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重光

—武义博物馆“南宋徐谓礼文书专题展”讲解稿

欢迎参观“南宋徐谓礼文书”专题展厅。

展览名称叫“国宝·重光”，国宝当然指徐谓礼文书在学术、文物价值上的重要性。“重光”有两层含义：一指湮没了近八百年的南宋文书，因为偶然的机缘出土，重回人间；一指徐谓礼文书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在今日获得全新的解读和绽放。

一

展厅共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文书谜案”，揭示徐谓礼文书发现的传奇经历和文书随葬地下百年不朽的奥秘。

徐谓礼墓，位于距离武义县城东五华里的熟溪街道胡处村的龙王山麓。

南宋宝祐二年（1254），徐谓礼逝世，享年五十三岁，同年下葬后不久，肯定是有后人守护、上坟的。时过境迁，坟墓废弃，地面无明显迹象，逐渐无人知晓。在2005年前后，墓葬遭盗。据说，当时墓室、棺木保存完好，徐谓礼穿戴整齐，躺在里头，出土了一些瓶瓶罐罐，另有文房用品和徐谓礼本人的私印。这些文物至今下落不明。

最重要的是，还有十七卷文书，卷成一筒，放在他的身边。器物类文物，出土不久就被卖掉了，因为有明显价值，容易出手。而文书，内容前所未见，围绕着南宋中后期一个名叫徐谓礼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展开，纸张完好如新，很多人怀疑是伪造的，所以长期在“古董圈”和市场中流通，找不到下家。直到2011年，文书的照片被武义博物馆的专家发现。盗墓者当然知道这是从古墓中挖出来的，不能长期接触空气，平常保存妥善，用塑料袋层层密封。兜售的时候，也不拿真迹，只用照片。照片模模糊糊，大体能够看得清文字，时任武义博物馆馆长董三军、副馆长邵路程最早见到这张照片，就把照片给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嘉励。

虽然内容前所未见，但郑嘉励等专家经过解读，认为文书绝无作伪的可能：一、作伪需要有仿造的对象，前所未见的内容，无法捏造；二、官方文书，有复杂、严谨的格式，尽管文书上的书法，未必是宋代顶好的，但一个时代的书法有一个时代的精气神，这些也不是今天的作伪者可以伪造的；三、作伪的动机，当然为牟利，徐谓礼名不见经传，文书内容也“古怪”，难以找到识货的人。要牟利，他们应该伪造苏东坡、陆游之类风流人物的作品，内容风雅一点，如山水画或脍炙人口的诗词，才好出手。从动机上看，人们不会去仿造这种东西，一抄四五万字，工工整整，一笔也不懈怠，天下没有那么笨的骗子。

专家判断文书是真实的，甚至推测这就是武义本地出土的，当即决定向武义县公安局报案，务求破案。如果将文物全数追回，将是轰动文物界、史学界的大事。2011年12月，经过公安局办案人员的艰苦工作，盗墓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捕归案，缴获文书十三卷。2012年7月5日，又追回已经流到北京的另外四卷文书，共十七卷文书，完璧归赵。

经过犯罪嫌疑人对盗墓现场的指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人员随即对墓葬进行发掘，出土徐谓礼及其妻子林氏的墓志，证实了文书的真实性和出土地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专题片，挺好看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观看。

这是徐谓礼墓地的复原模型，可以据此了解文书出土地点的情形，以及南宋品官墓地的一般性特征。

徐谓礼墓坐落于龙王山麓，左、右、后三方，有山环绕，前景开阔，武义江在不远处流过。这种地形被形象地称为“环抱之地”，犹如人们靠在太师椅上，平视前方。这种选址与当时的风水观念有关，“形势派”风水，也叫“峦头派”，是江南地区选择墓地流行的、固定的模式。徐谓礼墓坐落的位置，后高前低，三面环山，远处有“案山”呼应，正是形势派墓地的典型特征。现在的徐谓礼墓现场，已建了房子，地貌改变。这个墓地模型的复原，在地形上，有适度的夸张，真实的龙王山没有那么巍峨，我们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形势派”风水的典型择址观，博物馆里的模型，自然主义的照搬，未必就是好办法，这叫“艺术的真实”。

