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
在原有强制适用于澳门的“葡萄牙中央法律法规”和专门适用于澳门地区的“葡萄牙地方法”被准强制直接置入澳门后，现今澳门法因受限制和排斥仍没有本地法律文化基础，仍寄居在葡萄牙专业法律文化之上。只将葡文法律条文和裁判文书翻译成中文，没有使用中文创制法律和进行裁判，实际上固守葡文和葡萄牙法律文化的优位地位，限制和排斥澳门法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澳门司法当局应当充分使用法律授予的统一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权力，改变澳门法中文本存而不用的状态，承担起促使澳门法独立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不是放弃这一使命依附于葡萄牙法律文化，这才能使得澳门居民以及与澳门有最大利益相关的境外利益相关者获得最大法律利益。
[1] “澳门法本地化”本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提出的“澳门过渡时期三化”问题之一，具体包括“‘司法制度的本地化’、‘法律条文的本地化’、‘法律语文的本地化’、‘司法官员的本地化’和‘法律在本地民间社会的普及化’等”。参见吴国昌《澳门过渡后期的法律本地化》，《行政》1995年第2期，第413页。
[2]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年度年报》（2007-2008），2009，第21～23页、第28页、第35～42页。
[3] 参见Kaarlo Tuori，Critical Legal Positivism（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154。
[4] Ibid.，pp.161-183.
[5] Ibid.，pp.183-191；另参见Raimo Siltala，A Theory of Precedent：From Analytical Positivism to a Post-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Law（Oxford：Hart Publishing，2000），p.156；Mårten Schultz，“Analyze This！Some Swedish Reflections on the Europeanization of Tort Law”，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Vol. 15，No. 2，2004），p.27；Ana M. Lopez-Rodriguez，“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Without a Common European Legal Culture？The Link Between Law，Language and Culture”，29 Brooklyn J. Int'l L. 1195（2004），pp.1206-1207；Anders Fogelklou，“The Regional Ombudsman as a Western（Swedish）Legal Transplant：Experiences from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St. Petersburg”，13 Transnat'l L. & Contemp. Probs. 537（2003），pp. 538-539。
[6] 在比较法研究中并无须特别提及葡萄牙法，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2003；〔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
[7] 参见〔葡〕Mário Júlio de Almeida Costa《葡萄牙法律史》，唐晓晴译，澳门大学法学院，2004，第338～348页。
[8] 参见〔葡〕Mário Júlio de Almeida Costa《葡萄牙法律史》，唐晓晴译，澳门大学法学院，2004，第338～348页。
[9] 参见米健等《澳门法律》，澳门基金会，1994，第1～4页。
[10] 参见乔素玲《清代澳门中葡司法冲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1页。
[11] 参见〔葡〕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澳门基金会，1996，第41～45页。
[12] 之所以称葡萄牙对澳门事实上实施“殖民统治”，是因为葡萄牙自认为对澳门实施的是“殖民统治”，而中国政府不承认澳门在国际法上属于“殖民地”。
[13] 参见米健等《澳门法律》，澳门基金会，1994，第1～4页。
[14] 参见米健等《澳门法律》，澳门基金会，1994，第1～4页。
[15] 邓伟平：《过渡时期澳门法院的现状及其走向》，《行政》1995年第2期，第440页。
[16] 参见赵燕芳《澳门法律本地化之回顾与前瞻》，《行政》1992年第3～4期，第837页；〔葡〕António Aresta《澳门的政权及葡语状况（1770-1968）》，《行政》1995年第1期，第170页。
[17] 参见米健等《澳门法律》，澳门基金会，1994，第1～4页。
[18] 吴国昌：《澳门过渡后期的法律本地化》，《行政》1995年第2期，第414页。
[19] 参见〔葡〕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澳门基金会，1996，第41～45页。
[20]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年度年报（2007-2008）》，2009，第20页、第27页、第32～34页。
[21] 参见钱贤良《助理检察长韦高度：我很享受在澳门生活》，《检察日报》2007年11月26日。
[22]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司法年度年报（2007-2008）》，2009，第20页、第27页、第32～34页。
[23] 此可以参见终审法院案件编号5/2008裁判书（审判日期2009年1月21日）、终审法院案件编号56/2008裁判书（审判日期2009年1月21日）、终审法院案件编号54/2008裁判书（审判日期2009年1月21日）、中级法院案件编号2/2009/R裁判书（裁判日期2009年4月30日），该等判决书均载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官方网站。
[24] 参见Roger Cotterrell，Law，Culture and Society：Legal Ideas in the Mirror of Social Theory（Farnham：Ashgate Pub. Co，2006），pp.84-86。
[25] 参见Barbara Yngvesson，“Inventing Law in Local Settings：Rethinking Popular Legal Culture”，98 Yale L.J. 1689（1989）。
[26] 参见金国平《葡语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行政》2003年第3期，第855页。
[27] 参见黎祖智《澳门的葡萄牙语言和文化及其推广机构的现状与未来》，《行政》1995年第4期，第922页。
[28] 参见〔葡〕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周艳平、张永春译，澳门基金会，1996，第49～59页。
[29] 〔葡〕Eduardo Nascimento Cabrita：《法律翻译——保障澳门法律—政治自治之核心工具及遵守联合声明之必要条件》，《行政》1992年第2期，第534页。
[30] 〔葡〕Eduardo Nascimento Cabrita：《法律翻译——保障澳门法律—政治自治之核心工具及遵守联合声明之必要条件》，《行政》1992年第2期，第535页。
[31] 邓伟平：《过渡时期澳门法院的现状及其走向》，《行政》1995年第2期，第440页。
[32]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总体结果》，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a56cb8bd-a4ac-4f22-bc0c-55dfc4f02284/C_ICEN_PUB_2006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3]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总体结果》，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a56cb8bd-a4ac-4f22-bc0c-55dfc4f02284/C_ICEN_PUB_2006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4]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总体结果》，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a56cb8bd-a4ac-4f22-bc0c-55dfc4f02284/C_ICEN_PUB_2006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5]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总体结果》，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a56cb8bd-a4ac-4f22-bc0c-55dfc4f02284/C_ICEN_