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湾好风水

一

明清时期的温州府永嘉县，是个附郭县。县治设在温州城内，地跨瓯江南北，包括瓯江以南的今温州市龙湾、瓯海、鹿城三区，不像今日的永嘉县，只局限于以楠溪江流域为中心的江北一隅。

古邑永嘉，县境辽阔，自东南而西北，依次划分为一都、二都、三都……直至五十一都、五十二都。永嘉县第一至第五都，也称“永嘉场”，即今天的温州市龙湾区，地处江南，面朝大海，宋代以来即为著名的大盐场，故名永嘉场。

两宋时期的永嘉场，人物未见其盛。明代前期也不显山露水，永嘉场人世属“灶籍”，以煮盐、务农为业。但在明代中叶以后，忽而文风大兴：二都李浦王氏家族的王瓒、王健父子；二都英桥王氏家族的王澈、王激兄弟，王澈之子王叔果、叔杲兄弟，王叔果的从弟王德；二都七甲的项乔；三都普门的张璁。自明弘治至嘉靖、万历年间，半个多世纪，科甲蝉联，名公辈出。

他们是温州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除了王澈是个举人，其余均为进士。尤其是张璁，温州人称“张阁老”，作为嘉靖初年“大礼议”的核心人物，深受明世宗宠信，官至内阁首辅，权倾朝野，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都知道。

二都和三都，方圆不过几里。我在龙湾调查王瓒家庙、张璁祖祠和王叔果兄弟建造的永昌堡，往返于李浦、普门、英桥三地，只靠步行或人力车。弹丸之区，短期之内，人物繁夥如此，真是奇迹。

王叔杲，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颇负文名，精通地理堪舆术。他对家乡充满自豪，说永嘉场多显宦巨室，只因为本地风水好：“永嘉场虽僻在海隅，实中出之干也。北为瓯江，南为飞云江，两江夹龙，东汇于海，而岛屿环列。来龙叠嶂，从西南降，势悉为石冈，散气铺阳而聚于二、三都之间……虽蕞尔之区，而一郡山水总揽殆尽。”（《王叔杲集》卷十八《永昌堡地图说》）

“地灵”与“人杰”之间，犹如鸡和蛋的因果关系，向来是笔糊涂账。我猜想，永嘉场多半因为先有王叔果、王叔杲这样的人物，他们嗓门大，有话语权，家乡才有所谓“山海之秀”。就今日所见，龙湾的山川固然不坏，但论山脉起伏，河川流转，龙湾恐怕并不是江北的楠溪江的对手。

王叔杲的哥哥王叔果，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编纂《嘉靖永嘉县志》，同样为家乡而自豪。王叔果兄弟发家后，在温州城里置有宅院，但他们经过比较，依然认定温州城的风水比不上他们的家乡二都。温州城里的隅厢，虽有世族大家，但很少“累世富盛”，就因为郡城“无主山”，风水远远算不上完美。

而他们的家乡，一都至五都，负山濒海，有鱼盐之利，尤其是二、三都，多出世族，实乃“风气所钟”。六都至十九都，即今温州市瓯海、鹿城区，河川纵横，土沃水深，有田可耕，有山可樵，可谓“乐土”，奈何好山好水未必有好人物。“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缺少人文，山水再佳也是枉然，同样无法跟他的家乡媲美。至于二十都至五十二都，即今以楠溪江流域为中心的永嘉县境，两宋时期，文物颇盛，名人如木待问、戴溪，更有寄情山水田园的永嘉派诗人，他们都是楠溪江孕育的英华；但到明代，一代不如一代，很少再有大人物，越往楠溪江上游去，在靠近台州、处州（今丽水市）的偏远山区，越是地旷人稀，简直连户殷实人家都找不到了（《嘉靖永嘉县志》卷一《隅厢乡都》）。

这就跟我们今天惯常想象的温州图景很不相同。我看龙湾，高楼林立，马路宽阔，极目四望，与各地的新兴城市并无两样，竟以为是毫无历史底蕴的新开发区呢；我看楠溪江，苍坡、芙蓉、岩头等明清古村落，青山绿水，粉墙黛瓦，稻美鱼香，这才是个钟灵毓秀的文物之邦。

