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街市的天堂
杭州的魅力在于街市，街市的出现，标志着市民社会正在酝酿，近代社会的萌芽若隐若显——杭州固有其宫室、城墙、寺观、水巷，但这一切都无法与其街市媲美——深入于这座都会的城市文化观念，街市，不愧为它独树一帜且影响他者的基调和原色。
“市”之含义，古今有别。今天，市之古义使我们颇感诧异的功能或许是：市乃杀人的刑场。《史记·李斯列传》：“（二世）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23]行刑于“市”，多数情况下，是要把罪犯鞭挞至死的，非死，则非刑于市。《史记·李斯列传》：“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24]这里说得很清楚，道上亦可行刑，但死者则必“积于市”。另一种情形是，罪犯即便不是被当场处死，其尸首，出于示众需要，也将悬挂于市，遭人唾弃，使人警醒。《史记·酷吏列传》：“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25]《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26]只不过，市不仅仅是杀人的刑场，它也是古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汉书·食货志》：“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27]看衙门杀人与买卖经商，是古人公共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在今天已显得荒诞不经的组合，古人看来却顺理成章。不需要讨论，人生本是看客——这就像是面对“天平”，在生的世俗选择与死的被迫领受之间，来市者众，每个人内心自会有他的比较和考量。据《洛阳伽蓝记》有：“魏昌尼寺，阉官瀛州刺史李次寿所立也。在里东南角。即中朝牛马市处也，刑嵇康之所。”[28]可知市虽一所，身兼数职。[29]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活动的频繁，作为刑场之市所造成的影响远弗能及作为市场之市，因而，市作为刑场之义，才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古人自始以来就在“市”这样一个场所进行物品交易，但至少到北宋以前，这种交易最大的特色是，交易行为的自由度遭到限制。《周礼》中有“质人”的任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30]在市场内进行的交易活动，必须受“质人”掌管。这种类似于监察官员的设置，历史上一直存在。《三辅黄图》：“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31]此处“三辅都尉”的司职，应与“质人”相当。监察官员督察市场的内容十分广泛，例如，与管理水利设施，如“堰闸”一样[32]，官员将制定市场开放时间。《洛阳伽蓝记》：“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33]另外，据《礼记》要求，市场上出现的交易物品的种类也有严格限制。《礼记·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34]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在市场上进行的交易活动受到了局限。为什么要设立种种限制？农业文明，重农轻商。《史记·货殖列传》：“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35]可以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的次序，就是一种人对特定土地的依赖性从强到弱依序排列下来的结果。当流动性的商人伤害了地方农民的利益时，社会文化的主导立场相当明确。[36]说到底，所谓市场不过是一种附着于农业伦理道德统序的政治单位，基本上可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划分。[37]《周礼》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38]
然而，交易活动毕竟存在，古人的公共生活有赖于此。所以，随着人口逐步增多，交易活动日趋频繁，市场也便成为人流相对集中的区域。《史记·刺客列传》曰：“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39]尽管高渐离与荆轲怀有“旁若无人”的胸怀、气度，但不能否认，市场之上应该是有人的，而且人数应该还不少，否则，也就不存在旁若有人无人之别了。《洪武京城图志》：“四门既开，重译来朝。行人驾肩于广市，舳舻御尾于关桥。”[40]行人到了“驾肩”的地步，理当与摩肩接踵无差了。《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41]即便有为“奸富”的嫌疑，相信当时物品的交易仍有愈加丰富的趋势。更令人关注的是，市场还是一种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所。《洛阳伽蓝记》曰：“辟邪师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躍，常有死人。”[42]佛教弘法的脚步或许首先会思考如何去朝觐帝王，但大多数追随者——民众——最为庞大的信仰队伍，恐怕或多或少，是从市场走向寺庙的。
与市场的不断开放相应，杭州的街市恰恰是一种市民文化走向历史舞台的见证。原本，“坊隅之设，所以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43]里坊建制的目的就是要区隔人群，但街市的兴起，却改变了行政命令统揽大权、绝对垄断的一面。[44]在帝王的集权统治下，民间街市的地位在宫室云集的都会里，一直是处在边缘的小角色。“由于优先考虑城墙及其宫殿的建设，对市贸、店铺以及手工作坊等建造一般不予重视。但看唐代长安，平面呈棋盘式，壮丽的宫殿峥嵘灿烂，占了很大面积，而所谓‘东市’、‘西市’，可以说在整个长安城建筑文化中显得微不足道。《周礼·考工记》有‘面朝后市’之制。在空间布局上，将‘朝’（宫殿外朝）设计在城市前部，‘市’则放在不显眼的城市后部，这种强烈反差，正是中国古城的东方文化特色。”[45]但临安却是一个特例。为什么临安可以成为特例？因为临安有“安”，又是“临”时之“安”。“也许我国古代所有都城中，要算南宋的临安布局最为特别了。一是不规则、不对称，依山、湖、江而成形；二是皇宫位置在城的最南端，皇宫之北为都城，似乎很别扭；三是皇宫、太庙及其他官署位置也十分杂乱，没有规章，这也许都出于‘临时安顿’、暂时将就，不怎么讲究。”[46]此非戏言，据《舆服志》载：“宫室，汴宋之制侈而不可以训。中兴服御惟务简省，宫殿尤朴。皇帝之居曰殿，总曰大内，又曰南内，本杭州治也。绍兴初创为之，休兵后始作崇政、垂拱二殿，久之又作天章等六阁。寝殿曰福宁殿。淳熙初，孝宗始作射殿，谓之选德殿。