关，因为获利大，发展也较快些，缴纳货币租的比重就要大些。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解体时期，在农业生产领域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形式，即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经营方式。同时也应当看到，清代前期的经营地主经济和佃富农经济是在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罅隙中出现的，因此，它必然会不断地遭到封建经济和封建势力的钳制和阻挠。但是，随着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越来越活跃，不仅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农业资本主义的幼芽也能够星星点点地缓慢地滋长。”[4]
在利用刑科题本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中，李文治最具影响，他将资本主义萌芽的解释同地主制经济联系起来，并给地主制经济下定义：“地主制经济指整个地主经济体制，即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包括农民所有制及各类官公田在内的土地关系整体，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李文治的解释体系中，地主制经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适应着农业生产、商品经济发展、地权分配变化、宗法等级关系松懈、农民战争冲击和国家政策调整，其主导作用始终不曾改变。[5]他对于地主制经济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因果关系这样解释：一方面，“在明代中叶，伴随着农业生产及商品经济发展，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清代前期并有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发展极为缓慢，其间原因极为复杂，而地主制经济的制约是其中原因之一。由于土地财产比较稳定，土地可以买卖，实行买地收租经济收益更有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为以占有广大地产为荣的观念。当时工商业者遂常把他们通过剥削而积累的多余财富转向地产收租，较少投向工业扩大再生产”。[6]地主制经济因其本在结构而成为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障碍。但他同时又论证说，地主制经济本身有着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明清时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这是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中国地主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地权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分封赏赐，而是通过购买。虽然土地买卖与暴力掠夺每因时期不同而相互消长，而地权转移发展总趋势则是土地商品化的加强……土地商品化的发展，这时已在开始冲击土地回赎权和亲邻优先购买权之类顽固的封建宗法习俗。”“以上反映土地制度的封建宗法关系松懈的因素，如地权分配及地主身份地位的变化，土地买卖关系的迅速发展。这种种发展变化，使中国以地主经济为主体的土地关系具有孕育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7]如此，则在论证上相互矛盾，可以理解为，地主制经济本身有着极强的韧性和适应性，既蕴涵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空间，同时，又存在着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结构性障碍，这是否可以理解成如黄宗智所说的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8]
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文治没有对此进行综合论证，这恐怕与其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假设有关，即预先假设了清代前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总趋势，并将经营地主经济、佃富农经济、雇工人身份地位的变化[9]等都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而这些现象都在地主制经济的弹性限度内。李伯重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研究归结为“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认为这是特定时期民族心态的表现和“单元—直线进化”史观的产物。[10]以地主制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基本概念，甚至是带有“范式”意义的分析框架，其预设倾向十分明显，自然，刑科题本中的“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史料”可以为这样的论证提供资料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在阶级斗争史观的主导下，似乎有一种“草根”情结，总能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解读出刑科题本档案中的农民的诉求，[11]但又无“他者的历史”视角，无法凸现农民作为他者的“历史主体性”。
