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人间藏王
我所认识的藏王在与我道别的那一刻，大约是希望我不要把接受帮助的事放在心上，他告诉我：“帮人找回他丢掉的东西，是我们的工作；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的下一个故事，是在一个很长很长、长得一本书都装不下的故事里，不时地会提到地藏王，而且要从寻找地藏王开始说起。
不过，在进入下一个故事之际，我还是得唠叨一下，把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交代一下。这不但跟地藏王有关，也跟地藏王传说融入现代人的真实生活经验有关——地藏王如何粉碎鬼的地狱，解脱鬼的痛苦，如何实践“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信念，也许该有更清楚的描述。不过，我一定要先提醒读者：无论事件如何离奇、怪异、超乎自然，它都是发生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次元里的。同一个人间，而不是异质的时空。就像是几篇内容、形式、旨趣、兴味各自不同的短篇小说，给发表在同一个集子里一样，它们彼此不相连属，个别衍生的情节也没有任何枝节的牵涉，然而一旦编成一个合集，仿佛分享了一个世界。
今天清晨我梦见在中朝边界的长白山上，有一人滚坡而下，滚了几十尺，才勉强刹住，我上前伸手要帮忙，没捞住他的臂膀，倒是一脚丫子踩住了他的风衣。他却继续往下滚，我拾起他的风衣，风衣像魔术师吹过气儿一般不见了，捧在我手里的，是一个铜钵儿，径不足一尺，浑圆椭扁，阔口鼓腹，泛发着陈旧的光芒——到哪儿它都跟着我。
当我醒来时，铜钵儿还在那里。
一九九〇年夏天，我的老朋友、也是知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詹德茂约我见面，说是要开一个新的节目，会邀请几位作家亲自赴大陆，各人负责一条独立构想的旅游路线，担任“屏幕领队”，也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主持人”。每一位作家必须亲自在那条旅游路线待足每一分钟拍摄时间，摄影机全程伺候，作家眼见什么景、心想什么事，都可以对着镜头说，就像是在主持了。之后，跟拍的导演再依据节目需要做剪接，看能剪成几集、就做几集，算是弹性很大的一个拍摄计划。
当时约聘同行的导演是周定阔，执行制作是王理和邵懿德，皆堪称一时之选；但是能面对镜头，还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的作者却极少。就我所知，真正玩儿了一趟、还把制作单位要的东西拍回来的，只有我和诗人林耀德。
林耀德挑的路线是东北中朝边界，有鸭绿江、长白山，还有说不通话的一大堆朝鲜人；我特别记得在他拍回来的影带里有滑险坡下山、还磨破了裤裆的一个画面，可见其辛苦。
我挑的路线则轻松得多：乾隆游江南。也就是先在南京安排好拍摄机具，搭渡轮过长江，从镇江出发，大致上跟着当年乾隆的行脚，一路经过扬州、常州、无锡，绕太湖转半圈，再上苏州、杭州（甚至还特别为了上鲁迅故居而跑了一趟绍兴）。春夏之间，虽说有点儿热，可大体而言，是追随着乾隆的脚步，我所受到的礼遇也颇让我自觉像个皇上。
这就要说到杭州的藏王了。那一天我同邵懿德两人先在杭州城逛了一上午书店，主要当然还是一句老话：“临时抱佛脚”，搜集搜集未来三四天即将在这古城里拍摄的口白资料。一摞书堆起来有两尺多高，照例是邵懿德帮我拎着，我说上西湖边儿上的柳树底下去看书，岂不风雅？