古人迷信好风水，认为墓地选址事关重大，子孙的祸福寿夭、富贵贫贱，均与此相关。他们认为，地下的“生气”是流动的，会在某个点上汇聚起来，这就是造墓的吉穴。风水先生的职责，就是要寻找这样的点。气，遇风则散，遇水则止，因此会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停留。徐谓礼墓就是这样，背有靠，左右有围护，前有河流，正是“藏风纳气”的地形。如果前方没有河流，人们就特意在坟坛前挖一口半圆形的池塘。今日温州地区的“椅子坟”，坟墓造型像一把太师椅，前边设有半月形的凹槽或池塘，完全是“形势派”风水观的经典意象。

南宋的墓地，大概就是自前往后、呈多级台地逐级抬升，主要建筑设施沿中轴线分布，墓室位于中轴线末端的地下，墓上起馒头状的封土，封土后砌以围墙的形式。墓前是一条自然延伸的墓道，如今徐谓礼墓墓道上未设石像生。我们无法判断下葬之初，墓前是否有石人石马，因为徐谓礼去世前约莫是个五品的官员，理论上，应该有虎、马、羊等石兽。不过，无谓的推测没有意义，总之，现在的墓前并无石像生。

墓前还建有一个三开间的祠堂，当初可能供奉徐谓礼夫妇的神位；穿越祠堂，迎面而来的是座牌坊；牌坊后头，是个八边形的封土基座；封土下方，就是徐谓礼墓室，文书就是这里头出土的。

下葬之初，有人守墓，相关事宜可能交付附近寺院的僧人打理，十多年前，徐谓礼墓侧仍有一座庙宇。我相信，南宋时期也应该这样。至于徐谓礼的父亲徐邦宪之墓，并不在龙王山，而是在武义城西壶山脚下，两墓相距甚远。父子未能合葬，是因为老子和儿子都追求完美的“环抱之地”，两人都想独占好风水，自然无法埋到一块。

那么，徐谓礼为何选择文书随葬？而文书又因何历经八百年不朽呢？

揭开封土，下面就是两穴并列的长方形墓室，这是最典型的夫妻合葬形式，男左女右，徐谓礼墓室在左，妻子林氏墓室在右，夫妻各居一室，中间以隔墙隔开。苏轼《东坡志林》称这种夫妻合葬形式为“同坟异葬”，也就是不同的墓室，共戴一个坟包（封土）。夫妻“死同穴”，相敬如宾，又不失男尊女卑的分寸。在苏东坡看来，这是既合理又合礼的夫妻合葬形式，完美！

徐谓礼夫妻的长方形墓室以条砖砌筑，顶铺石盖板，称为“砖椁石板顶墓”。这种墓室以“深埋、密闭、坚固、防腐”为特征，不求体量大，但求“容棺”，装下棺木，墓室内的空间就很有限了。

徐谓礼的坟墓，在他生前已经准备就绪。其妻林氏早他七年去世，已于右穴“入土为安”。徐谓礼死后，开启左穴，并不会打扰已逝妻子的安宁。下葬时，棺木是垂直起降的，与汉六朝墓葬的模式不同。六朝的棺木，是沿着斜坡墓道，从前往后，送进墓室，再把墓门封砌，而徐谓礼棺木是自上而下垂直置入的。想当年，徐谓礼穿戴整齐，躺在棺木里，身着多重衣裳；尸体与棺木之间的空隙，用各种衣物塞紧，使其不会晃动。

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丧葬习俗，也相对“世俗化”，多以生前玩好和实用器物随葬。比如徐谓礼是个文官，除了随身衣裳，就以文房用品，笔、墨、纸、砚等物随葬。展柜中的这个唾盂，类似于今日的痰盂，用餐时吐鱼刺、骨头之类，这些都是生前的实用之物，可见其日常生活趣味。文书的随葬，更能说明问题，徐谓礼是官员，最能证明官员身份的东西就是官文书，各种委任状和证书。坛坛罐罐反映他的生活，文书体现他的身份。

墓室以防腐为主要追求。据盗墓者供称，文书原本卷成一轴，装在一个金属容器内，外表整体蜡封，然后置于灌满水银的棺木里。徐谓礼大概躺在水银里，然后把棺板扣上，棺盖和棺身用卯榫咬合，不用钉子。然后，棺木整体髹漆，朱红大漆，棺木无任何缝隙。

墓室体量不大，棺木和墓壁之间有限的空间内，再浇灌三合土，就是黏土、沙子、糯米浆、松香等搅拌起来，犹如今天的混凝土。然后，盖上石板顶，再把墓志倒扣在盖板上，最后，填筑封土，形成一个馒头状的坟包。如此层层叠叠，文书、尸体和棺木就和外界环境完全隔绝了，如果2005年未经盗掘，就算再过十年一百年，恐怕也不会腐烂。