作为李文治的学生，史志宏以刑科题本档案为基本资料，研究了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发展。他将小农经济定义为“个体农民经济”，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并认为：“研究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离不开对地主制经济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2]制造地主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对立格局，无非是想彰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然而，与小农经济相对应的概念，不是地主制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这是土地经营规模层次上的一对概念。我们应该将所谓的地主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都称为生产方式意义上的小农经济。[13]
接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整理乾隆朝刑科题本的工作，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末即开始了嘉庆朝刑科题本的抄录与整理。他充分肯定了历史研究所同行的工作，认为《清代地租剥削形态》和《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两书的编辑者“注重土地制度、地租形态和农村阶级斗争的资料，很有意义，所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我们在这类档案中，除了留心于它们相同的内容，还多视角地观察它，关注主佃、东伙、主奴、良贱、特权者与平民、家庭宗族、男女、民族、宗教徒与非教徒、土著与移民等十种人际关系的材料”。并将这十类资料归纳为清代生产关系史、社会等级史、下层民众社会生活史、移动人口史和司法史等五个方面。[14]之后，冯尔康、杜家骥还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出版了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15]这样的分类和史料编辑学，实际上建基于冯尔康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即“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多说几句则是，中国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个专门史，以期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16]冯尔康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所做的研究，也贯彻了这一方法论，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阶级分析方法，试图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理解小业主的从业状况、经营特点和社会地位。[17]可以看出，冯尔康及其学术团队已经突破了阶级史观，以社会生活史的视角来解读刑科题本档案了，但这样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距离整体史书写尚有一定的距离。[18]
法律史学家郑秦从亲属法的视角整理了从雍正到嘉庆年间的刑科题本“服制”命案，认为：“亲属法的基本概念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清代，渗透到法律的各个层面，亲属法不仅是民事法律范畴，而且刑事、行政、经济等各种法律关系的确立和调整都离不开亲属法。这是因为，在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就是各个家庭的集合体，因而全部的社会关系也就可以看成各种各样亲属关系的社会化。”[19]作为法律史学家，郑秦等学者在编选这部分司法档案时，没有进行概念化的分类，只是照录相关题本后面所附的贴黄，“贴黄是每件题本后面所附的提要，题本往往文字冗长，而贴黄仅数百字，简明扼要，一目了然……是最好的案情简介。”[20]法律史学的问题和理论关注，使他们不太关注案件的细节所蕴含的社会经济史意义；此外，除了在亲属法的基本概念框架内进行材料的遴选外，选编者对于资料本身没有过多的价值判断和先入为主的理论假设。
有学者利用这部分“服制命案”史料，从道义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清代前期的小农家庭经济，认为：“生存经济是小农家庭经济的主要特征。我们在分析时主要着眼于生存经济这一点。佣工、自耕与租佃结合、典卖房地与回赎找贴、财产均分、婚嫁财礼和童养媳等小农家庭的各种制度安排实际都是为了增强小农家庭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因为所选的是服制命案，所以本文所使用的刑科题本中反映的基本上是小农家族和家庭内的社会经济关系，视野的局限可能导致其与真实全貌有不小的差距，而且清代的刑科题本数量巨大，本文的527个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所反映出来的小农家庭经济图景肯定有不足之处。虽然如此，但就发掘的材料看，本文揭示的小农家庭经济之面相与经典文献中所展示的更恢宏壮阔的小农经济图景还是具高度一致性，诸如佣工的地域分布、房地典卖、找赎与找贴等等，这种一致性也表征了小农家庭经济的一般特征。”[21]这和资本主义萌芽论者的视角已经有很大不同，这一研究试图对小农家庭经济有一种贴近历史现场的“理解之同情”，且认识到由于服制命案史料的选编以亲属法概念为框架，只限于家庭和家族内部，故只能从家庭内部关系来透视清代前期小农家庭经济状况。
