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以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为契机，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规模侵入中国，打断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缓慢演变的正常进程，使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生产力迅速发展，亟须扩大殖民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这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改变对华贸易逆差，保护鸦片贸易，则是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
中国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力，严重地影响着英国等一些国家开辟国外市场的需求。在鸦片战争前，英国就已成为最大的对华贸易国。中英贸易中，中国输入英国的货物中以茶叶为最多，其次是生丝、陶瓷、土布和中药等，需求量日益增大。在英国和中国的商品相互来往过程中，销入中国的毛织品、金属制品、印度棉花等商品却因中国自然经济自身的抵御，而难以畅销。因此，在中英两国长期贸易中，英国每年都出现贸易逆差，每年英国政府都要拿出现银抵补巨大的贸易逆差，倒流入中国二三百万两白银。于是，为了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形势，扭转贸易逆差并对中国进行掠夺，英国继葡萄牙、荷兰之后，往中国倾销可获得巨大利润的特殊商品——鸦片，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从19世纪初的每年对华输入鸦片4000多箱，到30年代末则增至每年40000多箱。从1800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0多万箱，牟取暴利3亿多两白银。鸦片成了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工具。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高额利润，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暴涨；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官吏更加腐败，军队战斗力进一步丧失；吸食鸦片者的精神和体质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同时也使清王朝统治发生严重危机。
以林则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吏，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道光皇帝从加强统治的利害关系出发，倾向于禁烟。1839年3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禁烟。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的协助下，将缴获的英美烟贩的2万余箱（约237多万斤）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非法贸易活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与决心，揭开了近代中国反帝爱国斗争的序幕。
为保护鸦片贸易和实现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英国侵略者于1840年6月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
1840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对华战争决议案。6月，由48艘舰船和4000多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由于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经济上、军事上的落后，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割让香港给英国；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与英国协定关税；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准许英国人与中国商民自由贸易，准许英国人在中国建教堂、医院和自由居住，准许英国兵船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
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美、法等国接踵而至。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法国政府也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黄埔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除割地、赔款外，几乎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的一切条款，而且比《南京条约》内容更多、更具体，还获得了兵船可以进入中国沿海港口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紧随其后，其中，葡萄牙乘机夺取了对澳门的管辖权。
这样，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实施，使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受到破坏，中国开始由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变为领土完整被破坏、独立主权丧失的不完全独立国；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通过通商口岸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冲击着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使其逐渐走向解体，刺激着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使中国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的一部分；文化上，外国侵略者通过传教、办学校、办医院等方式，广泛地进行文化、精神侵略和奴化教育，并逐渐造就了一批买办文人。这一切，说明中国自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已开始由一个独立的落后的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加速】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落后而又广阔的需求市场为西方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实际上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增长势头仅保持了2～3年，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下降。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难以倾销，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顽强抵抗作用。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却认为是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太少而造成的，对已经取得的特权并不满足，为了扩大在华权益，美、俄则充当英、法的帮凶，也想以此获取好处。1854年和1856年，英、美、法三国两次向清朝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决定以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英法两国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为借口，组成联军，在俄、美等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新的侵华战争。这场侵华战争是为扩大鸦片战争所取得的特权而发动的，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故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以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而告结束，历时4年多。
在战争中，英、法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进行疯狂洗劫，特别是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时，一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经过从雍正到咸丰150多年的营建，集中外建筑之精华，藏有无数稀世珍宝和文物典籍，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侵略者抢劫一空，焚为废墟，造成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侵略者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收藏的大量珍宝文物和市民的财物，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尽管中国广大民众和清朝爱国官兵英勇杀敌，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战争仍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
腐败的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与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作为英、法侵略者帮凶的沙俄和美国，则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演变。
西方侵略者又在中国得到了大批特权：割让九龙司给英国；新开11个通商口岸和2.5%的子口税制，使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沿海沿江通商口岸；英国人控制中国海关，中国的海关税务需由外国“帮办”，外国人在中国可以自由经商、传教、居住，外国的船只舰艇可以在中国的海域和内河自由航行等，中国的海关和外贸、领海和内河、司法等主权进一步丧失；准允外国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外国得派公使驻北京等。此外，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其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吞并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沙俄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几年间，沙俄侵占了中国东北、西北共计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而且，它们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成为其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重要场所。
外国资本还通过对中国的商品市场、航运业、金融业等的控制，压抑和阻碍刚刚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外国资本还通过雇用中国人为其服务，造成中国的买办制度，形成买办阶级，使其成为外国侵略者的走狗和工具。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标志，中外反动势力开始结合。
1862年1月，清政府正式确立了“借师助剿”的反动政策，标志着清王朝开始以洋人为靠山，开始同外国侵略势力正式勾结起来，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还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外国公使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英、法两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大加强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加速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加速了，程度加深了。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那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急于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以满足本国发展的需要。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中心。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就是这种殖民扩张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
