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文章事业足千秋——胡昭衡谈沈从文

林龙

年届75岁高龄的胡昭衡，已从繁重的行政工作岗位退居二线，但还担负不少社会工作，有着繁忙的社会活动，且笔耕不辍，仍从事杂文写作。当胡老听说我们要请他谈谈沈从文时，愉快地接待了我们。胡老身材魁梧，满头银丝，脸上总是洋溢着热情愉快的微笑，谈笑风生，精神矍铄。谈到沈从文，胡老显得有些心情沉重，沉思片刻才讲话，显然他的思绪回到了沈从文先生逝世的那些令人沉痛的日子里。

胡老说，从1935年与沈先生相识，至今已有50多年了，沈先生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朋友、兄长。对沈先生，我是非常敬仰的，想到他的去世，心情是抑郁痛苦的。1988年5月10日沈先生去世后，次日我和老伴儿去沈家吊唁，慰问沈夫人张兆和大姐及其子女，时刘祖春、王雅琪兄嫂及吕东学兄在座，曾共议遵从沈先生遗嘱从简治丧事宜。他生前留言，逝世后，不要悼词，不要开追悼会，这精神我是赞成的，先生“文章事业千秋在，何劳身后更立碑”！5月18日到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我心头凝结着半副挽联：“是师是友，育青育后；非官非阀，爱国爱民；守操清廉，葬革陋规；丰硕贡献，无声影响，波及中外，谁能抹杀！”因为缺下半副，没有形诸文字。下半副挽联不是不可能有，只是自己当时心疲力绌写不出来而已；何况当时当地，有些心情也不是语言文字可以完全表达出的。归来后，又忆及向沈先生遗体告别的场景，情感实难超脱，久久不释，于是心头又凝聚起几句唐诗：“知君命不偶（孟浩然），交情老更亲（杜甫），恩深转无语（刘得仁），徒此揖清芬（李白）。”后来还以“徒此揖清芬”为题写了悼念文章。

胡老说：“我年轻时搞文学创作是受到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和鼓励的。”1935年，20岁的胡昭衡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他在北平还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一年在北平发生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对他的志向和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确定了他的一些重大方向性的志愿。也正是在这时，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受到了沈从文的鼓励和帮助。胡昭衡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作，1933年一度参加“左联”。1935年冬，他写成短篇《乡村》。这篇反映他的故乡河南农民苦难生活，带有中州乡土气息的小说，由他的同学刘祖春转送到素不相识的沈从文手中，受到了沈从文的重视，很快就在沈先生曾主编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当时沈从文正值创作巅峰，他的代表作之一《边城》已面世。这样一位大作家的提携对于一名文学青年是极大的鼓励和促进。此后两年中，胡昭衡创作了十多万字的小说和散文。1937年，赵家璧先生主编由茅盾等20人推选的《短篇佳作集》，沈从文推选的3篇作品中就有胡昭衡（李欣）的《乡居杂记》之一——《夜行》。这表现了这位大作家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期望。

对于当时经常在沈从文寓所聆听教诲的一些内容，胡老至今记忆犹新。沈先生曾谈过这样的文学见解：一个从事文学的作者要多创作，要讲求作品的文艺质量；人要有特性，作品要有特色；作者要像创造人类的上帝，冷静，智慧，站在高处观察一切，不要随俗浮沉；过去有多少作家显赫一时，而今都销声匿迹了，不要急于“下海”、急功近利；有好作品才能传名后世，古今中外许多好作品是在作者身后才有定评，获得崇高赞誉的。不随俗，不人云亦云，不追求时髦风尚，要耐得寂寞，甘于坐冷板凳，下得苦功夫。要能写出一些有永久性价值的作品，要有写出一部《圣经》的坚毅精神。

对沈从文先生的这些见解，胡老表示，他当时和以后并非完全赞同。但是，胡老接着说：“沈先生当时对我讲的这些话并不是以长者自居板起面孔的教导，而完全是出于爱护文学青年的肺腑之言，代表着他那一代人具有独立见解的文艺观，的确是针对当时一些文坛时弊而发的。他看不惯某些粗制滥造的公式化的文学作品及出版物，提出在作家间需要一种‘反差不多’的新运动。这种在当时并不合时宜、曾引起非议的文论，反映着沈从文先生对文艺创作规律的求实探索，讲出他对文艺作品社会效益的坦诚看法，说明他对繁荣中国文学的长远观点。时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只要切实认真加以品味分析，就能觉察出沈从文先生许多话的道理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