这主意出坏了——因为当时西湖边儿上的柳树新栽的多、成荫的少；这一株底下晒头，那一株底下晒脸，一连换了两三回座儿，我才猛里发现：挂在脖子上的一个护照袋不见了。里头有护照、机票、证件，当然还有些现钱、信用卡。想一想，是换座位的时候，回身帮着邵懿德整理一大堆书籍，嫌那袋儿垂挂在胸前碍事，摘下来扔在椅子上了。再沿路踅回去，当然还是找不着。皇上当场发了脾气：老子回宫了，不拍了！而且我的意思是立刻回台湾，根本不玩儿了。
其余人等一面安抚我、一面报了案。到如今我还记得周定阔脸上的表情是惶急之中略带着一丝肃杀之气，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在说：“不拍的话，你会像护照一样消失的。”
没料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公安局的电话直接打到旅馆来：那护照袋找着了。管西湖的公安局应该不止一个，我们去的那一个居然在湖边林下，可谓“绿荫深处”了。远伫凝眸，与前一天曝晒在天晴树小之处迥然是两个世界。我几乎不能想象：这是同一个西湖。我还记得，一时居然完全忘记遗失了护照袋的事，我在柳荫下逡巡良久，一些不明来历的诗句便在波光云影之间浮沉、闪烁。“玉骢难系柳丝长”，这是从《西厢记》曲词里颠倒拼装而来的；“诗才未必输陶谢，謦欬居然变柳禽”，这是从谢灵运的诗移花接木而来的；“恣意东风信柳催，影丝烟信踏波来”，这是全无出处的两句开篇……总之，刹那之间，我在现实里失落了现实，在时空中抛掷了时空。不知今夕何夕，亦不知此地何地。
直到邵懿德喊我：“我们还是领护照去吧！”
进去之后，公安核对了我的身份，我则检查失物，一样不少，可说是完璧归赵。非但如此，感觉上一沓子尚未换成人民币花销的美金好像还多了些。关于这一点，坦白说，我报案的时候只提到有大约三千美金，并不记得里头的实数。这时一张一张清点，居然有四千三百多。公安局方面似乎不以为意，我自然乐得装糊涂。
那负责办销案手续的公安对我说：“是两个农民捡到的。”拾金不昧的农民说什么也不肯向失主公开姓名地址，但是那公安却说：“你们身为台胞的，还是应该‘意思意思’人家一下，写封信、道个谢都好。”于是给我看了看对方填写的报案单，一个叫第五明，一个叫萧金山，就住杭州城外。
我把那两位拾金不昧的农民的姓名、住址抄写下来，再三致谢，并谨慎地问：“这‘第五明’是个人吗？”
那公安一瞪眼，道：“不是个人，难道还是鬼吗？”临别时他还特意地强调：“祖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你回台湾去要给表扬表扬。”我说当然当然。
接着，我跟周定阔商量，看可不可以从拍摄时程当中匀出半天空来，让我去拜访那两位老兄一回。周定阔一面改写着工作程序表，一面冷冷地对我说：“皇上要起驾，为臣敢不从命吗？”这话很凶的。
利用那一个算是偷来的下午，我按着公安交付的地址，在一个显然称得上杭州城郊的小村落里几乎没拐弯儿就找着了第五明。看上去，他约莫有五六十岁了，是个大约一有点钱就去镶个金牙的农民，远远地一见我，就龇着金牙迎上来，主动说：“萧金山不在，有话屋里说去。”
一时之间，我也没什么可说，捧上了两大篮水果，进屋搁在桌上，直嚷着谢谢、不成敬意、笑纳笑纳之类的应酬言语。我随即发现到这间正屋的墙上唯一的装饰品（仔细思量一回，你可能还会怀疑：它算个“装饰品”么？），那是挂在北墙正当央的一把三弦，通体木质无漆，应是手工打造，由于有了点儿年代，或许是汗泽沁润，看得出敷染着些黯淡的油光。那油光是反射过来的，顺着亮光看去，光源则居然像是桌上被两篮水果遮住了的一个陈旧的铜钵儿。
看一眼那把三弦、再看看那铜钵儿，回头再看一眼那把三弦，倒是想到了一个破解初识尴尬的话题，我随即一指北墙：“您也演奏乐器啊？”
第五明斜瞄一眼三弦，笑笑，用一口杭州腔极重的普通话对我说道：“什么演奏啊？弹弹，就是弹弹，亲朋戚友、旧雨新知，见面不就是弹弹吗？”他手里比划的是个弹三弦的手势，嘴里说的，却像是“谈谈”，说话、聊天这么个意思。接着，他却流露出一副迫不及待、忙要开门见山的模样：“废话不多讲——你钱都收到了呵？”
我说：“收到了，谢谢、谢谢！”
“多出来的也收到了呵？”
