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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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著名作家》:时代流转与人性丰富

——读莫言的一组短篇小说《故乡人事》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五年,人们终于盼来了他喷发式的新作。短短几个月内,他陆续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等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也解开了读者这几年的疑窦,莫言归来了!其实他一直在路上。作为一枚草根读者,我最喜欢他这一批作品中的《故乡人事》(包括《斗士》《地主的眼神》《左镰》,刊载于2017年第5期《收获》)。这三个短篇小说明显区别于他此前的作品,一改汪洋恣肆的泥石流叙事风格,而蜕变为日常叙事,节制又内敛,留白空间开阔,看似随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用简言漫语勾画出历史的递进、命运的流转、人性的丰富,用中国故事表达出世界性的主题。不可简单地说莫言的这种变化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它是驰骋现代疆场后的凯旋,无论是主旨还是叙事策略,都在螺旋上升。

时代流转

江河的一滴水不可孤立存在,一个人难以脱离他的时代而生存,个体的命运裹挟在历史流变的怀抱中。《斗士》中的方明德从朝鲜战场复员回乡,乘时代东风当上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加上家族人多势众,成了“跺一脚,全村哆嗦”的土皇帝,意欲全村之土莫我所有、全村之物非我莫属。偏偏出身不好的武功与其叫板,方支书看上了武功家传的一副象牙棋,按说他该乖顺地将棋拱手送给方支书,他却不知好歹一子不剩地撇进河里。武功的灾祸临头就顺理成章了,他被借故吊到房梁上殴打。斗转星移,历史进入新时代,方明德被撤了村支书的位置,走进他哀叹的岁月,而六七十岁的武功却笑到了最后,无儿无女的他成了“五保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地主的眼神》里的孙敬贤,是一个庄稼好把式(镰用三截,一天磨一次镰就够了,割的麦捆穗头整齐,麦茬贴着地面,地上几乎不落麦穗),因多置几亩薄地被划为地主,无端地遭批斗、挨拳脚、受羞辱,跟贫协主任讲理被打得呻吟不止,因为一个孩子的胡言乱语大祸临头,差点送命。而他的孙子因喜爱一望无际的麦田,顺应土地流转的时代趋势大面积承包土地,反而成为时代的宠儿。

时代是河流,个人是水滴,个人的命运被时代的河流挟持着运转。人的命运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有特例。《左镰》中的田奎被误指为带头打一个傻孩子,其父因冲动剁去他的右手,本来学习优良的他断送了继续晋学的机会(学习不如他的同桌考上了大学,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沦为将铁条固定在右臂上整天躲在墓地里割草的孩子,长大后因残疾连媳妇也娶不上,最后娶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克夫”女人。田奎的一生毁于人性黑洞暗藏的那条毒蛇。

人性的丰富

人性丰富而复杂,其源自于天性也受训于环境,险恶的环境引出人性黑洞的毒蛇,晴朗的环境焕发出人性的阳光,出污泥不染者当为理想样态。

《斗士》中的武功出身不好,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常遭人欺辱;他知道自己的命贱,常用玩命来换取生存空间。他“不是个善主儿”,尤其没有容人之量,常以牙还牙,可他是一块宁折不弯的硬骨头,敢跟权势倾村的方支书斗。方支书欲强占他家传的象牙棋,他一个子不留地撇进河里,后来得知那副棋是皇宫器物,可以换一辆奔驰,他非但不后悔,还自我赞赏“那事做得有英雄气概”。当他遭到方支书栽赃报复,吊在房梁上殴打得死去活来时,他缓过气依然说:“你不把我弄死,我就跟你没完!”

后来他真的时常伺机报复,就连方支书死了也不放过,告发方支书的儿子隐瞒死亡,冒领抚恤金。武功与村里力气最大的王魁打架,被王魁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拄着拐杖找上门来大骂,喉咙顶着王魁的锹刃依然面不改色,恶骂不止,最后王魁为躲避他不得不逃离本村。武功睚眦必报,做过许多不仁不义的事,他药死了方支书大儿子家的肥猪,把黄耗子(他们打架时,黄耗子把他打倒后往他身上撒过尿)家的玉米拦腰砍断一亩……他是一个胸怀仇恨的人,因为在屈辱中浸泡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崇尚宽容,但不能一味宽容,不然就是对恶的纵容、对善的扼杀,硬骨头的鲁迅就表示“一个都不饶恕”。

《地主的眼神》中的地主孙敬贤遭遇时代不公正的待遇,可他到底不算好人。“他总是显出无限痛苦的可怜样,但他的两只黄色的眼珠子里同时也射出阴沉沉的光芒。”他为了躲避繁重的劳动,五分病五分装地混迹于妇女儿童群里;他竟然还打儿媳妇的主意,要喝儿媳妇的奶来养胃,未得逞,居然将儿子一家三口赶出家门,迫使儿媳妇抱着吃奶的孩子劳动。

《左镰》中一群顽皮的孩子围着用泥巴攻击起了傻瓜喜子,连护着傻瓜喜子的妹妹欢子也遭了秧,“我们感到很开心,嘻嘻哈哈笑起来。”一群孩子很开心地欺负一个傻子,他的妹妹百般哀求也不为所动,谁说人性本善呢?问责随之来了,“我”和哥哥为了免遭父亲的毒打随口说出并确认追打傻瓜喜子的领头人是田奎,为此不惜编造谎言,致使其父盛怒之下,剁去儿子的右手,造成残疾,凄惨一生,“我”也愧疚一辈子。

人性的善恶混沌一体,如硬币的两面,在不同的环境下显示或善或恶,方明德、武功、孙敬贤和“我”都是如此展现的。方明德权势倾村,在村里为所欲为;武功为了卑微的尊严和生存空间以恶对恶;孙敬贤的恶关乎时代,更源于本性;“我”是躲避父亲的严惩,指鹿为马。