芙蓉古村落、岩头老街区，今天是热门景区，过去属于永嘉县第四十八都地，按照王叔果、叔杲兄弟的说法，都是穷乡僻壤。而今，我们反以为那里文脉悠悠、自古繁华，殊不知正因为其环境相对封闭、落后，才侥幸保留了更多的古风；而当年聚集着更多财富、更好建筑、更多文化精英的地方，比如龙湾，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传统风貌荡然无存，行走其间，即便再有想象力，也无法感受历史上的辉煌光景了。

二

前文说到，今天的龙湾区，东濒大海，西连温州城，北临瓯江，南接瑞安县，明代后期，人物辈出。

阶层的流动，世族的涌现，主要靠科举。龙湾小地方，数张璁名气最大，故事最多，因为他是有史以来官位最显赫的温州人，外地人想当然以为他是奠定龙湾人文基础的人物。实则不然，李浦的王瓒，才是引领风气者。王瓒，弘治九年（1496）高中榜眼，官至礼部侍郎，卒赠礼部尚书——最有名望的“清要之职”。他是小地方最早成名的进士、高官，在他的家乡龙湾李浦，到处可见王瓒烙下的印记，榜眼桥、榜眼牌坊、祠堂里的榜眼牌匾。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王瓒的发达鼓舞了本土的读书种子。举业，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一篇花团锦簇的时文，需要长期的训练，倘若不得门径，纵有吴敬梓、蒲松龄之才华，亦不得进身。一地文风之形成，实在有赖于像王瓒这样的前辈率先捅破窗户纸。古人在科场的千军万马中胜出，难度绝不在今日高考之下，有人率先成功，然后，聚众讲学，传授“应试”秘籍，日后才有可能涌现出“父子登科”“一门八进士”之类的佳话。丽水山区的庆元县，明清两代，一个进士也无，不是他们不念书，只能说本土缺乏成功人士的鼓舞和示范，摸不到应试的门径。

榜样激励士气，士气推动风气，如此良性循环，这就是我认为的明代龙湾文风兴盛之由。当然，肯定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今人作为“事后诸葛亮”，解读历史现象，分析原因，不愁找不到理由，困难只在于如何让读者信服。

王叔杲认为，龙湾多人物，没别的原因，就是风水好，全温州最好。温州郡城是风水行业祖师爷东晋郭璞亲自选址的，但“龙气本弱，而艮峰不起，下手又多空缺处，故城中无甚大家巨族，即有科第，皆系各乡侨居者，而郡城中绝鲜”（《王叔杲集》卷十七《温州郡龙融结大概》）。以此故，城里人也比不上他们家。

王叔杲的“风水说”，完美解释了龙湾人物兴盛的原因，天衣无缝，逻辑自洽。

可惜，明万历年间以后，江河日下，龙湾人物，逐渐凋敝。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仅有英桥王氏，三人得中进士，仕宦也不显，论成就，远不及前明鼎盛之时。

放眼龙湾，山水未改，风水依旧。明清两代，前后迥然不同，何以故？我在前头说过了，分析历史现象，随便找个理由，一点不难：一地盛衰，犹如草木枯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本身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所谓“风水轮流转”是也；明清鼎革后，清廷下令“迁界”，龙湾濒海之地，长期割弃界外，沦为废墟，经济文化就此一蹶不振。

然而，读者依然未必会赞同我的看法，因为与它同样濒海的邻居瑞安县，清代人物就较前朝不减反增。

民间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温州知府何文渊是个坏人，眼看龙湾人物多，张璁地位高，心中嫉妒，存心破坏龙湾的好风水，遂钉住龙湾地头的龙脉，取土烧窑。窑火熊熊燃烧，龙湾的“真龙”，酷热难当，便逃窜到了邻县瑞安。龙湾的好风水，就此去了瑞安，于是人物凋敝，瑞安倒成为人物渊薮，卧虎藏龙，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等人杰辈出。

其实，何文渊，江西广昌人，与张璁并不生活在一个时代。在温州地方志书中，何文渊绝对是个好官，他宣德五年（1430）出任温州知府，廉洁自律，除害兴利，深受人们爱戴。何文渊曾经奉诏进京，温州士民，依恋不舍，相送至缙云县境内的括苍古道，赠以黄金，为何文渊谢绝。“却金”典故，流传甚广，今日的括苍古道，依然有个名叫“却金馆”的地方。这是张璁出生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然而在民间故事里，何文渊变身为大坏蛋，最爱与张璁作对，跟温州人过不去，到处破坏温州的风水。