我登时脊梁骨一麻、心一冷，支吾了两声，硬起头皮，道：“收——啊也收、也收到了。”
“那好。”第五明微微笑了笑，道：“两年之后，烦你转交给一个同你说起‘杭城风云’四字之人，我就先谢谢啦！”
“‘杭——城——风——云’？”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
“不错。这钱，是那个人的一个朋友的，不多不少十三张。”第五明接着道，“你就跟那人说：叫他那朋友还是别打‘藏王’的主意了。”
“‘藏王’又是个什么东西？”
“人嘛，你说算个什么东西？呵呵呵！”第五明依旧龇着一嘴金牙说道。
“藏王”，勉强算是一个“职务”罢？我也只能这么说。
坐在我眼前的第五明就是“藏王”。而那位我一直未曾谋面的萧金山也是“藏王”，萧金山是第五明的前任；你也可以这样说：第五明是萧金山的徒弟。不过，当时我并不明了。
我先前说过：那是一九九〇年。在那个年代，杭城四河，一条不剩，可“藏王”居然还在呢。
“藏王”是有来历的。传说杭城里有河的时代就有这故事了。杭州耆宿都知道：“有河就有帮，有帮就有王。”意思就是说凡事要有“单一窗口”，绝不容令出多门。这里所谓的“有帮就有王”，就是指“人间藏王”。
这是怎么回事？就要往杭城四河说去——
杭城原有四条城河。自西而东，分别是浣纱河、施腰河、盐桥河与菜市河。施腰河又名小河，在城区中间，东起盐桥河新宫桥之北侧，北至洗马桥接浣纱河出武林门，全长十里，是杭州古河道。听说这河道在抗战期间就淤塞了，淤塞的原因是居民长年以来不断倾倒粪便垃圾之故。民国三十五年索性修筑成马路，叫光复路，这路才修成就往下陷，所以当地人常拿“光复”“陷落”两个词开玩笑，大意不外：“怎么才光复又陷落了？”一九四九年政权更迭，关于这条“粪底儿路”的流言俗谚，可谓一语成谶。
杭城市里走船，例有专职船夫。四河船夫分两帮，浣纱、施腰二河一帮，叫“清湖帮”，因为浣纱河旧时又名清湖河之故；盐桥、菜市二河是另一帮，叫“运河帮”，因为菜市河旧时又名运河之故。这两帮各有帮主，平时互不往来，只在一年三节以及祭河伯的日子，两帮会合力主持典礼、迎宾酬神，揖让升饮，俱能中节有度，称得上是相当平和的地方势力团体。
这两个帮，有一名义上的共主，叫“藏王”。“藏王”是一脉单传，谁也不知道他会将这共主宝座传给谁，且多少年下来，十之七八，是不传给这两帮弟子而尽付于外人的。最有意思的也在这里：共主的宝座——在帮中人丁看起来——是谁也不想坐的。
这又怎么说呢？打个世俗的比喻吧，杭河二帮行的是“虚位元首制”，两帮原本非亲亦非故、无怨亦无仇，各做各的生意，卖的都是劳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市，是以即便当上共主，既发不了财，也改不了运，孬好还就是个撑船的。可一旦当上了“藏王”，撑船的时间就少了。因为每一位“藏王”都有个使命，非得在任上完成不可：那就是物色下一任的“藏王”，物色到了适当的人选还不算完差，还得传授一门“藏王功”。少则十年、多则二三十年，把前任所传下来的这一门技艺完完全全再传授给新任，才算是交卸了职责。所以“藏王”的闲事不少，却肯定赚不了什么钱，身上只有一样值点儿银子的东西：一个铜钵儿，可以到处要饭吃。据说在前清的时代，上杭州常见的“门板饭”饭铺嗑一顿，凭着手上的钵儿，只一个制钱就许吃一顿，还外带一勺子又香又浓的“浇裹”。
你可能会问：就算是个邻里干事、街坊委员之类基层公共服务人员，起码“藏王”名目听来地位崇隆，应该颇受人尊敬。其实大谬不然。——在有河有船的时代，“藏王”不外就是个撑船的，淤了河、没了船，就连撑船也谈不上了。
你还可能会问：不是有一门“藏王功”吗？世论言及功法，不是强身、就是会武，养生自卫带吓人，也算是了不起的能为了。然而，事实摆在所有人的眼前，从古至今，没有外人知道过：那“藏王功”是什么玩意儿？究竟练得成、练不成？什么人才、花什么力气才练得成？练成了又有什么得利得便之处？没有人知道。至少，除了“藏王”之外，没有人知道。