美国学者布德茂（Thomas M. Buoye）的《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22]是一本以刑科题本档案为基本资料，关于18世纪中国乡村财产权变迁的优秀社会经济史著作。他虽在题目中提及“市场”和“道德经济”概念，却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为零的市场假定进行了批评；也并“不挑战‘道德经济论’的锋芒”，认为“实质经济学强调的价值和制度也是中国自耕农、佃农和地主经济算计的内在部分”，但“经济变革在18世纪波及整个农业经济，对支持和使产权合法化的长期恪守的价值取向和传统习惯形成强大的压力”，因此“道德经济学”无法对此进行全面的解释。而“欲在广阔的经济场景中理解关于产权的暴力争端，需要对经济历史的变迁和结构有更为全面的理解。”[23]他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的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人口、技术、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制度，以调和新古典经济学与实质经济学之间的截然对立。他并申明：“我的意图并不是用18世纪的中国作为‘证实’诺思理论的验证个案。事实上，我是依靠其洞见作为理解经济史结构与变迁、经济变迁与社会冲突关联性的一种导向装置。”[24]布德茂在书中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也有批评，但借用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真的就能综合新古典经济学和道德经济论的解释吗？由此能在中国历史实践场境中解释乡村产权的内在逻辑吗？
布德茂有一个基本假定，即“田土产权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要求加剧了暴力争端的潜在可能。基于这一假定，本书对围绕产权的暴力争端中的主要问题、参与者、官府处置、时空样态与时俱变加以解释，从而揭示其历史意义”。布德茂对于这一假定又以诺思式的理论叙述方式加以陈述：“生产要素的相对价值位移出现时，就会有动力改变现存的经济制度，而改变其的努力将带来冲突的潜在可能。如果这些变迁被延宕并以特殊方式出现，则风险和不确定将更大，而小规模社会冲突的潜在可能亦将加大。”[25]这使我们想起诺思对西方世界经济史中经济绩效的经典解释：“在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根源，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绩问题的核心。”[26]这样的事实判断，应该是在经过翔实的经验研究之后得出的，而不是由西方经验移植过来作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假设。我在阅读该书时，很明显地感觉到，布德茂在“市场”与“道德经济”两个关键词的天平上，倾斜于“市场”这一边，因为，“道德经济”的顽强抵抗蕴含了稳定不发展的特征，而“市场化”动因则使产权制度发生变迁。这一判断只是以另一种理论武装起来，而其基本判断似乎和“资本主义萌芽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佃农和雇工人身份等级依附关系的松懈，是否也可以解释为“道德经济”的衰退呢？！
对于刑科题本资料的利用，布德茂还专门从方法论和史料学方面加以论述。布德茂对所利用的刑科题本档案有自己的分类，仅仅选择了与抗租、撤佃、回赎、水权以及田界争端五类特定产权问题相关的案件。在这些案件所关涉的时间与空间分布上，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编史学问题，“由于这批档案在分类上相对来说仍很粗略（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死罪案件记录，大部分都只是按照朝代做分类），便很有必要针对这批内容丰富但却庞大不易使用的历史文献，发展出一种更为仔细审慎的抽样技术。另一方面，虽然地方政府档案包括了能使学者针对个案进行深度考察的众多地方司法争讼记录，但这些地方档案现今只残存在部分州县，档案分布空间的有限性，也让人不得不质疑：那些只依特定州县档案素材而推导出的结论，究竟是否能一体适用到全国其他地方？”[27]布德茂并在评述黄宗智的清代民事审判研究时，认为黄宗智利用清代巴县、宝坻县、台湾淡水新竹的诉讼档案，“由时间跨越1760至1909年的三个州县，选取并分析了三个地方的民事司法案件；而我的研究则是由三个省份送呈中央政府的审撰文书来对死罪案件进行抽样，我用以抽样的母体，则是包含了同样发生在乾隆朝六十年间的来自数百个州县的司法案件。由我对这些乾隆朝暴力争讼案件所做的研究，清楚地显示了：时间与空间因素，对理解和财产有关的争讼行为，是有关键影响的……因而，当我们借助这些史料进行较广泛的推论时，也必须在方法论上更加的小心谨慎。”[28]布德茂对司法档案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似乎解决了案卷的时空分布和地域代表性问题，但如考虑到司法档案来源受制于帝国官僚体系的制约及档案保存中的制度性、技术性失误以及研究者分类的知识论限制等等因素，则其说服力不免会受到质疑。编史学的方法论，不是仅仅局限在史料选取的技术层面，更关系到理论资源的学术史脉络，这样的知识脉络，决定了研究者选题史料的既有框架，由此显示了历史研究的思想史和当代史取向。
如此说来，在地方史的时空坐落中利用司法档案做法律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否如布德茂所说的有资料选取的时空局限性呢？兹以台湾“淡新档案”的搜集整理和相关研究来加以论说。“淡新档案”的整理者戴炎辉依照案件性质对这部分史料加以整理，将案卷分为行政编、民事编和刑事编三大类，行政编的重点在于财政与抚垦，民事编关于田房事项为数最多，在刑事编，财产侵夺类占一部分。[29]台湾学者黄静嘉从法制史学家的视角如此评价这批史料的价值：“《淡新档案》之弥足珍贵，是在它保存了个别讼案的完整记录。从这些资料中，可知原告如何发动诉讼，诉状怎么写及其形式上的要求。它例示了地方衙门的运作及诉讼的程序。从这些资料中，更可了解当时听讼官吏，即掌理诉讼之司法人员之心态与行为模式。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不仅是纸面上的法制，而是在运作中的法律。”[30]戴炎辉以“淡新档案”为基本资料对清代台湾乡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谈及“淡新档案”的整理对这项研究的意义：“经过多次的研讨，及‘淡新档案’全盘整理之后，我对清代台湾乡庄的全貌，已有更进一步的了解。”[31]黄静嘉在评论该书时，也特别强调了戴炎辉对“淡新档案”的利用：“本书之特色，即其论述之所以超越前人者，即因其论述赖有‘淡案’之实证及支援，盖其所述者几乎无一处无所本……其就某一事项之论述，其所引述之‘淡案’数量，辄有达到数十条者，本书之附注凡二千条，其引自‘淡案’者，即达五百多条。”[32]
