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作伪和辨伪

中国明代的文献学大师胡应麟在《四部正讹》的引言中认为，中国的赝书始于西汉。因为此时“六籍既焚，众言淆乱，悬疣附赘，假托实繁”。清末龚自珍则另有其说，在《家塾策问二》中说：“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战国时人，依托三皇五帝矣，或依托周初矣。”后来的著名学者对上述看法是极表赞同的。孙钦善在《古代辨伪学概说》还进一步认为，中国伪书的出现从战国仍可上溯。《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为“良史”，“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皆古书名”。这些古书在当时恐怕即是伪托之作。作伪与辨伪与文献作品的成书与流传大致是相伴随行的。先秦是我国传世古籍中经籍文献和诸子文献的成书时期，当时这两类文献皆有作伪与辨伪的问题。^[30]孔子是中国古代文献编辑整理的祖师，先秦的好几种重要文献，他都进行过整理。孔子在学术活动中的思想方法上的“信而好古”、“多闻阙疑”、“择其善者而从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孔子的平时学风和创作作风。孟子也是辨伪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理念，对后世疑古辨伪学者具有很大影响。他所说的书，是指《尚书》。在《孟子·尽心下》有谓“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佚篇《尚书·成武》是写武王伐纣，诉诸武力，发生流血，导致血流漂杵。孟子从儒家的仁政、王道思想出发，认为对周武王的这些记载不可信，和他心目中的“圣王”偶像差距太大，于是进行怀疑。于是后来又有《荀子·议兵》中“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歪曲说法。可见，儒家的辨伪是片面的，他们在辨伪的同时，又在作伪。

墨家的《墨子》书中不仅屡次提到诗书礼乐，还多处引《夏书》、《殷书》、《周书》、《泰誓》、《禹誓》、《汤说》、《周礼》。可知墨子和孔子一样，也依托先王，以传己说。只是儒家要宣传儒家学说，墨家要宣扬他们的“兼爱”和“非攻”等主张。

对于儒墨的托古作伪，韩非子有所辨识。《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这里用了参验事实的辨伪方法，很值得重视。总的看来，先秦的辨伪学还处在草创阶段，以辨伪说为主，且多与学派之间的争论相关连。^[31]

正如本书绪论所言，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政治上不能统一。具有文字作品创作能力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形成一个个的派系，出现所谓“诸子百家”，依附某个国家和政治势力，或者是游刃于各个国家和政治势力之间。他们的政治资本就是具有治理国家的学说主张，这些学说主张的载体就是诸子百家著作。实力较大的儒家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认为越古老的学说，越有价值，可信度越强。于是各派互相传染，儒家学说托之于周公，农家托之于神农，道家托之于黄帝。这一著作风气，不仅是著作文献署名不实的问题，即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著作自己不署名，而是假托前人和权威，把自己创作的著作作品署上前人权威的名字。这一做法同时带来了更多问题。如果所创作的著作是货真价实的话，还情有可原。假如是粗制滥造，岂不坏了别人的名声？再者，署名不实的作品，一是作者名称有假，二是作品内容反映的时代背景有假，等等，这会给读者带来很多误解和不便。这也是后来对著作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理由。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假托署名（假如用现代版权观念来看，是假冒侵权）问题。把自己的学说主张，假托前人权威，不仅不符合实际，也不一定符合人家的意愿，更有可能误导后人。这也是当时出现的伪书的一种，即假冒伪托之作。当然，伪书的情况很复杂。还有的把别人的创作，通过抄袭、剽窃等手段，伪装成自己的创作，等等情况。在百家争鸣大的社会环境下，书籍造伪的情况很多，很复杂。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不一而足。有造伪，就有辨伪。只是当时的辨伪学者，都是站在自己的学派来辨识他人伪书作品的，其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先秦时期，是中国古籍经典产生的源头。春秋战国是古籍作伪的源头，也是古籍辨伪的源头。但是，春秋战国的作伪在先，辨伪在后，而且，春秋战国的辨伪大大落后于作伪。还有，中国后世辨伪的客体，大都指向了先秦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