杭城河帮起源甚古，甚至早于庵清、早于粮米帮，还有说宋代就有“清湖”“运河”两帮了。“清湖帮”和“运河帮”原本各自劳力营生，之间既无瓜葛、也无芥蒂。人说船过水无痕，水世界茫茫荡荡，也并没有地标；你帮之船、我帮之船，就算划过了界，冒出去三五里地，也不该有什么计较的。
偏偏在新宫桥和洗马桥之间的施腰河一带，船夫与船夫常有些摩擦。人就是这样，有计较处且计较，没计较时找计较。有那么一回，为了这沿河十里的迎送往来，两帮闹起意气来。运河帮里一个船夫拿篙子打破了清湖帮里一个船夫的脑袋，搅得浣纱、施腰二河里三天找不着驾船的——这两河的人丁连夜把手下所有的船只拉上旱路，一总堵上了盐桥、菜市二河的各个渡口；这就是要打混仗了。
有人报了官，县父母其实早就得着清湖帮方面的禀报，扬言官府里不得干预，否则本帮之人拼死也要杀尽另帮之人，那么一来，杭州城里的水路交通就非瘫痪不可。
可是官里不管，两帮打得就更野了！从船上打到水里，再由水里打到桥上，足足打了两天两夜，打着打着肚子饿了，招呼一声便各自收手，找一爿门板饭铺嗑上一大碗“门板饭”，吃饱了再回原地打去。
有那么个清湖帮里的愣小子，长得高头大马，平日手上使的篙子也特别的长，就在混战之中，这愣小子一篙杵对方不着，重心尽失，连人带篙有如今日那撑竿跳的选手一般，笔直倒栽入水。说也奇怪，一栽下河，就没了顶，别说人没上来，连篙子也不见了。
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一根竹篙子，怎么会浮不起来呢？这是开打之后的第二天黄昏，众人又厮缠了大半夜，终于有个运河帮里的癞痢头船夫觉得过意不去了，打着打着，把手上的家伙一扔，道：“不成！那大块头死活得有个交代！”说着便跑回现地，一头跳进水里，随即也灭了顶。大个子、癞痢头分属两帮，各有各的朋友，当然都不免心焦，可自凡是谁在那块水域里下去寻，就算是寻着了什么也不会有别人知道——因为无论是谁，一旦下去了就上不来了。直到天大亮，两帮里连先前那两口子算上，一共灭了七顶。
就在这时，武林门外踅过来一个身着一袭崭白丝袍，剑眉星目、器宇舒朗的后生，见众船夫围观议论，便笑着说：“这是惊动了河龙了！”
众船夫闻言，不由得面面相觑，一时纷纭议论起来，有那年长些的，很听不得年轻人大放厥词，遂斥道：“老夫在这河里撑了五十年的船，从没听说过有什么河龙的。”
“在山是山龙，在河是河龙，山山有龙，河河亦有龙；龙在山则兴云布雨，在河则鼓风作浪，有什么稀奇？”那白袍少年说，“这浣纱、施腰、盐桥、菜市四河原就是一龙之四爪，此龙潜修千年，正要化行于天，却叫你们这两帮混混搅扰，千年修行，眼见就要毁于一旦了，人家能不忿忿么？”
才说着呢，这河道之水就像是条被人给抖擞了一下的布匹，打从远处滚着不高不低整整三尺的排浪涌了过来。此时无风，如何能够起浪？这且不疑它，浪头由下游翻滚回上游，更是千古奇观了，看得众人胆一颤、心一惊，悉数朝河面跪了下去。
那白袍少年又道：“诸君且将你们的船都系了，待我同那河龙说上几句。”
目睹此景、又闻听此言，船夫们哪里还敢叫嚣顽闹，纷纷下河去系船，也有船和船夫不在现地的，自有人前去招呼知会，这就不烦赘述了。且说这白袍少年打从袖筒里取出一个金光闪闪的钵儿来，念了声：“阿弥陀佛！”随即将钵儿高举过顶，眼睛则垂视着河面，喃喃说道：“我听说龙出则水涌山崩、风驰电掣，经常损毁禾麦田庐，今番若非我道经此地，汝这孽畜恐怕还是要伤及无辜的。我既然已经来了，汝何不先发还那几条性命来，我也好记汝一笔功德。”
话才说完，那河面近桥之处猛可喷起一根径宽尺许的水柱，一柱喷出，又接一柱，一连七柱，几与桥边护栏同高，水柱渐渐向桥身移近，“哗啦”一阵作响，水柱登时倾圮，而桥栏上则俯卧着七口灭顶的人丁——正因肚腹给那栏杆抵着难受，嘴里便大口大口呕吐着泥浆水了。
此时桥当央那白袍少年又向河说道：“汝好生不杀，我佛自会勾记你一笔。若是先前被人搅扰，有个什么闪失跌损，我倒是可以在汝冲霄凌云之际，帮上一点小忙。如何？莫羞怯，汝且来！”