日本这个中国的邻国，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经济上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政治上形成了一个由资产阶级、封建军阀、地主相结合的，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的，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的政府。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加入了瓜分世界的行列。朝鲜和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通过征服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是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核心。
1894年是中国旧历甲午年，清朝政府应其保护国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乘机以保护其侨民安全为借口，增兵朝鲜。7月，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同时向中国运兵船和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突然袭击，在半岛海面击沉运载清军的“高升”号轮船，并向驻守朝鲜牙山一带的清军进攻，挑起了中日战争。10月，日本海陆军两路向中国本土进攻。清军每战必败。到1895年3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安东、大连、旅顺、鞍山、牛庄、营口、辽东半岛等均被日军占领。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时任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允许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和设立领事馆，不许逮捕为日军服务的汉奸等。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它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日本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也迫使清政府大举借债，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上更加依附于帝国主义。
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也享受《马关条约》规定的新特权。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投资设厂，筑路开矿，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直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竞相在中国强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俄国强租了旅顺、大连，将东北划为其势力范围；英国1898年逼迫清政府，强租九龙半岛99年，同时，还租借了威海卫，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以云南和两广为其势力范围；日本除独霸台湾外，又将福建划为其势力范围；美国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即保证中国市场对美国的全面自由开放。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基本确立了。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分割的危机达到顶点，中国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终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这些斗争迅速发展并波及全国，最终汇合成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群众通入京津，传授拳术，焚教堂，杀洋人，京津沿线的义和团群众或破坏铁路，或割断电线。清政府在失去控制局势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躲避义和团的锋芒，决心利用义和团向各国宣战，然后再依靠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消灭义和团。于是，京城里的义和团群众被引去攻打使馆和教堂，并得到了2万石粮食和10万两银子的赏赐。
为了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英、美、德、法、意、俄、日、奥八国（后又加入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3国）组成了八国联军，又一次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6月10日，八国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洗劫了北京这座文明古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
而西太后率光绪帝及一部分大臣逃出北京，进入山西境内，摆脱了义和团的威胁。之后，即发布剿匪上谕，对义和团转而采取镇压政策。同时，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电令各驻外使臣向各国政府声明“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表示“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2]，请求各国予以“谅解”。清政府的议和大臣李鸿章代表政府拟订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这一情况传到西安后，西太后“喜过望”，随即诏告几个大臣“尽如约”[3]；并于1901年2月，发布一道上谕，通告天下臣民，今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于向各国宣战一事，竟然表示“事后追思，惭愤交集”[4]。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后，再也经不起来自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进攻和国内民众革命的打击。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联军统帅瓦德西认为，以中国“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治之纷乱而论”实为实行瓜分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5]。从此，清政府彻底地走上了以对外投降来维持其对内统治的道路，成了“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同时，沙俄还单独出兵中国东北，占领了东北三省主要城市要道，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901年9月，清政府与11个国家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将北京东交民巷划为各国使馆区，由列强驻军管理，中国人不得在界内居住；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北京至山海关12个战略重地；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处死；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首；等等。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已完全被征服，清朝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控制和监护的傀儡和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辛丑条约》使清政府财政经济上的主权完全丧失，军事上亦被列强控制。中国只是保留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外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
（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是近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根源。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是内部根源，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外部根源。
16～18世纪，正当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却仍停滞在落后的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严密地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统治机构；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封建经学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和以封建宗法制度为规范的社会结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抵制着世界变革潮流的进入。这一切，严重地窒息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加之清王朝统治的黑暗腐败和整个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使得明末即已开始落伍的中国更加贫穷落后了。这也是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和每战必败的重要原因。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和加深，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抑民奉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一次又一次地向侵略者进行主权大拍卖，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甘当帝国主义的傀儡和走狗，残酷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摧残民族资本主义，阻碍社会的进步。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内部根源。
自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史序幕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品的大量倾销和对农业原料的掠夺，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城乡商品交换的发展，造成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发展，使中国统一的封建经济形式中渗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性质的社会。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手段，大量侵吞中国的领土，肢解中国的土地，控制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勾结扶持中国封建势力，摧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压迫掠夺中国人民，把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