当然，江西人何文渊每次跟我们温州人张璁作对，必然以失败告终。据说，有一次，金銮殿上的龙凤鼓坏了，何文渊对嘉靖皇帝说，温州人的皮肤瓷实，最宜蒙鼓。于是，皇帝下令带上一个温州籍的死囚，要剥他的皮。眼看温州人要吃亏，张阁老心生一计，让死囚拼命喝热粥，热得满头大汗。张阁老趁机对皇帝说，温州人最爱出汗，皮肤漏气，不宜蒙鼓。嘉靖皇帝识破何文渊的诡计，罚了他的俸禄。——其实，何文渊根本就没活到嘉靖年间。

民间故事，颠倒黑白，把何文渊塑造成心胸狭窄的地方官、居心不良的风水先生，到底为什么？是个好问题，限于篇幅，这边不讨论。但何文渊烧窑的传说，完美解释了明清之间龙湾人文的衰微，天衣无缝，逻辑自洽。

“风水”是万能的解释系统。天下兴亡，历史盛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者，只能成一家之言。而老百姓只消讲述一个神秘的风水故事，谈笑间，古今多少事，顿时云淡风轻。

三

元朝末年，有个叫王惠的穷苦人，徙居温州永嘉县华盖乡英桥里。几百年后，这里成为王氏聚居的村落。王家发展至第五代，子孙昌盛，分为七大房派，各自繁衍；至第八代，家业光大，明嘉靖、万历年间，进士众多，例如大房派的王德，四房派的王叔果、王叔杲兄弟等。王惠，正是永嘉望族——英桥王氏的始迁祖。

王惠死后，埋在土名“西门洋”地方，其子王仕宜，祔葬其侧。当年的穷苦人家，就近在村庄边缘下葬，盖为常例。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倭乱时期，王叔果、叔杲率领族人，相地筑堡自卫，建成铜墙铁壁的“永昌堡”。祖坟，竟然被隔离于城堡的北门外。

明姜淮《岐海琐谈》成书于万历年间，是温州八卦掌故的小百科。他认为英桥王氏的发达，乃王惠父子的积善使然，找中了风水宝地，“墓后负山，前汇巨浸，两沙互拱，中稍左有小洲为印”，风水绝佳，后果大昌。王氏祖坟至今尚存于永昌堡外的卑湿之地，我去过两三回，推荐给朋友结合《岐海琐谈》的记载进行实地考察。我推测，在元末明初，那里可能还是一片沼泽地。

至王氏第三、四代，人丁逐日兴旺，家业逐渐丰厚，在距离永昌堡大约15里外的瑶溪半山，买下一块山地，作为家族坟地。半山，也称龙冈山，系大罗山第一峰——李王山分脉，苍郁绵延，近有龙冈禅寺，终年梵呗不绝。从此，七大房派，不分彼此，聚葬于此，称为“七派坟”。半山，遂为英桥王氏最重要的家族墓地。

王叔果、叔杲的曾祖父、祖父都埋在这边（其生父王澈，另择墓地，葬于茅竹岭，原因待考），祖母张氏是张璁的姐姐，墓前立有“王通政、张恭人墓道”的石牌坊。祖坟在此，王叔果兄弟曾经结庐山中，名曰“半山草堂”，少年读书于兹，晚年隐居于兹，堂下凿有“曲水流觞”，效仿兰亭雅集故事，三二同志，临觞而咏，山光水色，花香树影，真是别致的所在。上述故迹，如今都在。

我把这种类型的家族墓地称为“山地型墓地”。山地风光虽美，然崎岖不平，地形破碎。受自然环境制约，无法形成长幼有序、秩序井然的墓地。日子久了，入葬者日多，更成问题。

项乔，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家住龙湾一都七甲，距离永昌堡不远。项氏家族墓地也在瑶溪附近的黄（皇）岙，同为“山地型墓地”，传至第六代，“子孙不问昭穆，遇空便葬，有孙踏祖公头上者，伤断山龙脉者，所关非细”。受限于地形，子孙盲目乱葬，顾不得长幼尊卑，竟然有埋到祖公头上的，不仅有妨伦理，甚至伤断龙脉。因此项乔决定另辟墓地，并立下族约，规定除非此前在山上已建有“寿坟”，“以后虽有力者不许再葬此山”（《项乔集·请立族约以守官法》）。

