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思潮的迭起和各种改造社会方案的提出】 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更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日益扩大，使相当一部分先进分子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已经有人谈论社会主义，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介绍到中国来。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资产阶级的学者梁启超和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这种学说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赞成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很快就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然而，在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成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流派，如“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一时间，主张改造社会、宣传社会主义为主的学术团体、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正式出版的报刊，仅五四运动后一年间就猛增到了400余种，造成了思想界异说杂陈、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抱着一种朦胧的向往。他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并不十分清晰。他们有的热衷于某种改造社会的时髦主张的试验，有的急于看到改造社会的成效和理想生活的实现，各种新思潮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对这些主义和学说，人们进行分析、比较和选择，希望能从中找到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
当时人们为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纷纷创办刊物，先后出现400余种。这些刊物绝大多数宣称以改造社会为宗旨。
1919年底，京、津、沪、宁、汉、穗和长沙等地，兴起了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团，过“共产的生活”，还要把这种实验推广到全社会。实验中的各地组织皆因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阻碍而解体，使这批青年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实验新生活”，进而抛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求真正的救国真理和现实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各种思潮争鸣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以它高度的科学性、彻底的革命性和鲜明的真理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和先进分子。在探索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了，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青年》和1918年底创刊的《每周评论》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在《新青年》周围的一批渴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9年10～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段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陈独秀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一年多沉默，在1919年4月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之革命》的短文，称颂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919年9月，他在《谈政治》一文中，系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虽然他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比李大钊晚，马克思主义水平没有李大钊高，但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名声比李大钊大，因此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影响也比李大钊大。
陈独秀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教育了五四时期的一代青年。
在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杂志上，经常有人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4月，《每周评论》还第一次刊载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摘译。此外，有些报刊也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传记材料和其他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使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
毛泽东积极学习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920年夏天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后，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大量推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广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尤其是工人运动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指导工人运动。
除他们以外，李达于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经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寄回国内出版。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国内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几位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杨匏安从日本回国后，于1919年10～12月连续发表文章，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他在同年11～12月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全面而简要的阐述。这是中国人所写的又一篇比较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李汉俊回国后也发表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杰出的人物是在中国撒播马克思主义火种的播种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沟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之间联系的桥梁。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周恩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在监狱中以及在法国留学生、华工中坚持宣传。1920年1月底，周恩来还是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因率领天津各校学生示威请愿，被天津警察厅逮捕。在敌人的监狱中，他组织读书班，向难友连续5次讲解了马克思的生平、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论》，表现了为传播真理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并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系统的了解。1920年11月，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在中国留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在早期共产主义者影响和培育下的一批先进分子和青年学生也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北京等地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和社团。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这些组织的成员纷纷深入工农群众，很快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点移到工人中去，自觉地与工农结合。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工人中去宣讲马克思主义。随后又在各地创办工人刊物，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不仅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而且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文化运动推向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且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关注苏俄的内外政策。这对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迅速成为主流。
（1）涌现出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在五四运动后一年内出版的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已达到400多种，其中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有200多种。《新青年》此时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每周评论》也不断登载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情况的文章。此外，还有北京的《少年中国》《新社会》，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广州的《中华新报》等。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地掀起来了。
（2）进步社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成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的全国性的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长沙毛泽东等组织了新民学会，天津周恩来等首创“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汉组织利群书社，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组织励新学会，瞿秋白创办了《新社会》等。这些团体逐渐由学习和研究各种新思潮而走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先进知识分子对各种政治主张及学说进行比较、鉴别，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标志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
（3）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出版。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在此前后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以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这就为先进分子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更是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们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等基本思想；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通过生产过程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剩余价值理论等。他们还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视为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
（4）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初步结合。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主要通过三种形式走上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一是组织讲演团到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3月，邓中夏等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卢沟桥等地的工厂，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其他各地也组织了这类讲演团深入工人当中进行宣传。二是到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他们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北京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住宅区进行社会调查后，写出调查报告发表在《新青年》上。三是组织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这些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新青年》出版了“纪念劳动节专号”，李大钊在北京主持了“庆祝五一纪念会”，邓中夏到长辛店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这些情况都明显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同禁止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反动统治者进行斗争。北洋政府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洪水猛兽”“异端邪说”而加以禁止，仅1920年初，北洋政府通令查禁的刊物就达83种之多，谁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甚至红皮书，就要受到迫害与逮捕。另一方面要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原来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开始分化，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向右翼，他们不愿看到新文化运动变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确立自己在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进行的。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前两年间，大的斗争就有三次。
一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1919年下半年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发表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为此，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了胡适的论点。他指出，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离不开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映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争论的结果是肯定了中国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即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旧制度，中国革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开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达、陈独秀等人与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一批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进行了争论。
梁启超、张东荪主张阶级调和，宣扬对立阶级通过合作和平步入社会主义。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文章，对罗素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十分信服。梁启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来只能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即通过调和劳资矛盾，和平地演变到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是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纷纷著文批判上述谬论。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争论结果是肯定了中国必须和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从1920年9月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李达等人与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源于欧洲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小资产阶级的口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对中国反动政权的同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
为了肃清这种影响，陈独秀、李达等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上先后发表了许多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讨论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这些文章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翻身得解放，就必须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革命不能成功，共产主义也无法实现。在这次论战过程中，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工人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使一些追求革命真理而误信过无政府主义的青年迅速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的优势确立了。
通过三次论战，扫除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障碍，使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得到了锻炼提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扩大了自己的阵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