三合土的打筑，是重大的技术进步。宋明以来，江南地区出土了很多有机质文物，主要原因就是三合土墓的成熟和流行。南宋大儒朱熹在《朱子家礼》中把三合土墓称为“灰隔”，并把这种技术推荐给广大民众。三合土，坚硬如同水泥地面，考古发掘时，用电钻都凿不开。2005年盗墓者应是先掀开顶板（徐谓礼墓志是盖在顶板上，被砸碎了），然后把棺木锯开一个小口，只够一个小个子出入，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把文书盗走了。最后捕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果然有个小个子，身高不足一米五。

文书出土后，2005年至2011年之间，长期在市场兜售，直到破案。

二

第二单元，叫“官场实录”，主要介绍徐谓礼文书的内容，根据文书解读南宋的官僚制度、官员任命、官员管理、政务运作的各种细节。这是展厅的核心。

广义的“文书”，指公文、契约、个人信札等公私文字图籍；狭义所指，为政务公文、法律条令、官员委任等文书，主要是往来于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公务文书。

徐谓礼文书共有十七卷，四万多字，主要由告身、敕黄、印纸三部分组成，其中，“告身”是官员最主要的身份凭证。在具体介绍文书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两组基础概念：阶官和差遣；选人和京官。

宋代官制，一个官员的职官，由阶官和差遣两部分组成：阶官，也就是寄禄官，代表官员俸禄和品级，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级别，比如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比如副局长、局长、副县长、县长。举例来说，“通直郎、知建康府溧阳县徐谓礼”——“通直郎”是阶官，正八品；“知溧阳县”是实际差遣，即溧阳县的长官，知县。

告身，主要就是阶官的“任命状”，即朝廷授予官员寄禄官的身份证书（南宋任命中央机构、路级转运使、地方节度使州等重要官员的差遣，也用“告身”，而不用“敕黄”）。《徐谓礼告身》就是各种委任状的汇抄，把他从十九岁进入官场以来的历次“转官”凭证，依原格式，抄录一遍，按年代先后编排起来。

选人和京官，也有必要说明。

宋代文臣阶官，分“选人”和“京官”两种。选人，自“将仕郎”以上至“承直郎”共有七阶；京朝官，自“承务郎”以上至“宣德郎”为京官，自“通直郎”以上至“开府仪同三司”为朝官，合称京朝官。自选人升至京官，称为“改官”，只有京官才有任职中高级官员的机会，“选人”只能浮沉于官场的基层。

改官，需要达到任官年限，更需要多位中高级官员的推荐。一般来说，从选人改为京朝官，需要十年左右，大思想家叶适《水心别集》中曾说：“京官者，朝廷之所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举主五六人而后得之。”如果缺少人脉，即便进士出身，也有可能终身无法改官，一生“老于选海”。从选人到京官，这一步非常艰难，打个比方，选人相当于“正处级”以下，京官相当于“副厅级”以上，厅级干部以上才算高级干部。但这很难，绝大多数的干部一辈子都到不了，对吧？

徐谓礼的生父徐邦宪，生前官至工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显谟阁待制，卒赠中大夫，为从四品的官阶。按照制度，可以荫补子弟为京官。叶适认为“京官”为国之名器，反对轻授于人，而今居然只要“使其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作为名门之后的“官二代”，徐谓礼于嘉定十四年（1221）、十九岁时荫补为“承务郎”，即京官之最低一阶，这是寒门子弟所不能梦见的。

此后三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徐谓礼从第三十阶“承务郎”，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我们真为他而高兴，年纪轻轻，就以京官起步，起点很高；同时，我们也为徐谓礼文书而遗憾，他的告身直接从京官开始，而宋代选人的系统文书，至今未见。

1.告身

宋代的告身，有实物传世，后头要讲的《司马伋告身》就是原件；当然，也有抄件、副本。颜真卿把自己的一个任官抄一遍，叫《自书告身》，这是书法爱好者共知的。告身，象征身份，子孙世代永宝，证明自己是官户人家，享有相应的权利。徐谓礼文书的原件，应该收藏在家族里，当然中央吏部的架阁库（档案库），可能也有一份存档。随葬的文书，叫作“录白”，古代没有复印机，只能把文书按原样抄录一编，做成副本。副本由官府指定的书铺抄录，经官方核对、加印，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当然，徐谓礼用来随葬的副本，只为了在阴间证明身份，不必加印盖戳。