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不同侧面的显现随环境不同而变化,大抵如此。

《故乡人事》叙事简洁、留白、余味绵长,其源头应该是《世说新语》,又与其有所不同。莫言在这组短篇小说中融贯了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使其更为灵动通融,如“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相互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软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实现,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呈现与消解”。这是铁匠干活的情景,更是人事与命运的象征,道出人生无常亦有其内在的轨迹。又如田奎比“我”二哥(考上了大学)学习好,但因失去右臂未能升入中学,其命运可想而知,当人问起此事时,文本没有展现血腥的场面,而是通过留白给予读者深长的余味,继而转为墓中一条蛇的描述,墓窟中的蛇即是人性之恶致使人物凄惨命运的隐喻。《故乡人事》的艺术,言其贯通东西不为过也。

解读莫言的三个故事

2012年12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了“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在这里他一共讲了三个故事。

故事一

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风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这是一个微言大义的寓言故事,几个泥瓦匠面临暴雷的轰鸣,闪电的腾跃翻滚,蛟龙的吱吱怪叫;风雨是龙的坐骑,雷电是龙的兵器,龙行使上天的旨意惩治恶人,谁能抗拒?只有接受。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会不会是天欲降大任之前的考验呢?

胆战心惊的泥瓦匠们想:他们中的恶人主动站出来接受惩罚,大家就可免遭牵连了。可是没人站出来,于是想出了抛草帽来决定恶人。“恶人”决出了,可他不愿接受惩罚(或许他根本就不是恶人,这种决定恶人的方法就很可疑),其余的泥瓦匠就七手八脚地将“恶人”扔出庙门(在这之前,或许泥瓦匠们都不是恶人)。从心理上讲,如若八个泥瓦匠中真有做过伤天害理之事的恶人,他会使劲往庙门外扔草帽吗?他必定谨小慎微地轻抛自己的草帽,唯恐草帽被风刮出庙门,即使没做过坏事的“有心眼”的人,也不会使劲扔自己的草帽,只有那个既没做过坏事又心直的人才会不遗余力地扔自己的草帽:他秉信“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扔吧!草帽就被风卷出庙门。那人还在诧异之中,已被伙伴们扔出庙门,落入雷电交加的境地——这下谁伤天害理就昭然若揭了。龙行使了上天的旨意,破庙轰然倒塌!

面临灾难,不是想着共同担当,而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以耍心机为依据,意在陷害他人保全自己。这就揭示了一些人的阴暗心理:“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我活着。”这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尚未洗涤干净的人性糟粕,日常会用种种面纱掩饰着,一旦面临危境就暴露无遗。

科学发展到今天,世界已是地球村了。去太空生活对于大多数的人类而言,还是幻想,在幻想成为现实之前,地球村的居民还是和谐共处为妙,切莫瞎折腾,弄得地球乌烟瘴气,千疮百孔,一旦地球村无法生存,再精明的人也必须共同承担灭顶之灾!

故事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小学生,由老师带领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放声大哭。有的学生为了能让老师看到表现,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还有的学生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学生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她)睁着大眼看着同学,眼睛里流露出惊讶和困惑的神情。事后,有几个同学打了小报告,学校给了那位不哭的学生处分。

哭是常态,不哭是异数。我们试想:一群小学生,又是有绝对权威者老师的“引导”,苦大仇深啊,哭如何有意义啊,一个好学生必哭啊。一颗颗纯真的心动情了,哭声一片,泪如雨下;还有几个学生不知何种原因,没看出“苦大仇深”,也没听出“意义”何在,干哭不掉泪,怕“坏学生”的帽子落到头上,冲着“好学生”,以手遮掩将唾沫抹到脸上,嘴里发出哭的声音。听着这一片哭声,我们会想起“羊随大群不挨打,人随大流不挨罚”的从众心理,这种心理已化作一些人明哲保身的人生经验。这里我不想探讨形成这种文化的根源,也不忍责备那片哭声,我只想致敬那位不哭的孩子!

哭容易,不哭难。一片真哭假哭的学生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随后,这位学生遭到了学校的处分。这位学生没听老师的“引导”吗?他(她)不想当好学生吗?他(她)不明白不哭的后果吗?他(她)是我们常说的一根筋吧?还是他(她)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抑或他(她)有一颗早慧的独立思考的头颅,并且勇于思考,勇于坚持自己的判断?这让我们想起了莫言《生死疲劳》里的蓝脸,历经生死磨难见证单干在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正确性,使我们想起一次次爬上比萨斜塔的那位老头儿,纠正人类近两千年的错误认知,昭示真理,他的身躯倒于教会的淫威,而头颅屹立于人类文明史册!还有烈火中永生的大胡子,烧毁的只是他的形体,他的思想犹如“日心”一样照耀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一颗颗头颅垒起人类的脊梁,一颗颗头颅释放出的思想光芒,照亮了人类文明曲折前行的隧道!

故事三

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这个故事显示了莫言的胸襟:包容和自我解剖。我要说的是:莫言,您不必内疚,应该内疚的是那些把持话语权无视小字辈的长官!人明明就在面前,却说没人,在那位长官的意识里,财富、身份、位置才是人的标志,没有财富、身份、位置的人就不是人!那是对人的抹杀,是对人格尊严的轻蔑,是对草根的漠视!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天才和勤奋,更需要运气!”莫言基于他二十多年来的文学遭遇如是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就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震惊文坛,紧接着其编剧的电影《红高粱》饮誉世界,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以来,莫言的作品在徳、意、法、日、韩等国际文坛上频频获奖。才气如莫言、勤奋如莫言、著作等身如莫言者还如此感慨运气之乖戾,究其根源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