这时，原本万里无云的一片朗朗青天忽然打从正中央的所在，裂开一条大缝儿，乌云从中滚出，如吹如注，黑色的雾气稍一涣散，那蚕豆般大的雨点儿便串成千万条鞭子似的捶挞下来。雨水落入河面，却像在刹那之间变成了黏稠不堪的胶质，不时在河面上牵扯起一片帘幕一般的黑色水墙——不不不，不是水墙，被雨水从河中牵拽出来的，居然是一片三丈来宽的尾巴；光是宽，就有三丈，可知这尾巴少说也有一里多长了。
此龙由尾至头而出，最后龙头出水之时仿佛打从河底冒出一座山的模样。山上当然少不了头角鳞甲，光焰赫赫，才拔起来约莫二三里许之高，又低头俯冲而下，直向桥上的白袍少年冲去。那白袍少年一不躲避、二不抗拒，端端是一副任扑任咬的神情。河龙倒也乖觉，每俯冲一程，身形就小了一半，转瞬间打从半空里来到白袍少年的头顶，居然只余尺许长，“啪嗒”一声，掉进钵儿里，不过三寸有余。
“风停雨歇之时，劫难开过，黎庶无咎，此后再无羁身之事！”白袍少年将手伸进钵儿，抓条泥鳅一般地抓起那河龙，另只手将空钵朝众人一倾，钵儿稳稳当当地放在桥栏顶端，他和那河龙却一齐消失不见了。风雨乍停的晴空之中传来一声佛号，接着，是一段如经似偈的话语：
尔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复一形。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使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渧。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渐度脱。使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吾助汝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弘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
打从那地藏王的神话流传开来，杭城清湖、运河两帮就有了人间藏王。
菩萨留下来的，不过是个斤把重的铜钵儿，钵儿就摇摇坠坠放置在桥栏上，可恁是谁也动弹不得。然而某日来了个乞丐，随手一抓便取走了。有个船夫在一旁瞧见，觉得很不寻常，跟着那乞丐穿街过巷，偶一失神，只见那乞丐居然走进一堵墙里去，不见了踪迹。
往后这乞丐经久不曾现身。直到某一日，这个盯梢的船夫在洗马桥头系缆索的时候，猛里一歪身，倒在码头上死了。怪的是，空船的缆索径自松解，船头调转回西，沿着浣纱河顺流而下，直漂到武林门，才忽然在河当央停住，连打了二三十个旋子，这时左近几里之内闲慌无事的船夫也都打陆路水路上赶了来，众目睽睽之下，舱棚里晃晃悠悠走出来一条汉子，一边儿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儿说：“藏王有旨：该干活儿的就干活儿去，这船归我、篙子归我、橹子归我、钵儿归我——还有这藏王的劳差苦力也一总归了我啦！”话说完，眼一睁，仿佛不知道自己先前说了些什么，踉踉跄跄站稳了，脱口大叫：“谁把我摇过河来啦！快摇我上去啊！”
此际在河在岸的船夫早将这汉子团团围住，忽而有人大喊了一声：“他就是拿走那钵儿的花子！”
这个花子，就是杭城首任的“藏王”——清湖帮、运河帮两帮船夫的共主。至于第五明是第几任？没人数得清，只知道他和历任的藏王差不多，原先都是不肯干这差使的。
藏王地位、职称与所做的事业，还可以旁求他证。也就是说：倘若某一藏王认为某事合乎他的良知良能，不可自外其事，他是有权利超越两帮事务而插手的。清梁章钜《浪迹丛谈》里，有“扫秦”一条，可明缘故：
戏场有《扫秦》之疯僧，即济颠，俗以为地藏王现身。《江湖杂记》载其事云：秦桧既杀武穆，向灵隐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峰”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窃问之，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