徐谓礼文书，到底由谁抄录？说不清楚。杭州师范大学的方爱龙老师，将文书与由徐谓礼撰书的其妻林氏墓志，进行笔迹比对，认为文书出于徐谓礼本人之手。但是，不能据为定论。古人有避讳的规定和习俗，比如帝王的名讳，必须回避，宋代铜镜改称“照子”，据说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嫌讳”，同音字都要回避，本字“敬”就更不用说了。然而，这种常用汉字，躲无可躲，只好采用“缺末笔”的方式回避，就是不写“敬”字的最后一个笔画；徐谓礼生父徐邦宪，字文子，文书中果然有几处对“文”字进行缺末笔的处理，只写点、横、撇三笔，而省去最后一捺。这是徐家的“私讳”，孝子遇到父亲的名字，理应避讳，不会直接书写，如果父亲名叫“徐明”，朝廷让他到明州当官，那他就有正当理由拒绝赴任。所以，南宋皇帝的名字，故意选用一些冷僻字，赵顼、赵昚什么的，正常人根本用不到的字眼，这大概也算“仁政”吧，比较人性化，不至于太扰民。但在徐谓礼文书中，避讳并不严格，同样的“文”字，偶尔避讳，更多的并不回避。若为徐谓礼本人书写，应该不会如此漫不经心。

这是题外话。总之，文书的书写者是谁，至今是个谜。

接下来，我们根据南宋《司马伋告身》原件，来详细解读告身的基本格式和官员任命、审批的流程。

司马伋，北宋大儒、《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孙子，南渡后，家住在绍兴。在展板中，描红的部分，叫“制词”，这是告身的主体部分，是由中书舍人或翰林学士撰写的“四六”文体，即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内容是乾道二年（1166）朝廷任命司马伋为“淮西总领”差遣的理由，说这是个怎样重要的岗位，司马伋如何德才兼备，又是司马光的名门之后，必定胜任这份工作，诸如此类。现在的文学史上老说，四六骈文，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其实这种文体，音节铿锵，念起来特别有仪式感，有腔调。写这种文章的词臣、翰林学士，都是文章高手。自从欧阳修等人高举“新古文运动”的旗帜，士大夫的日常写作，基本上回到了司马迁《史记》的传统，但六朝以来的骈文，依然保留在官文书的制词里。

制词的结尾处，有“奉敕如右”字样：“敕”是上行文书，唐宋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尚书省下的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刑部。中书省，负责起草官员任命的文书，门下省负责审核、封驳，最后报给皇帝批准，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即为“奉敕如右”。古人从右至左，竖向书写；今天的横排文字，自上而下书写，“如右”就是今日的“如上”“如前”。

“奉敕如右”的下面，又有“牒到奉行”四字。“牒”是下行文书，就是把经过上级批准的任命文书，传递给下级。各部门走完签署的程序，交给尚书省执行。

中书省负责起草，门下省负责审核，经皇帝批准后，由尚书省负责执行，彼此联系，互相牵制，这就是官员任命的基本程序。尽管南宋后期，中书省和门下省合二为一，但在文书格式上，依然保持着各自独立的形式。在徐谓礼生活的时代，宋宁宗、宋理宗皇帝相对弱势，屡屡出现为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操纵的情形，经常绕过三省的正常程序，利用皇帝直接以“内批”“内降”的名义，相当以“领导批示”的形式任免官员，甚至屡屡涉及特别重大的人事。但这毕竟是制度外的做法，在当时也广受争议，无须细说，我们主要还是根据文书，解读制度框架内的政治生活。

“牒到奉行”之后，图版中描成蓝色的部分，可以看到许多官员，官位由大到小，依次对司马伋的任命进行签署。乾道二年没有任命宰相，所以，带头的中书令、侍中一栏空缺；从时任参知政事魏杞开始，签署了一个“杞”字，始有正式签押，“参知政事”即副相；紧跟其后的“芾”字，是时任权参知政事蒋芾；后头的签名人“岩肖”，即陈岩肖，身份是给事中，也就是门下省负责审核的官员；给事中后的“曮”，即中书舍人陈曮，就是文书起草人，也即前面提到过的拟定制词的文章高手——他们的身份很高，签名就够了，无须连名带姓。