帝国主义侵吞的领土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1/6。它们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租界，划分势力范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共计1100多个；掠夺的款额达1000亿两白银之多，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亿两；对中国进行侵略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近6000亿美元；被侵略者屠杀的中国人达数千万之众。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下，中国没有独立自主，人民没有民主自由与人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最基本的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社会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的重要根源。
【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特点】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逐步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的常规，使中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走着一条非正常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后期，手工工场在江南一些地区就出现了。丝织业有“机户”开设“机房”，雇用“机工”劳动，机户就是早期资本家，机工就是早期的雇佣工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这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到了清代规模扩大了，分工细密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鸦片战争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的工业品开始倾销到中国市场，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洋务运动中封建官僚兴办的洋务企业，促使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外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巨大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统治集团中一批握有很大实权的官僚，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深感外国“船坚炮利”的威力。他们从强化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开展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制造洋枪洋炮、创建新式海陆军为基本内容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以“求强”为目标，创办了约20个军工企业，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洋务派以“寓强于富”为口号，办起了20多个民用工业企业，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近代海军，创办了20多所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的新式学堂和一些文馆，选派了200来人赴英、美、法等国学习。
洋务运动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而且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经过1884年进行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进行的甲午中日战争，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海军先后全军覆没，从而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此外，洋务派在兴办近代企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同时，引进了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办洋学堂、派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洋务派引进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和推动下，产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对于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了某些抵制作用；并随之带来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伴随着洋务运动兴办的民用企业的出现，吸引了一批官僚、买办、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1869年打铁作坊主方举赞创办上海发昌机器厂，华侨商人陈启源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缎丝厂，到1894年，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已达百余个，甲午战争后有了较大的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竞相对华输出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清政府为了扩大税务来源也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下，许多人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这时，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壮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参加了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民国初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历了“短暂的春天”。辛亥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制度上的束缚和障碍。革命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
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工商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也吸收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周学熙等担任工商总长、财政总长的职务，资产阶级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制定了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一定程度上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
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实业救国”，大大刺激了国人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情。当时，“抵制洋货”“发展实业”和“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口号。“实业救国”和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外部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首先，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从而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其次，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出口增加和国内市场需要，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据统计，1912～1919年，中国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新增资本多达13000万元，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成就。1912～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快，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发展迅速。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稳定财政、增加收入和巩固统治。1935年以后，就工业各行业而言，普遍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局面。
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法币政策的实施，对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市场，促进物价回升，刺激生产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政府为巩固统治，还提出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鼓励发展工商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群众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行动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抗战爆发后，不少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和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历尽艰险迁往内地，并尽快恢复生产，对大后方经济的发展，对支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沦陷区，来不及内迁的厂矿，或被日本毁灭，或被日军以“委托经营”“军管理”“租赁”等形式吞并。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出于抗战的需要，实施战时体制，强化经济的全面统制，加强工业垄断和商业专卖，造成官僚资本的膨胀和民族资本的萎缩，到1941年，官僚资本已占全国资本总额的一半。
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凋谢萎缩，并遭受了美国的经济掠夺。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攫取了大量在华政治、经济等特权。之后，美国大量对华进行商品输出，排挤了国货。有人称这一条约为“新二十一条”。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原料昂贵而产品滞销。民族工业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并同中国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饱受外国资本的压迫，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军阀官僚的压榨，因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1936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8%，1949年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在整个旧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始终在20%左右徘徊，难以形成广大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突破自然经济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而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2）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大。抗日战争前，民族资本中有80%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极不相称。民族资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基础。
