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式企业文化

·也说中国人的特质

无论国际化到何种程度，企业始终是深深烙着国家印记的。企业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微观组织，企业文化也必然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企业以人为各项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以要了解企业文化，首先就要看看国人的文化特质。

关于中国人的特质，有不少经典的分析和评论。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用幽默的语言解读《中国人的素质》；林语堂先生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中国人》，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凡此种种，对于中国人特质的评论，既有勤劳、节俭、忍耐、仁慈，也有好面子、说谎、猜疑、缺乏公共精神、守旧、消极避世，其中又掺杂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各种有利和不利影响的点评。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我们注意到最为值得一提的中国人特质包括勤劳、忍耐、超脱老滑、守旧、人治。

一是勤劳。勤劳无疑是世界上最值得推崇和尊敬的美德之一，而中国人的勤劳是自古以来就蔚然成风的，从悬梁刺股的儒生，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手里离不开针线和纺线机的妇女，到衣食无忧的富翁，乃至高高在上的官员和最高统治者皇上，都是如此。正如《中国人的素质》中所描绘的：“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雕师傅，上海的磨坊伙计，以及北方各省那些梳棉、筛面的工人们，全都是夙兴夜寐”。人们一年四季都在辛勤工作，仿佛中国人从来就不会让自己闲着。作者明恩溥不禁发问：“总有一天，白种人和黄种人将展开一场空前激烈的竞争。当那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时，失败的将是哪一方呢？”这个问题或许现在还无法回答，但30年来中国的GDP排名不断攀升，最为重要的动力就是中国人比西方人多出的勤劳。

二是忍耐和坚韧。明恩溥说“中国人的耐力素质是举世无双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忍耐是适应环境的必然结果，因为这块土地上有过于稠密的人口和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每个人只有狭小的生活空间，劳动获取的报酬也相对微薄。“忍”被很多书法家写出来挂在墙上，民间也有“小不忍则乱大谋”等说法。忍耐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不过，正如林语堂所说：“这种品质走得太远，以致成了中国人的恶习：中国人已经容忍了许多西方人从来不能容忍的暴政、动荡不安和腐败的统治，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也是自然法则的组成部分”。所以忍耐在企业中既有可能成就坚韧不拔的幕后英雄，但有时候也会成为违规行为的温床。

三是超脱老滑。超脱老滑更像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或许也是与西方社会差距最大的特质。这种特质的来源既有受到佛家思想影响的缘故，也有道家“无为”的色彩。一方面，超脱可以使人显得老成、温和、稳重，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更加从容不迫；另一方面却具有消极避世和麻木不仁的倾向，嘲笑一切积极的努力，容易使人失去改革的热情和远大的理想。《中国人的素质》说：“在这个原则下，中国的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对于企业来说，它既是和谐氛围的黏合剂，也是改革创新的最大障碍。

四是守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创新与冒险精神得到的往往是批判和嘲弄，“崇古”才是主要的基调。古云：“天不变，道亦不变”，《庄子·外物》说：“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其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的正统和主流思想，更是崇古薄今。“只能我注六经，不能六经注我。”这种崇古薄今的思想表现为对传统的盲目尊崇和对创新的轻视。这主要是因为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集权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必须持久、稳定、不变，才可以保持稳定的发展；反之，可能导致动荡或饥荒，于是逐渐养成了过于谨慎、畏缩和保守的心态和行为方式。这种态度容易妨碍人们开拓创新，也不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对外开放。

五是人治。尽管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法家思想的惊鸿一瞥，而且在秦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很快随着商鞅之死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与“法治”相比，人们更习惯“人治”，期待有一个贤人带领。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虽然各朝各代都曾制定了严峻的法律制度，不少思想家也提出了有闪光点的法律观点和主张，但是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法治”。事实上，重人治而轻法治始终是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这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之前处于封建社会，缺乏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契约精神，封建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各层官吏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或绕过法律，导致人们没有依赖法律、敬畏法律的精神。相应地，在企业管理和执业行为中往往也缺乏对制度的敬畏和遵守。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只是作者从群体性作出的一点思考，并不针对作为个体的人或者单位。

·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如上所述，企业文化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亚文化，因此必然受到民族文化体系的约束。正如日本企业文化背后是“菊与刀”的哲学，美国企业文化背后是“自由和市场”的哲学，中国特色企业文化模式的背后也有着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子。

例如，“人情”在大部分中国企业中都比其他国家的企业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西方社会以“法理”为关系纽带，企业文化重视契约关系，而中国人是以“情感”为关系纽带，强调以和为贵。因此，在很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中，“以情动人”与“以理服人”是开展管理的前提与基础，在此基础上才会试图“以法治人”。试图采用严苛制度治理企业的领导者，会被大家视为“不近人情”、“不懂事儿”、“冷血动物”。所以，中国企业在“情”与“法”的平衡中，比西方企业更具掌控能力。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企业的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有章不依、执行不严，使得制度失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看似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传入中国企业之后会“变味”的原因。

在传统文化中，对“精确”也较为排斥，对语焉不详的“道可道非常道”倍加推崇。这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要求的“精准”、“客观”背道而驰。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家长制和等级制，使得大部分企业对于家族式、权威式管理更加青睐，期望有一个英雄人物而不是一套科学机制带领整个企业前进。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如果家长制和等级制的影响较深，容易助长独断专行的风格，在对待上级时盲目服从，在选拔人才时论资排辈。而现代企业更加需要的是契约、分权、人尽其才和制度化安排。

最后，中国的企业文化容易变成“千人一面”。本来企业文化应该是有个性的，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文化，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也会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但是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刚刚起步，还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对于自身特色挖掘不充分，使得企业文化建设“一拥而上”，在企业使命、愿景、企业精神等方面大同小异，找不到各自的特点，也就无法与市场需求和品牌建设密切结合。这使得很多企业的文化建设空有其表，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