大家签名后，再把正式任命，交付尚书省的吏部，由吏部负责执行。后面的内容，是吏部官员的签署，可以看到吏部尚书空缺，由“权吏部尚书周执羔”签署，他是当时吏部的代理长官。

图版中的黄色部分，是吏部走完前头的程序，所拟定“告身”的定稿，也就是吏部交给官告院制作“委任状”的正式文本。

官告院，是制作告身的具体办事机构。图版绿色区块中有“符到奉行”字样，这是吏部下发官告院时的居高临下的命令口吻，官告院根据上述内容制作告身。后头就是官告院具体经办人员的签名，他们的官阶很低，签署必须连名带姓，例如“主事杨安泽”，以便于日后追究责任。

以上是一道完整的告身，体现宋代文书生成、官员任命和政务运作的整个过程。徐谓礼告身，凡十一道，尽管内容有异，但体例类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这种解读模式，逐一品读。

2.敕黄

与告身不同，敕黄，是差遣的委任状。徐谓礼一生，共担任过十三个差遣，其中将作监主簿、太府寺丞、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这三任差遣的委任文书，用“告身”（南宋任命中央机构、路级转运使、地方节度使州官员差遣，例用“告身”）；其余的十个地方官任命，均用“敕黄”，由尚书省签发，共十通，其中九通是具体的差遣，一通是提举宫观的“祠禄官”任命，完整记录了徐谓礼的任官履历。敕黄共一卷，由多纸粘接而成一长长的卷子。

我们来看两道具体的敕黄文书，解读南宋地方差遣的任命程序。

这是端平元年（1234），尚书省签发授予徐谓礼“知溧阳县”差遣的牒文，即今江苏省溧阳市的长官，替代前任知县徐耜。牒文末尾的押字，“陈”是陈贵谊，时任参知政事；“乔”指乔行简，东阳乔宅人，同为参知政事。“右丞相”是郑清之，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权臣史弥远的同乡，两人关系密切。乔行简、郑清之的后头，各写有一个“假”字，推测文书签发之日，二人在告假中，或许正在度假呢。

祠禄官的任命，同样颁发“敕黄”文书。宋代文官政治，以对士大夫宽厚、优容而著称。北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遭到很多大臣反对，“祠禄”就是用来安置不同政见者的做法，让他们提举宫观，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台州崇道观之类。他们自然无须到道观上班，更不用去做道士，无非给一个领俸禄的名义。这是宋代特有的做法，真可以看出宋代文官政治的宽厚仁慈。如果在明代，臣僚不听话，是要廷杖的，当众打屁股，羞辱你。

这是淳祐二年（1242），奉议郎（正八品）徐谓礼主动向朝廷呈递申请祠禄的札子，获朝廷批准后，授予“主管台州崇道观”的任命，并由尚书省签发牒文。该文书采取“套牒”格式，尚书省在下发的牒文前头，全文引用徐谓礼的申请报告原文（札子）。末尾，照例也要相应官员的签署才能生效，“别”是别之杰，时任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范”是范钟，兰溪人，时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末尾的“右丞相”，就是大名鼎鼎的史嵩之，鄞县史弥远的侄子。

当然，徐谓礼不用到台州的道观上班，在家待着就是了，正如文书所谓“任便居住”。

徐谓礼的告身和敕黄，勾勒出他一生仕宦的“行迹图”。徐谓礼最后的任命是“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泉州是当时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可惜，他未正式上任就去世了。我们看到他的足迹并不远，只在今浙江、江苏、江西三个地方辗转。

3.印纸

文书中，以“印纸”数量最大。印纸，是综合性的官员档案。官员上任之初，上级部门颁发一份印纸相随，相当于今天的“干部人事档案”。将官员在任期内的作为和表现，逐一记录在内，叫作“批书”，作为日后考核、升迁的依据。印纸，此前只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徐谓礼“印纸”，首次得见实物，作为研究南宋政务实际运作的绝佳材料，真是独一无二的瑰宝。

印纸，类型众多，有待阙、转官、保状、到任、交割、解任、考课（也就是考核）、服阙等各种内容，合计八十则，共十三卷。无论在待岗或上岗状态，官员的所有重要行为，均要纳入印纸的记录和监控范围。

我们依然具体解读几个实例，看看不同类型的印纸，分别有哪些特点。

（1）“考课”印纸。考课，就是考核，在职官员接受上级部门的政绩、功过考核，既有“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通用的考核指标，也有针对不同差遣的具体考核指标，比如催缴赋税钱粮、地方治安等。以考核等第，决定官员的奖惩升黜。