除了容易淆乱位次尊卑，“山地型墓地”另有一大弊端——众人齐聚一山，熙熙攘攘，后来者必然占不到好地方，更无法独享好风水。

王钦豫，是王叔果的曾孙，终生乡居，住在永昌堡内。明朝覆亡后，王家家道衰落，王钦豫的子女，纷纷归咎于半山的风水不好，要求给爷爷迁坟，更要求他另择墓地。王钦豫执意不肯，说“迁葬”是万不得已的不幸事件，除非墓圹进水，儿辈图一己之私，“惟求福荫，至将父祖棺骸轻易发掘”，于心何忍？他甚至邀请江西风水先生重新踏勘过半山祖坟，先生说半山“龙穴颇真，但来气短小，求富贵必不能，亦必无凶患”，可算个不好不坏、无大功亦无大过的墓地，王钦豫坦然接受，希望做子女的也不必苛求完美（王钦豫《一笑录》）。

2016年，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土名“上朱垟”的地方，建造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涉及王德家族墓地。王德，英桥王氏大派的第九世祖，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后因抗倭殉难，温州郡城建有“愍忠祠”。墓地共有五代人，近20个成员，从王德的父亲，直到曾孙王名世、玄孙王成命，自嘉靖年间延续至清初。王名世，万历二十六年（1598）武举会试第一名，俗称“武状元”，墓地遂又称“状元坟”，“破四旧”期间被毁坏，仅以基存。20世纪70年代，在墓址上，人民公社的大队部建起了办公楼。

“状元坟”的不远处，就是秀美的大罗山。但墓地偏偏不葬于山头，而是选在山脚下三面环水的低洼平地。我把这种类型的家族墓地，称为“平地型墓地”。

江南多雨，地下水位高，“平地型墓地”显然不合常理。我们发掘的“状元坟”，砖室墓全都浸泡在地下水里。发掘期间，下过一场大雨，坟墓淹没于水下，我们找来抽水机，抽了两天两夜，也不见底。古人又不是傻瓜，为何这么做？他们自有考虑。古人弃山不用，于平地建墓，分房派、房支聚族而葬，正是为了克服前述“山地型墓地”的弊端，以规避“有孙踏祖公头上”的不分尊卑、败坏人伦的现象。只有在平地，一张白纸随人画，才能规划出长幼有序、整齐规律的墓地。果然，“状元坟”共分为四排，整整齐齐，井然有序。

“状元坟”东侧另有一处王氏墓地（大派九世祖王楩一系），有第九至第十七世成员共二十八座墓。2013年迁坟时，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往现场做记录，几乎每座墓都有墓志。墓地共分五排，四周砌以围墙，形成完整的墓园边界。只在东南侧溢出了三座墓，这是后来者日多，墓园地隘之故。将众墓穴的排列次序，与出土墓志逐一对读，正是按照长幼尊卑顺序排列的“昭穆墓地”。

这种墓地是簪缨望族如英桥王氏者，遵循儒家“聚族而葬”伦理和集约用地原则，刻意规划的产物。墓穴位次，严格按长幼尊卑排列，最具有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众人即使葬身浅土亦不足惧，最能予人以大无畏的道德力量鼓舞。

然而，平地建墓，非但时刻面临地下水的威胁，更绝无好风水。一马平川的地方，哪有来龙、案山、青龙、白虎的“龙、砂、水、穴”可言。王叔果、叔杲兄弟情深，是英桥王氏家族中最孚人望的成员，生前修城堡、宗祠、宗谱，倡议建设家族墓地，不遗余力。可就是他们，后来都各自找了一个好山头，既不曾埋入半山，更不会葬身于平地。

王叔果墓，在今温州市龙湾区状元镇石坦村，旧有牌坊、华表、石像生，人称“官坟”，山势环抱，雄伟肃穆。

王叔杲墓，在今温州市瓯海区新桥街道阳岙，现存封土、石像生，同样山势环抱，“所自卜也”，是他生前亲自选定的墓地。

这种类型的墓地，我称之为“独立型墓地”，是山势环抱、依山面水、独占风水的完美墓地。

这三类墓地，生动地展现了人们在理想的儒家伦理和世俗的风水祸福之间的追求、冲突和挣扎。王家墓地的故事，也是关于人性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