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纡曲的笔墨
抚今追昔，南京历代城市建筑的定性，往往围绕一个中心话题展开：它究竟是否可能成为一国之都邑，迎请帝王御驾？在中国文化之精粹由中原逐步向东吴、东南迁徙的背景中，讨论这一话题，尤其培养和考验世人关联、拼贴、附会建筑与政权的想象力。
风水之学，无疑为如是想象提供了理所当然的本体论基础。万物有灵论并不是风水的实质，风水不可简单地拆分为“风”和“水”，而讲求藏风聚水之气势；南京作为风水宝地，是有气势，有帝王气势的。《洪武京城图志》曰：“金陵控扼吴楚，天堑缭其西北，连山拱其东南，而龙蟠虎踞之势，昔人之言盖不诬也。”[1]在历代风水师们看来，南京是一个霸气十足，足以立朝营都、兴邦建国的“天堂”，其所在区域，彰显出强势的龙虎吻合之身量：不仅东南有山，西北有水，而且东南之山为连拱，西北之水乃天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经组合后，南京几乎就是一座风水师们梦寐以求的洞天福地。然而，正是基于这一带有“神学”色彩的地理的解释，南京成为一个令既成帝国、现行政权忐忑不安的心腹大患：在野的乱臣贼子无不渴望来南京沾沾“地气”，在朝的帝王将相着力防范的区域无疑首选南京。这便造成一个尴尬的结果，本是个天赐良缘的风水宝地，竟又是个常常被刻意边缘化的都会；尽管它仍然不失为六朝古都，在短时间里小范围内拥有过政权中心的地位。《新定九域志·江宁府》：“金陵，《郡国志》云：昔楚威王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2]楚威王用埋金法镇压南京的王气，似乎收效甚微。《历代宅京记》引《张纮传》曰：“纮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注引《江表传》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权善其议，未能从也。后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权曰：智者意同。遂都焉。”[3]此事又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中“上元县”条[4]等多处文献，从中可知，对南京帝王之气的敌视与破坏，早在秦始皇时代业已开始。然而，出乎楚威王、秦始皇意料，无论是埋金还是掘冈，无论是更名为金陵还是秣陵，似乎都无法削弱人们在这片“热土”上建基立业，构筑都会的激情——“地有其气，天之所命”。所以，这也就塑造出了南京的双面“性格”：一面，是一份明明感受得到的命自天降的自信胸怀；一面，是或多或少把这份自信圈匿起来，示不可用以避祸的文人式的委曲求全，生出市井气、脂粉气和痞气。这矛盾的两面决定了南京这座都会，其建筑文化观念里带有一种以帝王之气为底蕴的纡曲笔墨的品格。
南京的辉煌始自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时，其名建康。建康当时规模体量甚大，确乃江南地区重要的都会之一。[5]令人遗憾的是，昔日建康城都城的形制，史书中并未详载，今天，只能依据已有材料推测它的大致状况。卢海鸣指出，“关于建康都城的具体形状史无记载，我们根据孙吴武昌城和魏晋洛阳城的形制作为参照系推测，建康都城呈方形或长方形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按照正方形计算的话，平均每边长约五里。自孙吴到南齐高帝建元元年（479），都城的城墙基本上都是用竹篱围成。”[6]提供给我们两个关键词：“正方形”“竹篱”。这座都城的内部格局，吴良镛做过介绍：“东晋中期，建康城仿照曹魏邺城和魏晋洛阳城的制度加以改建，后又经南朝各代改建、扩充，终而形成了中轴对称的规整布局：一条横街贯通东西，分都城为南窄北宽的两部分，南为朝廷各台省所在地，北为仿魏晋洛阳宫殿布局的宫城；从宣阳门到秦淮河的御道贯穿全城，与宫前横街构成‘丁’字型骨架，御道两侧是中央机构和重要商市、居民区以及权臣宅舍。城市形制严整，宏大壮丽，堪称结合自然进行规整布局的杰作。并且，为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建康城还据其地理环境修建了大量的庙宇寺院和艺苑园林。”[7]在一座接近于正方形由竹篱围护的都城里，中轴对称，布局规整，充分显示出意识形态在城市建制中的决定性影响。不仅如此，在那样一个纵观历史，显得有些风雨飘摇的乱世，建康的宫室建筑却金碧辉煌。