宋代规定一年为一考，这是平江府（今苏州）对其所属吴县丞徐谓礼的年度考课文书。徐谓礼于绍定三年（1230）正月十二日到吴县丞任，至绍定四年（1231）正月十一日刚好任满一年，接受年度考核。吴县将徐谓礼的申状（个人述职报告），以及众人的证明担保，一并送呈平江府，由平江府长官审核，并批书印纸（记录在档案内）。

文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徐谓礼的申状；第二部分，为考核内容，名目繁多，包括有无请假、出差，荐举他人有无违规、有无拖欠钱粮定额，等等；末尾列名的，是负责批书的书记员，还有平江府官员，依由低到高的官衔，依次签押。

（2）“转官”印纸。前头说过，从选人到京官，是关键性的飞跃，叫“改官”，京官内部的官阶升迁，叫“转官”。转官，可分三种：磨勘转官；赦恩转官，遇皇家恩典而升迁；推赏转官，因为功绩而升迁。后两种与任官年限无关，最常规的是磨勘转官，也就是按照年限，考核合格，予以转官。从印纸看，徐谓礼晚年，在淳祐五年（1245）至淳祐七年（1247）三年之内，连升三级，是其官运亨通之时，未详何故。

这份文书是徐谓礼磨勘转官、由临安府发给的印纸。前面部分，说他由正九品的承事郎，经过三年磨勘，升迁至从八品的宣义郎；中间部分，是负责记录文书的官吏签名，书记员位阶不高，故而连名带姓签署；末尾部分，是临安府官员根据官阶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签押，表示对此事的知情和负责，他们只需签署姓氏就可以了。当时的徐谓礼，虽新授“知吴县丞”，但前任吴县丞曾揆仍在任上，尚未“满阙”。徐谓礼在临安府“待阙”（等待上岗），故而需要临安府出具证明。

南宋官员，一个差遣的完整任期，通常经历待阙、交割、到任、请俸禄、考课、解任的过程，均需记录在相应的印纸里；甚至在待阙、奉祠、丁忧的赋闲状态，也要记录在案，确保朝廷对官员管理的全覆盖，不能出现时间上的空白期。

宋代“员多阙少”（官员多，岗位少），官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科举正途；二是荫补，即“任子”；三是纳粟，卖官鬻爵。其中，荫补的“官二代”，数量尤其多，导致“员多阙少”的局面。官员接到任命后，通常因为前任官员还在岗，需要等待前任离职后方能上任，更有其他官员排在他前头等待上岗的。所以“待阙”过程，待上一年半载，纯属正常。待阙期间，赋闲在家，但是具备官家的身份，在乡下受人尊重，有权举荐他人。待阙期间也有俸禄，只领基本工资，没有岗位补贴，所以贫困的官员，迫切需要上岗。

等啊等啊，总算上岗，那就要与前任官员进行职事交割，离岗审计，把前任的摊子收拾干净，不能因为前任的过失影响自己的仕途。

一个差遣，正常任职是三年，每年一考课，周年“一考”，第二年“二考”，三年“三考”。三考合格，升官走人。在某个岗位任职超过三年，多出来的任期，算作“零考”，作为零头，计入下个任期的考课。离职之前，当然要履行“解任”程序。这些都记录在印纸里。

举个例子。这是徐谓礼在“权知建康府溧阳县”到任后，当即向溧阳县所属的建康府申状（打报告），建康府依程序对其印纸、官告等凭证进行核验。批书人除时任权知建康府蔡某，更有其他负责审核各种凭证的吏员。在批书中，注明徐谓礼到任的时间是端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这是为了约束官员按期到任，不得拖延。

到任后，徐谓礼依例与前任知县徐耜交割职事，包括各种账目、印信等。

（3）“服阕”印纸。服阕，就是守丧期满除去丧服。端平三年（1236），徐谓礼母亲陈氏去世，他依例解任回乡守孝，称“丁忧”。嘉熙三年（1239）一月，丁忧期满三年，“服阕从吉”，向武义县所属的婺州申状要求“起复”，并记录在印纸内。

古人所谓“五服”，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五等亲。父母和儿子，是血缘最密切的一等亲，需服斩衰礼，回家守制二十七个月，其间不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服满才能“起复”，重新出山。听说过南宋史嵩之、明张居正故事的，就知道围绕大臣的丁忧和起复，曾经引起过怎样的风波。