（3）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工业配置不平衡，畸形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外国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而创建发展的，因而不仅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口岸城市，而且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4）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资金不足，设备简陋，规模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100多家民族资本企业的资金总额只有700多万元，平均每家不到7万元。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虽然获得一段时期的长足发展，但在万元以上资本的104家企业中，平均资金也才达20万元左右，比之同期开办的360多家外资企业（平均每家75万多元资金）来说差距将近4倍。由于资金严重短缺，这些企业只能购置简单陈旧的设备，更难以不断更新，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极其缓慢。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5）民族资本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他们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形成配置合理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因而在设备、技术、安装、原料来源直至市场销售等方面，都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由于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地租转化而来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用经营工商业所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兼有资本家和地主两重身份；加之资金的严重短缺，他们不得不经常靠贷款维持生计，又造成对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依赖。
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的，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买办、官僚地主、一般商人和手工工场主转化而来的。而前两个部分在民族资本中占的比重较大，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有上层和下层之分别，但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力弱小，所以又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第三，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力量不大，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总之，两面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与软弱性，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特征。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 由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到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而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为止，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受到侵犯，成为受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促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初步发展提供了某些有利的条件。
半殖民地的形成和半封建的形成，两者是同步的、共生的。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方面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1840年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的刺激下，至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获得了初步发展。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但是，在主观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变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劳动力来源、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于是，中国就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这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半殖民地形成的同时，半封建社会也同步形成。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帝国主义列强以武力侵略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许多经济政治特权，在中国各地开工厂、设银行、修铁路、发钞票，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铁路的33%，机械采煤的92%，冶铁的99%尽在外国人掌握之中。以铁路为例，英国“小英公司”1898～1908年通过铁路借款所攫取的利润竟高达该公司实收股金的300%。中国已被逼开放80多个通商口岸，被割占30多个租界，已经全方位地彻底开放，中国的经济成了仰人鼻息的殖民地经济。列强通过名目繁多的使节和顾问，左右清政府的内外决策，直接控制中国政府。
从军事上看，列强驻军北京至山海关沿线，拆除北京至大沽炮台，彻底破坏了中国的防务，北京反而成了不设防的城市。日、俄争夺东北，法国也加紧了对滇、桂的渗透。列强扶植一个军阀或几个军阀作为其统治中国的代理人，造成中国长期不统一和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它们还以办学校、建教堂、发行报纸、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文化侵略。这样，帝国主义就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这也是阻碍中国独立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成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地主这个阶级代表落后的封建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西方的侵略并没有摧毁中国的封建统治，只是促使其走向解体——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走向分裂割据状态。清政府或军阀依赖西方列强维持其政权；同时，西方列强又借助中国政权维持其殖民统治，中国的封建政权完全成为列强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地主阶级先独掌国家政权，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后来他们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共同控制政权，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们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和社会基础，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
第三，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优势。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解体，但并没有消灭自然经济。中国的经济主体是小农经济，农业是其主要部分，封建经济特别是土地仍然控制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军阀手中。据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至少有一半以上仍然是由封建经济创造的。由于封建地租率很高，一些工场手工业主和商人发财之后，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而是购买土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而另一部分带买办性的资本，后来逐渐发展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第四，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与发展的，它的力量是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民族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较先进的生产关系，但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和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仅占全部近代工商业的20%左右，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的。许多民族资本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落后，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本国的封建经济和官僚资本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它们主要集中于轻工业部门，甚至许多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等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不但依赖于帝国主义，而且依赖于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商人，未能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这个阶级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们在革命中常常表现出妥协性、动摇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第五，由于帝国主义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又由于中国长期不统一和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造成中国实际上长期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和工业品的冲击下，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体系瓦解了，伴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经济上的分裂割据状态也形成了。
第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少见的。地主阶级虽然人数少，占农村人口的14%，但占有农村62%的耕地，主要依靠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农民。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上述特点表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使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统治的民主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大基本任务的关系，才能正确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大任务”是相互关联的，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同时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反之，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必须同时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要支持者。
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和基本任务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