八年秋，又改后殿拥舍为别殿，取旧名谓之延和殿，便坐视事则御之。他如紫宸、文德、集英、大庆、讲武，惟随时所御，则易其名。……殿后拥舍七间，即为延和，其制尤卑，陛阶一级，小如常人所居而已。”[47]临安之宫室，多数是“本杭州治也”，帝王宫殿在州府基础上重建，有时也谈不上重建，不过是“随时所御，则易其名”，临时将就一下而已，所以，也就自然“小如常人所居而已”，而正是这样一种不得已的无奈，为杭州的街市留下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沈福煦从另一个侧面为读者提供了以下消息：“南宋的临安，虽是一座自然形成的不对称的都城，但城内布局还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也有气派。街道河巷也比较有秩序。在街路河道的网格之间，分设九厢八十余坊。‘坊’是城的内部结构的一个基本单元，四周有高墙，与外界联系出入有门两至四个，坊内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大路，然后是小路，称巷（又称曲），宅舍入口即在巷内。这种格局，后来一直保留下来，成了很有生活情趣的空间形态。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有《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形象地勾画出当时市井巷里的生活情趣。”[48]临安街市之所以出现，其决定性因素之一便是临安的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盛况空前。据《方舆胜览》载：“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丽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惟金陵、钱塘。”[49]其中，“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实在是市民文化、街市文化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其人民幸富庶安乐。又其习俗工巧，邑屋华丽，数十万余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50]何况，临安周边地区的物阜民富带给这座都会的街市以内在的更为强劲的持续性支持。据申时行《湖防公署记》：“吴，水国也，而震泽汇其中，洪流巨浸，襟带三州，渐洳数百里，所产鱼虾、螺蛤、薪茭、果木之饶，民衣食之，网罟于是，斧斤于是，故称利薮。”[51]正因为如此，临安才有了“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盛景。王建有诗，“楼高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52]哪里还管得了击鼓罢市的遗制？！无论如何，时代的发展需要街市，街市便应运而生——既然王权风雨飘摇，以至于无法专心致志地构筑其自我奢靡的宫殿，而一代帝王生涯又一定必须在雍荣华贵物欲横流的贸易基础上建立起来，那么，街市作为建筑文化的新兴形式也就如英雄逢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兴起。王振复已指出：“中国城市文化史上，内城为主、外廓（包括‘市’）为从的关系则从未颠倒过。在外廓区域，最典型的建筑是所谓里坊。统治阶级将大量城市居民及其经济生产活动组织在里坊之中，这在从春秋到隋唐概莫如此。只有一些江南城市如扬州、苏州等，由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尤其发达，一定程度上冲破了里坊制度。这种里坊制到了北宋才开始废除，代之以街巷形式。”[53]吴良镛对此做过更为精确的描述：“升府定都后，临安居民倍增，经济日盛，高宗也大兴土木，扩建皇宫，开拓城郭，最终形成了南跨吴山、北抵武林门（余杭门）、左临钱塘江、右濒西子湖的宏伟都城。与历代都城相比，临安的路网布局与功能分区可以说是最不规法的：宫城位于南部岗区，城区向四方伸展，从皇宫到武林门的一条御街将全城连成一体；以御街为轴心，水陆孔道向四周延伸，形成临安城的基本骨架。御街两侧店铺林立，是全城商业鼎盛之地；数以万计的各类店铺深入大小坊巷，冲破了旧坊市严格分界的陈规，甚至突破城墙的局限向地区扩散，出现‘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的局面。这种布局形态，显然是因地制宜、迁就现状以及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4]至此，临安确可谓之街市的天堂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座街市的天堂里，还有两个著名的景观是临安街市上的人潮不得不游的胜景。一为西湖。“《湖州志》：西湖，在县西南五里，周回七十里。《山墟名》云：一名吴越湖，傍溉田三万亩，有水门二十四所，引方山源注焉。”[55]陈桥驿提过，西湖带有人工气质，[56]在西湖身上，人们不仅饱览了它旖旎的自然风光，还体会到一种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显然，西湖是需要人来治理的。《宋史·河渠志》：“临安西湖周回三十里，源出于武林泉。钱氏有国，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至宋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57]正因为人的作用，西湖成为杭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恰与市民文化的根性吻合——市民需要平静而柔和的西湖水，需要一处易至易治易赴易得之地方，吟咏、疗伤。另一则为钱塘。所谓钱塘，“按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据《史记》，‘始皇至钱塘，临浙江’，秦时已有此名，疑所说为谬。隋平陈以后，县频迁置，贞观四年定于今所”。[58]钱塘亦受过人为作用和影响。《新定九域志·杭州》：“钱塘，初为潮水所损，州人华信自以私钱作塘捍海，因号钱塘。”[59]在一个接受人力的景观里，人们欣赏到的是大自然的伟力。[60]这貌似蔚为康德之“力的崇高”的境界里，往往给予观者的是天人相通的消息。“海潮，江源自歙州界，经州又东北流，入于海。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七日极大。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数丈。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迎潮。《高丽图经》云：‘潮汐往来，应期不爽，为天地之至信。’”[61]这样一来，由于人的影响，通过西湖和钱塘，人们体验到了静与动，安宁与激昂，却不费气力。人的主体性力量借助人为的自然，结合街市，终于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