（4）“保状”印纸。印纸中，以“保状”数量最多。大凡申请朝廷封赠、奏荐荫补、贡举解额，都需有官员出面担保。将保官所保之人事记录在案，一为防范诈冒不实，二为日后追究滥保的连带责任。“徐谓礼印纸”共有保状三十三则，涉及七十人之多，有条保状涉及贾似道。

这是绍定三年（1230）徐谓礼为赵与戆赴尚书省吏部铨试开具的保状，并呈递给上级部门平江府，由平江府审核后批书签署。按照制度，赵与戆可能因为父辈的恩泽，荫补为承务郎，但须经吏部铨试合格，才能授予实际的差遣。批书，照例由专门的书记员记录，即文书中间那行“手分”字样，后为平江府各级官员签署，末行是时任平江知府朱在。徐谓礼为赵与戆担保，保证绝无伪冒，如果信息不实，举荐人将负责任。

徐谓礼保状，涉及很多人，除在信州任上举荐下属各县官员外，还有大批金华、武义附近的同乡，有些恐怕还与他沾亲带故，赵与戆可能就是金华地区附近的宗室。官僚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在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各种关系网络，我给你举荐，你帮我担保，彼此提携，共同进步。为什么连进士出身的人都会“老于选海”？主要因为难以获得三五个身份较高官员的推荐。寒门子弟，或者不善于经营关系之人，混在官场，处境艰难。有人宁愿放弃地方县丞、学官的正经差遣，跑去帅司当幕僚，唯有如此才能接触到高层次的人，求得几份保状。唉，说来都是泪，因为寒门子弟，比不得徐谓礼这样的“名门之后”。

需要指出的是，徐谓礼文书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告身、敕黄、印纸的完整性，还在于三者的彼此联系，对照研究，可以窥见许多官场的奥秘。例如，嘉定十四年（1221），十九岁的徐谓礼获荫“承务郎、主管临安府粮料院”，综合告身、敕黄考察，在此后的五年间，他一直在家待阙，但运气不错，遇到一次朝廷恩典，一次新皇帝登基，蒙受恩泽，连升两级，转官为“承事郎”。

从印纸上看，徐谓礼还未上过半天班，但对候任官员的考课就已经启动。对一个待岗期间的毛头小伙而言，够得上批书的事件，大概只有转官和保状两项——徐谓礼文书的优点，正在于清晰、完整和系统。

三

第三单元“名门之后”，主要介绍徐谓礼的生平，及其家族和人际网络，最后以他在信州知州任上为例，介绍宋代地方官员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形。

《宋史》《武义县志》未为徐谓礼立传，但根据文书和出土墓志，可知其生平。徐谓礼（1202—1254），字敬之，武义县人，因生父徐邦宪恩荫入仕，三十多年，宦海浮沉，从第三十阶“承务郎”，升迁至第十八阶的“朝散大夫”，由“从九品”升至“六品”官，宝祐二年（1254）卒，走完了一个南宋中下层官僚的典型人生。

其妻林氏（1201—1247），南宋名臣林大中的曾孙女。徐谓礼生母陈氏，据说是永康“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的妹妹。周密《癸辛杂识》说徐邦宪与陈亮是“内外兄弟”。周密的笔记，道听途说，未可尽信，但他们的关系确实密切。徐邦宪和陈亮是绍熙四年（1193）的“同年”进士，徐邦宪是“省元”，省试第一名；陈亮为该榜“状元”，殿试第一名。徐邦宪在殿试时，被调整为第三名，变成“探花”，一时传为科场佳话，很多年后，依然为周密等文人津津乐道。

这些版面，徐邦宪、林大中、陈亮的生平，无须讲解。我只想说明，徐邦宪家族作为武义的显赫之家，与永康大家林氏、陈氏，门当户对，广泛联姻，颇可见当时社会风尚之一斑。

徐谓礼有个名声不佳的亲戚——宋末权臣贾似道，他一手遮天，权倾天下，对宋史稍有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印纸文书中的第三十三则“保状”，徐谓礼曾经因为贾似道叔父贾直夫的请托，出面为贾似道的亡父贾涉担保“合得恩例三次”，可见徐家与贾家交情不浅。