济颠的故事如今是家喻户晓了，清人郭小亭便是参考王楚吉（即“西湖香婴居士”）编撰的三十六回著作《济公全传》，以及题署“天花藏主人编次、西湖墨浪子偶拈”的《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二十回，用这些故事当题材，写了一本长达两百四十回的《评演济公传》，演变到后来，无数说书人之师父师祖，乃至于无数师祖之徒子徒孙相互参商融合，居然又将这故事讲写成两百八十回本的《济公全传》。
总之，这些以杭州西湖灵隐寺济颠和尚为核心的故事就是藏王（或地藏王）神话的一个支脉、一条岔路。熟悉济颠和尚行谊的人不难发现：杭城四河河帮里的藏王，反倒像是更贴近现实的济公活佛。藏王故事，也正是济公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另一个较能还原庶民社会历史真相的版本。换言之：在还没有“人间藏王”这个传承的时代，菩萨的活儿还是很忙，事还是挺多，杭州出身的看官就算把济公和尚想象成地藏王的分身，亦无不可。
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的电影导演张彻，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武侠片和一代又一代的武侠演员弟子而扬名港台，他不但发掘武打巨星，也提升了武术指导在电影工业中的地位，非但王羽、狄龙、姜大卫、陈观泰、傅声等人由他一手捧红，就像是吴宇森、刘家良，也可以说是师承于张彻。
张彻极熟悉江南文史，尤其倾心于丰富多姿的杭州典故，当他以充满男性情谊和阳刚个性树立起新派武侠电影的风格之后，一直想要有所突破、有所改变、有所提升。他曾经多次和另一位名扬国际的导演胡金铨讨论：如何能够把“人间藏王”的故事，用一种现代武侠的手法和美学，表现在电影里面，让他当时最得意的弟子陈观泰领衔演出，片名暂定为《杭城风云》。
张彻根据有限的民间传说一头热地编故事，胡金铨还是气定神闲的那句老话：“你得明白事儿。”
意思再简要不过：不能有了个题目就编排文章，如果要拍摄一部以杭州河帮藏王为题材的影片，就得先搜集材料、访问耆旧，弄清楚它在现实世界里是怎么一回事。
几经周折，还真通过地下管道穿透当时被西方媒体声称的“竹幕”或“铁幕”，打听到现实中的藏王依然代有传人，而且据说此人颇有不凡的神通，往往被视为具有“特异功能”之人。此人有名有姓，就在杭州落户，不难查找。
不过，张彻身份比较特殊，他早年受国民党文化工作头目张道藩的提拔，又是蒋经国身边的简任职等秘书，历经机要，又转进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电影圈，在“文革”期间是不可能出入大陆地区的。倒是胡金铨好整以暇地跟他说：“你不是要见识见识人家藏王的能为吗？就约个日子，让他上香港来；来得了，必然假不了！”
其间如何安排打点，外人无从与闻，只知道届时果然来了个自称是“藏王”的人物，声称此事甚秘，非单独约见导演不可，但是“要一万块钱港纸填钵儿”才肯说。张导演答应了，和对方约在九龙半岛酒店的一个房间里晤谈。
那人生得是形容猥琐、样貌丑怪，浑身还散发着一股鱼腥泥臭，一见面就要钱。张导演没提防，身上的港纸现金又带得不够，倒是美金还有一沓，立刻换算了一阵，如数掏出。对方翻来覆去点了好几遍，硬说少一张百元钞。张彻拿回去再数，果然少一张，只好补了。那“藏王”又算一遍，赫然还是少一张。张彻依样将所有的钞票抓回手里再数一遍，果然还是少了，无可如何，只能再给补上——如是者一连十二次。
