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忆沈从文先生

张学琦

20世纪70年代初，我由宜昌调至咸宁双溪卫生院工作。当时政治活动频繁，会多、公差多，因此偌大一个卫生院仅剩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我那时既看门诊，又管病房，经常是内、外、妇、儿科都看，白天黑夜连续工作。

当时，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大本营在咸宁向阳湖，双溪大屋周驻有一个连队，那里原有个煤窑，干校的同志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挖煤，以供向阳湖干校使用。连队没有医务室，因此连里的同志们凡有病痛都得来卫生院，接触多了，许多人便成了朋友。大屋周离双溪镇虽仅三四里之遥，我却从未去过，一是由于工作太忙，走不脱；再者，也实在不忍目睹他们趴在煤窑挖煤的惨状。

一天，我照例坐门诊，来了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他中等个子，穿着普通，戴一副近视镜，说话带湘西口音，说是患有高血压，要求量一下，开点药。我给他量过血压很吃惊，收缩压240mmHg，舒张压130mmHg。我从医时间不长，像这样高血压的病人还见得不多，很有些为他担心，建议他住院。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经常是这样，吃点药就行了。我准备给他开药时，他说只要点水合氯醛，我便通知药房配制。当我拿出处方笺询问他的名字时，他才告诉我他叫沈从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眼前这位老人就是我少年时代就知道的大作家沈从文吗？读中学时我爱好文学，有空便去新华书店，隔着玻璃，书柜中草绿色封面的《沈从文文集》，可望而不可得，不能像其他书籍一样可以翻阅，对沈从文便增添了几分崇敬与神秘感。据我所知，当时大屋周围并没住作家，而且患有高血压的作家竟是孤零零一个人来医院看病……当我问他是否作家沈从文时，他点了点头，并对我说明只身一人来双溪的原因。原来，沈从文先生与夫人是一道下放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沈先生年老多病，不能在干校随队劳动，双溪有个连队，正好有个照应，因此便被安排到了双溪，从此便与妻儿天各一方。谈话时，先生脸上流露着无奈与苦涩。当我问到他的生活时，他很有些为自己庆幸，说是住在区政府旁的民房里，吃住不用操心，一日三餐都在区政府食堂买，倒也清闲。我也简要说明自己大学毕业辗转调动的经历，彼此都说了些安慰的话，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给他取药后，我送他到医院门口，叮嘱他不适随诊。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百感交集。一个国内外知名的作家今天尚且如此，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还有什么苦恼！

以后，先生常来量血压，开水合氯醛，每次我仅给开三四天的药。一方面可常见到沈先生；另一方面，因为水合氯醛是镇静剂，久服可以成瘾，量大可使血压骤降，我怕引发意外。因此，我没有满足先生多开几天药的请求，说是此药不能多开，不能久置。他似看出我不必要的担心，摇了摇头，只是依了我，隔三岔五来医院。

一次，原国家电影局李椽局长来医院，谈及沈老情况。他说沈先生最近写了首长诗《思入蜀》，问我可曾见到，我说没有。他告诉我先生的儿子远在四川，夫人在向阳湖，一家三处，沈先生希望到四川去与儿子团聚。我要求李椽同志满足他的愿望，李椽为难地笑了笑，我领会到他的苦衷。临行，他再三嘱咐我要多关心沈老。

当时的双溪区革委会设在双溪街的一间老式祠堂里，沈老住在这间祠堂旁的一栋老民居里。这是一栋三进的旧民居，坐西朝东，沈老住在中堂左侧的厢房里。房子较小，与南方所有的旧民居一样，窗子小，光照自然较差。窗外是一方天井，对面的厢房被房东用作牛栏。我第一次去看沈老时，他指着对面的厢房幽默地对我说：“我住牛棚了。”我真担心他夏天如何生活，他看出了我的担心，转过话题说，生活倒也方便，房东待他也很好，三餐吃食堂，闲时看看书或到双溪河边漫步，拾些卵石或碎瓷片，无人相扰，生活倒也安静。夫人每月由向阳湖来一次，为他浆洗，顺便也带些吃的来，叫我不必担心。

以后，沈老随杨堡卫生所一道搬入了杨堡小学。小学离区卫生院较近，我去过几次，那里光照、通风与卫生条件均比原民居强，房子宽敞些，沈老的心情自然也好了许多。他在房里支起了一个可拆卸的书架，上面放了一些书籍及各种古瓷碗碎片，上面写满蝇头小字，注明年代与出处等。可惜我对考古学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其价值所在。他还拿出所编著出版的《唐宋铜镜》等装帧精美的考古学著作，像天真的孩子如数家珍地一件件、一本本地拿给我看，沉浸在一种难得的喜悦中。当我问到他“文革”初期是否受到冲击时，他似乎有些得意地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后较少文学写作，一直从事考古研究，没有辫子给人抓，因此没有受到冲击。

杨堡卫生所的张小阶医生成了沈老的邻居。张医生是武汉人，由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分配来杨堡，常与沈老一道谈天。张医生常请我会诊，这样我去杨堡卫生所见沈老的机会更多了。一次沈老的夫人来双溪为他浆洗，见到我时，沈老将夫人——作家张兆和女士向我介绍，并说夫人由于身体好，留在向阳湖干校劳动。沈老显得非常高兴与激动。他们很珍惜每月一次的相聚，每次来，先生都要陪她逛双溪街集市、商店，在田间小道、双溪河边散步。沈老说双溪的风景不错。

1971年春节后不久，我被抽调到县里参加筹备“农业学大寨展览”，临行，我去杨堡卫生所与沈老、张小阶医生话别。他们都有些怅然，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拜托张小阶多照顾沈老，勤给他量血压。

展览馆设在当时的咸宁二中（现咸宁高中）礼堂，我与从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武汉医学院“五七”干校、华中工学院“五七”干校等单位借调来的几位美术工作者同住在学生宿舍中，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有时还一道下淦河游泳，过得很舒心。只是展览办得很窝囊，常常为了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字反复调查推敲。在那个年代，动辄扣政治帽子，还要踏上一只脚，人人都很谨慎，个个都怕负责任，因此展览筹备工作进展较慢，办了半年多也不能开展。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我们都要参加学习、讨论，展览筹备工作暂时中断。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又回到久别的双溪。当我急匆匆去杨堡小学看望沈老时，谁知人去屋空。张小阶医生告诉我，沈老与夫人已一道迁往丹江口干校，临行前将他从北京带来的唯一一件家具——旅行书架送给了张小阶。物易其主，书架上存放的不再是考古学专著与古瓷片，而是张小阶的几本医学书籍与简单的行囊……我的眼睛浸润了。我遥望北方的天空，眼前又浮现出沈老和善的面容与睿智的眼神，耳边萦绕着他的湘西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