周密《齐东野语》中有个有趣的故事，说徐谓礼与贾似道是姻亲，徐谓礼擅长看相，曾为年轻的贾似道相面，预言他“异日必可作小郡太守”，将来能当一个州府的长官。按理说，这也不坏，未料贾似道其人，志向远大，一肚子不高兴。后来，贾似道出任宰相，徐谓礼走后门求官，贾似道真的给了他一个“小郡太守”，即信州（今江西上饶）知州。其实，宝祐二年徐谓礼去世时，贾氏还未居相位，徐谓礼受贾氏关照，得官信州知州，不太靠谱。

这个八卦，估计是后人为坐实贾似道的刻薄和小心眼而编造的。不过，徐谓礼最后的重要差遣，确为信州知州。

徐谓礼知信州，下辖十来个县，从淳祐八年（1249）十二月到任至十二年（1253）六月离任，共三年零五个月，完成“三考”，外加五个月的“零考”。作为一州之长，徐谓礼守护一方，教化一方，主要职责是执行朝廷政策，定期足额上缴两税，负责下属的荐举和考课，这些在文书中均有记录。

徐谓礼在信州期间，对其下属27个职位进行全面的推荐，是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的州级长官荐举材料。其时，一旦被举人有重大过错，可以依据追究保官的责任。

展厅里还有信州衙署的复原模型，大家可以借以想象宋代州县长官日常办公和生活的空间。州县长官，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被称为“亲民官”。

信州衙署，未经考古发掘，复原模型主要参考平江府、庆元府（今宁波）衙署平面格局的一般情形，带有推测的成分。

同时，我们还建了南宋临安城的复原模型，由此可以看到位于杭州凤凰山的南宋皇城与“三省六部”等衙署之间的空间关系。

这种复原，自有深意在，观众可以据此展开合理的想象—徐谓礼文书绝非抽象的存在，当年，它们曾经在具体的历史空间里，真实存在过。

四

第四单元是“以史为鉴”，主要介绍南宋中央机构、地方行政的权力架构。前头所有的解读，都围绕徐谓礼这个中下级官僚的个案展开，而徐谓礼的政治生活又是在南宋官僚制度体系的大框架下展开的。根据南宋“皇城图”以及朝廷权力机关设置的图表，大家可以想象朝廷权力运作的空间。

宋代中央集权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地方州县官员的考核和任免，都出自朝廷。那么，中央该如何控制地方？首先，州府负责属县官员的管理和考核；州府和中央之间，则有“路”（监司）一级的设置，负责考核、监督、举荐、弹劾。在“地方行政设置”图表中，可见中央与地方的垂直关系。

宋代文官政治的重要特征，就是权力互相制衡。在中央，三省分离，彼此牵制。三省六部以外，设有独立的监察机构——台谏，以制衡相权。

权力的根源是人事任免权，文书的核心就是人事任命的程序记录。在官员任命中，各机关彼此制衡，这就是中枢权力平衡的大要，也是我们理解徐谓礼文书的基本历史背景。

在地方，“分权制衡”的理念，也得以充分贯彻。州府长官是知州、知府，副手是“通判”，主要职责在于监察知州。县级政区，设有知县、县丞、县尉以负责地方民政和治安，同样贯彻了分权制衡的理念。

宋代奉行“崇文抑武、以文治国”的文官政治，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乱世，把社会引向文治和安定的局面。宋孝宗说“本朝家法远过汉唐”，宋代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政治。

文官政治，以科举制度为基石，以权力制衡为理念，文书展现的人事任免程序，完整体现了南宋官制运作的基本面。相对公正、开明的政治氛围，是南宋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制度基础。宋代文官政治凝聚着古人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对今天也不无启迪。

展厅的最后，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的一段讲座视频，对徐谓礼文书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升华。如果大家愿意用半小时的时间，听听邓老师的讲座，一定有所收获，有所启发。

谢谢参观。

附记：这是武义博物馆“南宋徐谓礼文书”专题陈列的讲解词，因为广泛涉及南宋政治、官制、文书、墓葬制度等专门领域，将文书的基本历史背景和信息向社会做有效的传播，并对新上岗的讲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当然大有必要。2019年4月，应武义博物馆邀请，我领着讲解人员在展厅转了一圈，针对众人疑问，尽量作解。本文就是根据当时录音整理的文稿，尽管在文字上有所增删、有所条理化，但尽可能保留说话时的机锋和口语痕迹。我向来认为，最好的讲解，是口语的，是闲聊的，是生活的，是不着痕迹的精心准备。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涉及文书具体格式和内容的解读，本该酌情配备图片。但考虑到配图后，与全书的整体风格不协调，只好忍痛割爱，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