不信邪亦不能不信——虽然张彻肚子里明白：自己身上就只剩一百块钱了，却还是准备豁出去再数一遍，孰料那“藏王”干脆伸手道：“你口袋里还有一百，掏出来就是了。”张导演依言掏了钱，交给“藏王”。“藏王”随即一抬屁股，朝房间的大面窗户大步走去，道：“让你看了十三回都看不出，还当导演呢！我看你根本是个骗子！”说时人已经钻进窗玻璃里去了。张彻大惊，起座开窗一看，外面是空的，临街俯首，不过是几十公尺近乎透明的峭壁楼面，那“藏王”不见鬼影，而张彻自己身上连一个镚子儿都不剩了。
那一部《杭城风云》毕竟没拍成。直到好几年之后，张彻也才敢把这件事向几个较为亲近的朋友坦白说出，我则是多年后辗转从胡金铨导演那儿听来的。
我在杭州遇见第五明之后整整两年，为了商量一个剧本，忽然有机会上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小城去见胡金铨。我在胡导演家附近的一爿汽车旅馆里住了七天，每天没日没夜地和他讨论剧本——后来那部戏的下场却很惨，因为胡导要价太高、出活儿又太慢，给撤换了，我的剧本当然也被新换上来的导演丁善玺改得面目全非，不忍卒睹——他把一部原本应该是历史宫闱剧的大戏变成了带武打的春宫影片，丁善玺擅长如此，就算是一部大烂片，也自有出钱的电影公司会埋单。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那一趟加州之旅却很有收获，除了谈剧本，胡导演还有说不完的故事。闲谈间他提起了张彻壮志未酬的《杭城风云》，登时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悄悄屈指一算，离我上一回见着第五明，不恰恰是两年吗？我却没有把那一千三百美金还出去——不是有心暗杠，而是当时身上真拿不出来，就不好意思提——结果两位导演先后过世，我到今天还欠着这笔钱呢。
至于那形容猥琐、样貌丑怪、浑身散发着一股鱼腥泥臭、在半岛酒店里把张彻导演吓出一身冷汗的人，正是萧金山——第五明的前任，“文革”期间的人间藏王。
藏王第五明是我平生仅见的一个介乎阴阳两界之间的人物。平常时节，尽管有许多灵媒、巫祝、乩师之类的人物，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世界的底层，辛苦地活着，毕竟幽明异路，也许正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然，让这些人都不可能位踞要津，一言而为天下法，他们的活动和思维也只能在同样一个阶层里施展、作用并接受检验。正由于不能跟这个时代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生活齐头并进，这走串于阴阳之间、人鬼之间的行业便愈来愈封闭、愈来愈萎缩。如果说有人打着鬼神的旗号招摇撞骗，说不定还会唤起无知无识之人的恐惧之情、甚至信任之心，这就反而让真正的鬼神蒙上了一层更加暧昧、轇轕的神秘氛围，益发难以获得真正的认识。
我所认识的这位藏王在与我道别的那一刻，大约是希望我不要把接受帮助的事放在心上，他告诉我：“帮人找回他丢掉的东西，是我们的工作；你不要放在心上。”说着，一面将两大篮水果放在门前的石阶上，一面招呼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过来吃。接着，他又招我到他身边，在我耳边叽哩哇啦说了一大套。最后，他叮咛了一句：“你也要帮忙人找丢失的东西，也不要放在心上。”
“我？”
“就是你，你总也要帮忙人找丢失的东西的。你能帮忙人找丢失的东西，就不会在意钱，就不会只知道买。”
日后，每看见一群人（尤其是小孩子们）分食水果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会想起他的话。在这些话语里，最令我感到恐怖的，是最后一句，那时我手上的确暗暗攥着一把钞票，想当谢礼，耳边却清清楚楚听见第五明说：“回去罢，该你还的时候，就跑不了你的；它会找你。”他朝桌面抬了抬下巴。
他说的当然不是水果篮，但是事隔二十多年，直到今晨我醒来，再一次目睹那染带着陈旧意味的光芒，才想起水果篮旁边的钵儿。
