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假设：解释工作流动
在已有的文献里，很多研究关注的是个体层次因素对个人工作流动概率的影响。这些个体层次因素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类：个人时间（包括劳动市场经验、公司资历、持续性依赖以及年龄）、工作报酬、个人资源和个人限制条件（Felmlee，1982；Rosenfeld，1992）。另外，社会结构、经济状况和法律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工作流动重要因素（Rosenfeld，1992），对宏观因素与工作流动的关系，我们会通过考察换工风险的时间趋势来间接地加以研究。
（一）个体层次因素——个人时间
有关个人时间对换工的影响，现有研究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在职时间与换工风险（hazard）既存在负向关系也存在正向关系（Rosenfeld，1992）。就农民工群体而言，我们认为在职时间这个影响工作流动的重要变量和换工风险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农民工被排除在单位的工作晋升阶梯之外，在此意义上，他们是灵活的外部劳动力（Allison and Uzzi，1993；Scott，2002；Hodson and Sullivan，2001）。这种地位意味着，积累与某一公司相关的、不可转移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而言意义不大。另外，由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一份工作上做的时间越久，经历不公平待遇的机会也越大，因而也就越可能对公司和目前的工作产生负面的评价；同时，在职期间，通过劳动力市场和人际关系网提供的工作信息，他们也更有可能了解到其他的工作机会。因此，一个农民工的在职时间越长，他辞工的风险越大。
考虑到农民工工作对体力和精力的要求较高，年轻对农民工来说应该是一种优势（Feng，Zuo and Ruan，2002）。由于这种年龄优势的存在，年轻的农民工辞工后也更容易找到新的工作。另外，换一个角度来说，年轻人对待变化的态度也与年纪大的农民工不同，他们应该更容易也更愿意接受变化。相比年龄大的农民工，年轻农民工的流动性更高，也就是说，做第一份工作时年龄越小，辞工的风险越大。
（二）个体层次因素——工作报酬
一般而言，对更高的工作报酬的预期是人们换工作的重要激励因素，现有的报酬水平则与工作流动负向相关（Felmlee，1982；Tuma，1976）。农民工进城工作的重要动力和目标就是挣钱（Feng，Zuo and Ruan，2002），报酬高低是农民工评价一份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工作的报酬水平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如前所述，户籍制度将农民工束缚在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底端，他们的工作流动性是这种制度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在个人动机和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工资水平低的农民工将更有可能离开现有的工作去寻找更好的报酬机会。
（三）个体层次因素——个人资源
影响工作流动的重要的个人资源包括智商和教育（Felmlee，1982），这些因素影响找工者是否能最终获得工作机会。受教育程度与流动率成正比（Tuma，1976）。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城市找第一份工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导致他们的技能水平、文化程度以及个人对工作的偏好与第一份工作的匹配程度不高。因而，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更有可能离开现有工作去寻找更适合自己人力资本水平和个人偏好的工作。当然，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对找到一份报酬更好的工作的预期和信心也会相对较高，这种乐观的预期也是这种个人资源与流动率关系背后的可能机制之一。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辞职可能性也相应提高。
（四）个体层次因素——家庭限制因素
研究发现，已婚和有小孩之类的个人特征可能会阻碍个人的流动机会，这种影响对于女性劳动者来说尤为可能（Felmlee，1982）。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个人限制条件不会限制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第一，与在城市的工作收入相比，从事农业获得的收入更低，改善家庭的生活质量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对于有家庭和孩子的农民工来说，为了供养家庭或者孩子，他们更可能采取换工这种策略去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第二，与一般群体不同，已婚或者有小孩对农民工来说不等同于稳定的家庭生活，夫妻分居和留守儿童现象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大量存在。第三，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大量的工厂，这使得农民工可以在与配偶距离较近的范围内找工作。因此，个人限制因素不会限制他们换工作，甚至有可能作为换工的一种激励因素而存在。
（五）结构性因素和工作机会
不断变化的职位空缺结构影响工作流动（DiPrete and Nonnemaker，1997）。Rosenfeld（1992）认为，工作变动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组织层次的、国家范围内的和法律上的变化在影响工作流动率上发挥的作用。个体换工作的可能性不只受个人努力、资源或限制因素的影响，结构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地区或国家范围内发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变化会通过影响公司规模或公司数量而影响工人的流动率（Rosenfeld，1992）。这种观点对于本章研究的问题有所启发，即农民工所处的大环境对他们的流动率有影响。虽然，我们无法具体测量工作机会结构的变化，但可以通过考察工作变动的时间趋势对这一问题间接地加以研究。
本章目前为止的讨论只限于自愿的工作变动。与之对应的是非自愿离职，而非自愿离职又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因工厂倒闭等非抗力原因导致的离职和被解雇。我们将自愿离职及非自愿离职的两种类型看做相互竞争的事件。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能通过这三种方式中的一种离开现有工作。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非自愿工作终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本章的关注重点主要是自愿的工作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