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如何有效助力实体经济复苏？
文/杨志锦
编辑/马春园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经济和金融交往日益密切，人民币资本项目下扩大开放是大势所趋，资本最终会选择制度高地，风险则会留在制度洼地，大国竞争的决胜点就是制度。因此，深化资产管理业务监管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化的资产管理业务体系，应当成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和发力点。
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社会财富积累为资管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资产管理在金融细分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未来发展空间也会越来越广阔。2018年4月，人民银行等四部委正式颁布资管新规，已明确指向资产管理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资管新规发布至今已两年有余。从本质上来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提升经济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疫情影响之下，百万亿级管理规模的资管行业仍需要进行多方变革，使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资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在本次集体学习中，会议首度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会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等要求。
据市场测算，资管行业整体规模已达百万亿级。剔除交叉重复计算的部分，相当于我国GDP的90%，占金融业总资产的四分之一。因此，资管行业的改革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资管行业的健康发展对金融业乃至实体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民银行等四部委颁布的资管新规，已明确指出资产管理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2018年4月，央行等部委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成为整个资管行业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打破刚性兑付、禁止期限错配、净值化管理、去通道、去嵌套等要求，更是被视为新规的灵魂，使近几年狂飙突进的资管行业彻底告别野蛮生长时期。
两年来，资管行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一方面，行业发展势头良好，总体保持了健康势头。据央行数据，5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的60.3%，比年初高了4.9个百分点。目前已有19家理财子公司获批设立，保险、证券、基金领域资管业务规模稳健增长。
另一方面，影子银行风险高位释放，交叉金融风险持续收敛。2017年以来，累计压缩交叉金融类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信托业的金融同业通道业务较历史峰值下降近5万亿元，证券、基金中以通道业务为主的资管计划规模同比大幅减少，资金自我循环、资产高速虚假扩张的顽疾得到纠正。
总体来看，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市场治理规范，金融体系整体基础进一步得到夯实，资管行业稳定性得以加强，风险趋向收敛。因为资管产品风险得到了更好的控制，资管产品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也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
央行数据显示，5月末资管产品的底层资产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余额是39.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2万亿元；占全部资产的43.6%，比年初提高了0.6个百分点。
如何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
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当前资管行业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非标资产的处置与承接面临困难。非标资产中，既包括难以通过贷款、债券等手段融资的限控行业（比如房地产、融资平台），也包含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如民营、小微企业融资。这部分资产的消化和转型面临难题，其中的有效需求如何承接，如正常回表势必加大银行资本消耗，特别是增加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影响其他正常新增信贷需求。
二是行业内部转型压力加大。存量老产品受疫情影响处置退出势必更加困难。新产品也因固收类资产收益率下行、权益类优质项目减少等影响遭遇“资产荒”。
三是直接融资间接化。即以资产管理业务的名义开展间接融资业务，从而使得信贷业务借助资管产品，脱离资本充足率的银行监管体系。大量具有银行隐性担保性质的资产管理产品，投向银行选定的项目，风控方式主要依靠抵押品价值，风险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银行，实质仍然是银行的信用创造。
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下，资管行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助力实体经济走出困境。
一是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避免资金空转。资产管理产品由于其跨市场、跨监管部门的特征，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收益较高，各类资管产品都争相向前述两个领域投放资金，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两个领域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资管产品募集的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来源于住户、非金融企业之外的资管产品，资产的相当比例运用于债券贷款、股权之外的资管产品，资管产品嵌套交易游离于实体经济，呈现通道化自循环特征。
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资管与实体经济的循环并不顺畅。虽然一部分资管产品满足了某些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需求，但诸多资管产品演化为规避监管、层层嵌套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资金空转，提高了社会融资成本，加剧了风险的跨行业、跨市场传递。
因此，应该继续按照资管新规压通道、去嵌套的要求，压缩相关业务规模，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切实服务实体经济投融资需求：减少对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的投放，增加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大背景下，要服务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就业稳定和国民经济恢复增长的大局，支持“两新一重”建设，为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注入金融活力。
二是持续化解影子银行风险。近年来，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经过专项整治虽已明显好转，但仍不能放松警惕。一方面，需要继续巩固整治成果，格外警惕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野蛮增长”。另一方面，随着金融产品结构日趋复杂，在创新业务品种方面，还要继续坚持严控风险的底线思维，遵循金融本质规律，扎牢监管制度藩篱，依法合规展业。
三是优化融资结构，支持资本市场改革。资本市场改革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提出，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从微观上看，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必须依靠股权投资和资本市场；宏观上看，如果资本市场不进一步发展起来、股权融资没有一个显著提升，宏观杠杆率难以稳住。
资管业务作为联结资金供给方与资金需求方的重要对接纽带，具有可直接投资股票、股权资产等传统信贷资金无法替代的独特优势，应当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畅通投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是存量老产品的消化问题。2018年4月，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资管新规指出，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确保平稳过渡，过渡期至2020年底。从市场反映看，过渡期存量处置的压力确实比较大，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也增加了过渡期转型的难度。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部分机构等待观望心理有所抬头。因此，需要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目标出发，搭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处理好过渡期延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