王振复有言：“南朝四代均建都建康。就宋代而言，宋武帝建国之初，不得不崇俭守约，而到了文帝手里，则又筑新宫，孝武帝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又在玄武湖立上林苑，筑立蚕观，造大殿一所，为七间制。齐代宫苑之侈，又超过前代。由于火灾，三千余间宫苑尽付之一炬，于是大起诸殿，光是为了潘妃之享乐，就别造神仙、永寿、玉寿三华殿，都用币饰以金璧。各种花窗尽绘神仙图样，有穷极绮丽之特征。梁代时，武帝筑东宫，筑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又筑太极殿，改作十三间。再筑太庙，台基增为9尺。”[8]谓穷极奢糜，无过矣。帝王之气，在建康已尽显无疑。
然而，《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一段对话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另外一个视角——“挣脱”“背叛”平直的视角：“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谓王东亭曰：‘丞相初营建康，无所因承，而制置纡曲，方此为劣。’东亭曰：‘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屈，若不可测。’”[9]此条《历代宅京记》等多处文献亦有详载[10]。在这里，难免要问，所谓“制置纡曲”，纡曲的笔墨究竟如何解释？显然，“无所因承”是外在的、客观的也是最易于接受的理由，因为“无所因承”，所以有构思的余地，有计划的自由，笔墨是回转而非直露的。与河北邢台的邺城相比，[11]建康早期的建制是原始、粗陋甚至“任意”的。“东晋元帝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即位东府，殊为俭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成帝时，‘苏硕攻台城，焚太极，东堂秘阁皆尽’，乃‘以建平园为宫’。”[12]这也就是前引王振复所说“宋武帝建国之初，不得不崇俭守约”的意思，俭约，可谓无计可施，没有能力奢靡起来的表现。但王东亭的回复却发人深省，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此丞相乃所以为巧”，意思是说，建康由于自身条件的特定限制、殊胜资粮，依山水成势，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的都城，因处开阔平原之上而大开大阖，所以，建康有了“纡余委屈”的形制。更进一步而言，这种自然成因，这种特殊地貌并不是一种让人无奈的胁迫，反倒是能够体现制者巧思的契机，因为“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屈，若不可测”。值得注意，“若不可测”不仅仅是一种自我神秘化的诉求，也是一种对复杂体验的朦胧期待——由于“纡余委屈”，才不至于“一览而尽”，势必造成一种陌生化效果——建康并不只是“中轴”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建康，而有其“悖离”权力的表现。这样一种构想的出发点，与其说是外在客观自然囿限的促逼，不如说是被文人化、审美化了的内心考量的结果。这使我们看到经验条件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奇妙组接：由于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建康这座都会的建制，一方面为了规避“革命者”的嫌疑而收敛锋芒，刻意强化了自然力量对人类行为的“限制”，以表其“无为”之志；另一方面，自然条件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人的意念世界发生影响，使人的存在摆脱了固守于意识形态单一向度的实用伦理需要，而在更为广阔的心理空间里寻找一种更为复杂的审美情态——自然形态的特殊要求与人类对都会的设想，二者之间因对话而相辅相成。例如，王振复提到过，与御道不同，建康的“里”坊是相对自由的：“由于自然地形难以改变，尽管自古南京也有‘里’这一行政与民居方式，但并不十分规整，除了皇城与宫城比较方正、皇城前的一条朱雀大街（御道）呈纵直走势外，其余区域与道路的开辟、布置都比较自由。这也是南方城市的特色。”