从胡老30年代在北平与沈从文的交往可以看出，当时胡老就对沈先生极为敬佩，而沈先生对年轻的、在文学创作方面颇有才气的胡昭衡则非常器重，并寄予厚望。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满腔热血、向往革命的大学生胡昭衡去敌后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在许多岗位上从事革命工作，也就未能如沈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专注于文学事业了。

胡老回忆至此，感慨万千。他说：“对我所走的人生道路，我并不后悔；值得惋惜的是，沈从文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再继续他的文学创作，而投身于古代文物研究了，这对我国现代文学事业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在谈到对沈从文的评价时，胡老有些激动地说：“我认为现在对沈先生完全可以盖棺论定。我从与沈先生50多年的交往中深切地认识到，他是一位五四以来伟大的爱国作家和古文物学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贯串着他的一生。”

对胡老的论断，我们完全赞同。在文学创作方面，沈从文以其大量的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引起世界文坛瞩目，为中国文学争得世界声誉也做出了贡献。沈先生早年出版的选集单行本有70多种，这些集子大多毁于“文革”期间。1984年，由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12卷本《沈从文文集》出版，约400万字，收集了先生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和文艺论文、杂考等，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湘西》《湘行散记》等。沈从文常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事实也正是这样。这位出生于湘西凤凰县的大作家的作品中总有一种“燃烧的感情”，就是对乡土，对人民的爱，凭着这种深挚的热烈的爱，沈从文在事业上终生不渝地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沈从文转而从事文物研究。沈先生接触文物、爱好文物，和对文学的兴趣一样，始于其青少年时代。不过在沈先生决定放下作家的笔，把时间和精力投向历史文物研究时，就把对文物的个人爱好提高到作为发掘、整理、研究、保存和弘扬祖国历史文化的严肃工作了。他这样说过：“一般人总认为，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那就算完了。可是一深入工作，就会明白历史博物馆是一座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宝库。馆内各种文物都引起了我浓厚兴趣。”

沈从文在文物研究领域中辛勤地、默默地耕耘，成就卓著。自1958年开始，先后出版了《唐宋铜镜》《中国丝绸图案》《明锦》《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著作。“文革”期间，沈从文被迫害，家中多次被抄，资料被毁。但是他一声不吭，沉默地受着“十年浩劫”落到他头上的灾难；同时仍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在“五七”干校，他忍受着高血压病痛，一边看守菜地，一边凭回忆写下了许多文物资料。他说：“个人受点委屈算不得什么，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的作用。我们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可我们的文史研究工作还赶不过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于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得努力啊！”1981年，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了，这部凝结着沈先生半生心血的25万字的宏帙巨著，展现出我国悠久文化的辉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学习祖国历史、认识祖国丰富的文化宝库的重要文献，也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瑰宝。

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和文物研究著作，是他对祖国的爱的丰碑；他对祖国的炽热的爱也表现在他的一切行为之中。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携眷南下，转道去台湾，并为他买好了机票，沈先生拒绝了。收到《沈从文文集》的稿费9000多元，他又掏出几百元，凑一万元，寄给了湘西家乡山区办学。他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文物古董，又把这些文物献给国家，珍贵的《阿房宫图卷》送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多年收集的明清锦缎送给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曾长期被误解，甚至被歪曲，“文革”期间受到严重迫害，可是他从来不谈个人的委屈，而是认为个人得失事小，国家前途事大：“民族兴衰，事在人为”，一贯以民族兴衰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为重，以事业为重；忍辱负重，廉洁自守，要“在事业上有以自现，在学术上有以自立”，顽强地同命运拼搏，在事业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

胡老谈沈从文，充满激情，这激情和谈话的内容震撼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从理智到情感都感受到沈从文的人格与事业的伟大。采访结束了，胡老的话一直萦绕在耳际：尽管对沈从文先生的评价尚有争议，但是沈先生伟大的爱国情怀、对我国现代文学和社会主义文物事业的杰出贡献，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沈从文的道德、文章、事业，足以流传百代、垂示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