PUB_2006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6]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澳门资料》（2009年），第16页，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489f93d0-2def-473d-a1d6-ec2603dd132c/C_MN_PUB_2009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7]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澳门资料》（2009年），第16页，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489f93d0-2def-473d-a1d6-ec2603dd132c/C_MN_PUB_2009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8]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澳门资料》（2009年），第16页，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489f93d0-2def-473d-a1d6-ec2603dd132c/C_MN_PUB_2009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39]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澳门资料》（2009年），第16页，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489f93d0-2def-473d-a1d6-ec2603dd132c/C_MN_PUB_2009_Y.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40] 在此，本文在描述澳门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利益相关者中，使用“居民”这一简便的称呼，系采国际税法中“居民”和“非居民”的定义，涵盖自然人和法人，如中国内地居民、中国台湾居民、美国居民等。
[41] 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对外贸易统计》2000～2008年各年之十二号刊，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官方网站，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ExternalMerchandiseTrade/ExternalMerchandiseTradeStatistics.aspx，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5月28日。
[42] 澳门律师公会主席华年达在2008司法年度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这一点，但其认为澳门法制无须因应这些境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而改革。
[43]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区发展政策”课题组《均衡发展——欧盟区域政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践》，《国际贸易》2002年第6期。
[44] 丁晓正、胡正荣：《葡萄牙媒体产业的集中历程及其特征与启示》，《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第107页。
[45] 参见António Costa Pinto，“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Portugal's Decolonization”，in Stewart Lloyd-Jones and Antoónio Costa Pinto（eds.），The Last Empire：Thirty Years of Portuguese Decolonization， Intellect 2003，pp.17-35。
[46] 参见吴国昌《澳门过渡后期的法律本地化》，《行政》1995年第2期，第418页。
[47] 参见Deborah Cao，Translating Law（Bristol：Multilingual Matters，2007），pp.7-35。
[48] 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办公室对香港律政司咨询的答复，参见香港律政司给香港立法会之《翻译法院判词》［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CB（2）2566/02-03（01）号文件］。
[49] 进而言之，澳门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的“法律翻译”观，还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条，该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该条原意讲的是中文是主要语文，葡文是辅助性语文，但是现行澳门司法当局的法律翻译观点和实践却将中文与葡文的优先劣后顺序完全颠倒。参见王禹《再论中文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要正式语文》，《澳门日报》2005年6月5日。
[50] 语出《孔子家语》卷一“始诛”篇。
[51] 参见Walter Sinnott-Armstrong，“Word Meaning in Legal Interpretation”，42 San Diego L.Rev. 465（2005）。
[52] 〔葡〕Mário Júlio de Almeida Costa：《葡萄牙法律史》，唐晓晴译，澳门大学法学院，2004，第304页。
[53] 〔葡〕Eduardo Nascimento Cabrita：《法律翻译——保障澳门法律—政治自治之核心工具及遵守联合声明之必要条件》，《行政》1992年第2期，第534页。
[54] 参见Rev. George Mastrantonis，“The Bible：Its Original Language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available at Greek Orthodox Archdiocese of America：http：//www.goarch.org/en/ourfaith/articles/article7068.asp，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7月17日。
[55] 参见Kaarlo Tuori，Critical Legal Positivism（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196。
[56] 参见Kaarlo Tuori，Critical Legal Positivism（Farnha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2），pp.183-191。
[57] 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法律出版社，2003，第47页。
[58] 参见R.Michaels，“The Functional Method of Comparative Law”，in M.Reimann and R.Zimmermann（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La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6），pp.345-347。
[59] 参见Ana M. Lopez-Rodriguez，“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Without a Common European Legal Culture？The Link Between Law，Language and Culture”，29 Brooklyn J. Int'l L. 1195（2004），pp.1206-1207。
[60] 参见A. Watson，“Legal Transplants and European Private Law”，in Vol.4.4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December 2000）。
[61] 参见Anders Fogelklou，“The Regional Ombudsman as a Western（Swedish）Legal Transplant：Experiences from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St. Petersburg”，13 Transnat'l L. & Contemp. Probs. 537（2003），p.540。
[62] 参见Morton J. 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80-186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7，59。
[63] 参见米健等《当今与未来世界法律体系》，法律出版社，2010，第266～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