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已有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研究的两类不足

有关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和问题视野，由此也产生了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本章无意对这些成果进行分门别类的总结，但是想要指出这些成果中存在的两类问题：一个是对不同研究对象关注的失衡，即外来城镇人口被考察得较少；另一个是重要的观察角度的缺失，即鲜有从当地市民的角度出发考虑外来人口的迁入。其中第一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对外来人口所涵盖的人群没有作具体细致的划分。如果按照户口性质将户籍分为城镇户籍和农业户籍的话，也可以据此将外来人口分作两类，一类是外来城镇户籍人口，而另一类就是外来农业户籍人口，也就是学界所称的“农民工”。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文献已相对较多，而对于那些拥有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口学界则关注较少。但是这两类群体在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其在城市融入方面也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具体要求（李强、张海辉，2004；张展新，2007）。第二个问题主要和研究内容与问题角度比较集中有关。以往外来人口的融入研究大部分从外来人口自身的视角出发，还有少部分研究则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外来人口。而面对大量的城市居民，学者们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似乎这一群体同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对于容纳能力有限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来说，外来人口的进入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当地市民的生活和工作，而当地市民的职业流动和城市内部空间迁移流动也会影响外来人口的融入（李若建，2003a）。此外，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分割造成了倾向于本地居民的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区隔（张展新，2007），由此导致城市居民成了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群体（李若建，2001），这就使得这两类人群间存在利益上的可能的冲突。因此在我们考察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的时候，仅仅关注外来人口自身的行为和态度是不完整的，以城市居民为主的观察视角同样不可或缺。

（二）相关研究的启发

在研究视角方面，社会距离和社会交往研究将城市居民纳入考察对象。卢国显（2006）的实证研究发现大城市的居民同农民工之间存在远距离等级的社会距离，而且大部分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有着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这种后果的深层原因是制度限制或制度供给不足。覃国慈（2006）的实证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她认为社会环境的差异是导致城市居民同农民工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而刘林平（2008）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不但再次验证了类似结论，而且深刻地指出“二元经济体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它也会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并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我们可以认为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行为的态度受到已有制度的影响，而这里所讲的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主、其他相关制度为辅的制度群。其中户籍制度对城乡居民的影响后果已经被诸多学者讨论过，而近来一种新的观点指出经过不同阶段的改革，户籍制度所产生的城乡分割结果已逐渐让位于区域分割的结果，至于这种分割的结果主要是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一系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待遇的属地分割式的再分配（张展新，2007），区域分割产生的背景则是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责任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而对于一个供给能力有限的地方政府来说，在户籍制度框架下引申出的名目繁多的户籍准入制度则是为了减少公共服务产品潜在消费者的数量增长。而付文林（2007）基于公共支出竞争的经验分析也发现地方政府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确实会导致户籍人口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其实就是由于区域外人口迁入所产生的人口机械性增长。当有限公共服务产品被更多的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消费的时候，原来的消费者就会遭受这些产品相对于以往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下降，而这些原来的消费者也就是当地城市居民对此会持反对态度（刘林平，2008）。

在上述制度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甄别条件允许符合要求的外来人口迁入本区域，但是这些人还要为此付出更多无形的代价。蔡禾与王进（2007）的研究考察了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永久性迁入城市的意愿，他们发现如果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打工城市作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指标的话，制度合法性压力是影响农民工迁移意愿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他们对于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定义就包括了“受到本地人的歧视和排斥”。可以看出，外来人口在迁入行为上不仅要付出学历、职业技术资格、纳税额等外显的硬性成本，还要耗费由于当地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斥所带来的隐含的软性成本。

（三）本研究的问题指向

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的回顾可以认为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迁入行为会有心理上的认识和判断，这种判断的结果可以通过态度的形式得以表现，而判断的依据除了主观的情感认知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其自身利益增加或减损的估计。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本研究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居民的个体特征对其态度有影响自不待言，而制度等宏观层次的环境也是影响其态度的重要因素，但这类影响因素在以往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中未被考察。各城市根据本地情况实行不同的户籍改革政策，由此构造不同的制度环境，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在不同制度环境中是否有变化，怎样变化，回答这些问题就成为本研究同其他类似研究有所区别的地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