[13]再如，建康城内对于水道的设置对后世交通产生的影响。“漕渠，贯城中。六朝都建康凡三吴船避京江之险，自云阳西城凿运渎径至都下。隋平陈，废云阳二渎。大业末，穿河西京江，至余杭八百余里，面阔十丈，拟通龙舟，以备东游之役。自是始复禹通渠故道。唐世因之。白居易诗‘平河七百里’，谓此河也。”[14]说到底，这就是李零所说的，外在礼制要求必须经过现实人生的考量。“中国古代的地理思维有一种倾向，这就是它总喜欢把事实上边缘很不整齐、内部差异很大的东西塞进一种方方正正、具有几何对称性的图案之中。这很容易使人感觉好像削足适履，勉强得很。但我理解，古人的头脑还不至于如此简单，连真实的东西和模式化的东西都分不清。实际上，他们的做法只是想用一种抽象的东西来化简差异，控制变化，使其直观性和整体性能够统一起来。所以尽管古人在心里揣着不少理想设计，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并不会把二者等同起来。”[15]这种文化模式的结果，造就了南京特殊的文化品格。“建康作为六朝时期第一个发展起来的江南城市，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充当了文化集散地的角色，使得原本粗简分散、不成规模和体系的江南文化（包括城市文化）凝聚起来，为日后江南审美话语体系的成熟创造了条件。”[16]
扩展至文化观念的讨论亦可见出，南京历六朝金粉，繁花似锦；但南京往往无法据持政治权威的实际效应，其文化自信的强大面，亦屡遭威胁。陈正祥说：“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是如此地依赖江南，江南的知识分子自亦随经济的繁荣而抬头。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权无法不对南方人士开放，以换取南人的支持。北宋太祖、太宗两朝，所有将相重臣几乎全是北人；真宗、仁宗父子先后起用王钦若（临江人）、丁谓（苏州人）作宰相，才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传统。真宗曾经说过：‘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但地区之间的利害冲突，终于导致长期党争的人祸！真宗朝的重臣寇准，极力反对让南方人参政，讥讽南方为下国；抚州人晏殊应中进士，他表示反对；临江人萧贯当中状元，他又全力攻击，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他的顽固意见得逞后，很高兴的逢人便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北派领袖司马光，曾启奏神宗：‘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17]从中可以看出，即便江南在经济上不断成长为国家资本的物质基础，但中央政府明修暗施的文化歧视策略，却一直是要将其边缘化的。这直接影响到了江南都会的风貌。南京建筑之风格，与苏州类似，多具有文人化委婉迂回的情调。[18]此外，另有一点与这种纡曲品格相关，相因相成，即南京佛教信仰流行，佛教建筑繁盛。[19]南京是江南佛教乃至南方佛教重镇，它所产生的聚集效果，集中表现在，作为北方佛教以禅修以佛教之“教”性谋求帝王青睐为主导原则的对立面，以研辩以佛教之“学”性应证自身带有文人化倾向的内省式超越为思想主流。何况，在建康时代，帝王对玄思佛学本身十分看重，这导致了江南研究佛学，学佛之风气的流行。[20]在这样一种崇佛氛围里，佛教建筑极为繁盛。“南朝寺院之多，实在是空前的。据有关记载，宋有佛寺1913所，僧众36000人；齐有佛寺2015所，僧众32500人；梁有佛寺2846所，僧众82700人；陈有佛寺1232所，僧众32000人。南朝的佛寺尤以梁武帝所造的同泰寺最为宏伟瑰丽，《历代三宝纪》卷11称其‘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指永宁寺）。还有大爱敬寺，据《续高僧传》卷1，‘经营雕丽，奄若天宫’；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21]其中，梁武帝对佛教建筑起到的作用尤其不可磨灭。[22]佛寺的空灵在建康那森森的王气里糅入一种异质味道，让这座城市的纡曲笔调愈加飘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