美国学者艾马克（Mark A. Allee）则运用“淡新档案”对19世纪北部台湾竹堑地区做了相当优秀的社会史研究。艾马克对于法律案件记录的史料性质有着很好的反思：“法律案件记录作为历史的证据，明显地有其不完美之处。可以确定的是，行将失去生命或被剥夺自由的刑案嫌犯，以及企求获得实际利益的涉讼人，有着明确的动机让他们遮掩事实。”[33]追索其中的“历史事实”固然是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但应看到其表达和诉讼策略的意义。黄宗智对诉讼档案的史料价值深有体会地说：“诉讼档案，它同时包含了有关表达与实践的资料、有关结构与抉择的资料，它要求我们同时从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制度。”[34]
艾马克同时对戴炎辉的淡新档案的分类也提出了批评：“对于传统中国法作民、刑两个范畴的区分，导致了较不明显的、模糊的分析地带。中国不像西方传统上将两个范畴分得那么清楚。”“（淡新档案）案件区分为三大编以后，继而被细分入强盗、婚姻，以及抗租等款。戴教授根据原件的标记、内文，以及传统法律概念加以分类。不过这最上位的三大编分类，却源自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分析原则，清代有司并非如此看待这些案例。”[35]艾马克并未像黄宗智和布德茂那样，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利用司法档案，而是选取1161件“淡新档案”中的5件案例，在地域社会史的脉络里进行细密的分析。比如他结合竹堑地区乃至台湾开辟移殖的历史，以个案来研究“一田多主”的土地关系，发现在大租主和小租主的讼争中，小租主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优势：“这类（大租户）家族或许可以合法收取大租，不过虽有官府的支持，却仍不断地痛失收租的能力。正如我们所见，吴家管事与雇请的人手只在竹堑和大溪墘地区等较大街镇才发生作用。佃人身为小租户，却能公然抵抗大租户，有时甚至依持着若干优势抗拒衙役。他们位于竹堑与艋舳中途，穷远孤立，某种程度上官府的治理显得鞭长莫及。另外，他们毗邻田地而居，永为己业，或是自行耕种，或将剩余田地分租现耕人，与土地休戚相关，对土地的关系不仅较城居大家族更为牢固，而且更为直接。最后，本个案中大部分（或全部）佃人同属客家亚族群，社会文化的和语言的联系，让彼此紧密地结合；语言和传统的连结，又更加强了经济利益上的团结与合作。”[36]地域社会经济史的个案研究，更能贴近乡村产权的历史实践场境，让我们有如重返历史现场的感觉，也更能呈现当地人的关于“业”的观念。
黄宗智则在所利用的巴县、宝坻、淡新经过庭审的221件案件中，发现有170件皆经由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做出明确判决，其中，“淡新档案”87例中有63例，他将其称为“单方胜诉”类型，[37]其目的在于论证清代民事审判有保护当事人产权的实践性质的观点。黄宗智还发现了清代民事审判制度的两种形式，根基于宝坻、巴县与淡水—新竹地区的社会分化和结构类型的不同，“清代民事审判制度是在相对简单的小农社会基础上形成的，它颇易对付诸如十九世纪宝坻那样的地方，却不易应付像十九世纪晚期的淡水—新竹那样的较复杂的社会……淡水—新竹衙门所受的压力不断上升，部分原因无疑在于商品化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土地和借贷交易。土地买卖及银钱借贷越频繁，交易方式越复杂，所引起的争议便越多，官司也就越多。但上述两处运作形式上的差别，主要应从它们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寻找解释。有钱有势的个人与团伙，在宝坻乡间很少见，但在淡水—新竹却很平常。这样的讼民较有见识，不轻易屈从，不轻易罢手，比普通农民更会利用法律制度。他们舍得花时间、出钱财，不避烦难，雇请专人助其诉讼，或代其出面，旷日持久地打官司。他们的出现，乃是淡水—新竹法庭积案日增、负担加重的最终原因。”[38]如此之区域类型的划分，如果不能以区域史研究做基础，很难想象能真正符合该地的历史实际。黄宗智和艾马克对于淡新档案的解读，所得结论截然相反，我们自会从中得到应有的方法论启示。
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者，更多地将诉讼档案看作是可信的史料，基本上不加考证地拿来主义式地加以利用，较少注意到诉讼档案中叙述的技术及其支配逻辑。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是精神状态史的经典之作，该书利用丰富的宗教裁判所档案，对中世纪一个法国山村的居民的精神世界做了细致入微的描画，显示了作者超凡的史料解读能力，历史民族志的视角和方法似乎也比较真实地将当地居民的性行为、情感、宗教观念等比较私密的精神世界呈现给读者。他是如何呈现“他者”的精神世界的呢？美国人类学家雷纳托·罗萨尔多批评了勒华拉杜里过于天真地相信宗教裁判记录的真实性，富埃尼主教作为审讯者的调查是如此具有权威性，以至于遮蔽了宗教裁判记录作为宗教压迫的文献之事实；在民族志书写的层面，勒华拉杜里以田园诗的书写方式将他的乌托邦憧憬转变为对贫穷但“快乐的牧羊人”形象的刻画。[39]民族志作者自身权威的构建和乌托邦憧憬，都使对“故事”的叙述技巧和宗教裁判记录的权力支配的反思付之阙如。
美国新文化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则注意到了司法档案中故事叙述者的权力关系，她曾研究过16世纪法国司法档案中的赦免状，其中的故事叙述者较少受到法官的干扰和主导，在赦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不可穿透的‘官方文化’强将自己的准则加在‘百姓文化’上，而是在国王的规则主导下所导致的文化交流的结果。求赦者、听众、赦罪者的利害关系是不同的，但他们都牵扯到关于暴力与和解的一场寻常的讨论”。[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