是的，钵儿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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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家卫究竟如何得知我和萧金山、第五明那种不言而喻的承诺，我其实一直没有追问，或可能是打从心底我就觉得他们电影圈的人总有一种类似黑帮分子暗中流通消息的管道，也许是胡金铨、也许是张彻，虽说两位在过去几年间已然谢世，但是在他们生前，总有机会把这个连我都耳熟能详的诡异故事告诉任何他们圈子里的人吧？
有趣的是，王家卫自己憋不住了。当我们为了《一代宗师》中的宫二小姐究竟应该年轻一些还是年长一些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在香港泽东公司的办公室里，我们之间隔着一玻璃缸可口的肴果，俩人却坐困愁城，全无胃口，一言不发，只能彼此吞云吐雾。他忽然说：“没有一个合适的女人，就拍不成一部男人的电影。”
我以为它说的是眼前的宫二，不料他话锋一转，说：“《杭城风云》就是碰到了这种状况。”
原来，《杭城风云》并不是只有一个故事背景。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故事的缘起，在电影人发展它的过程之中，就不断质变成其他的故事，质变的原因可以是金钱、可以是环境、可以是演员，也可以是遥不可及但是一蹴而就的外来影响力。
本来是一个可考的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结合而成的现实传奇，活跳跳、生鲜鲜以撑船为业的地藏王菩萨，如何在街头巷尾拯救小老百姓于饥溺之间，即使穿插了一些夸张的武打，犹不失其直质与朴拙。张彻原先只有一个难题：穿插不进一个女主角的戏份。
这个难题让《杭城风云》拍摄计划面临了第一阶段的延宕，接着，张彻的老东家“国防部总政战部”的某公听说了这个“以杭州地理风土为背景的剧情片”计划，而横里杀出另一个想法：“浙江人革命历史可歌可泣的也很多！”“为什么不拍些革命题材的故事？”“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伟大的剧情！”碍于那些曾经共事者的情面，张彻虚与委蛇了一阵，还看似认真地安排了几个主要演员的试镜。陈观泰的徐锡麟、戚冠军的吕公望，但是秋瑾呢？张彻还真不熟悉女角。
故事里的吕公望是个秀才，无意间读到了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生出革命热情，找人介绍认识了徐锡麟、秋瑾，进入绍兴大通学堂。王家卫手头还有一部分当时用秋瑾故事写成的剧本，极可能出自张彻亲笔——
那是电影的尾声，有这样一段倒叙：吕公望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几十个革命青年去保定参加陆军军部速成学校的招生考试，忽然间看报纸得知徐、秋先后在安庆和绍兴壮烈成仁了。吕公望回想起不久前和秋瑾见面的情形。秋瑾执手相慰勉：“今日就有这么多同志，我真兴奋，但现在时局很紧，万一有机可乘的话，我很愿你们都回来，可是我有要紧的事，要回绍兴去了。”
这是秋瑾和吕公望等人留别的话，也一次永诀的赠言。这番话显然深深打动了历史舞台上的吕公望，而张彻的剧本就是从这个基点上发展出来的。但是，他大概也就写了这么一点点。这个令人惋惜的故事最要紧的教训是：革命的号召再伟大，毕竟不是创作者初衷里的《杭城风云》。
“革命版本的《杭城风云》后来根本没拍，”王家卫接着说，“他的下一个版本的《杭城风云》故事就是白安人。”
白安人，本来就是我心目之中宫二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