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旁的变色龙

那天黄昏，我在通往钱更浪的小巷里，看到了一只变色龙。

它呆在一处出租板房外的玻璃暖箱里，贴着马路，旁边是住户进屋前脱掉的一溜鞋。板房太小，从鞋子看居住的人不少，一些物什不得不打发到外边，连同作为宠物的这只变色龙，不知从何流落至此。它一动不动地呆着，现着灰扑扑的肤色，似乎是完全失去了变色的欲望。我是凑近了忽然认出它的。

从这条小巷再往前走，过了钱更浪，到了苏州河边的南华街，其实算不上街，一溜锈蚀得不大成形状的铁皮棚屋，隐匿各类作坊，门牌号全然是错乱的。前一阵拆除餐馆门面房，它们撤退至此，但是说不准明天就会被拆迁，就像那座白色的出租板房，隔了一周去，连同屋外的变色龙一并消失了。

盈娃子一家子住在铁皮棚屋的楼上，一道铁梯子上去，再经过一个悬空的过道，尽头有一扇小门。

我是在筲箕凹得知盈娃子在上海的。筲箕凹老院子只剩了三舅娘，腿脚不灵便，只能勉强把饭弄到嘴。队上剩的都是老年人，三舅娘说，高家姨父和哑巴姨儿搬到大阳坡以前四爷爷的房子住了。盈娃子上来看爹娘，到三舅娘这儿玩，给她看了肚子上的烫伤疤，说是那个江苏男人烫的。

当时两个人吵嘴，男的端起一碗刚泡的热茶就往盈娃子身上泼，夏天穿得薄，肚子烫成一片红，起燎煎泡。高家姨父当时在那边，“他虽说老实，还是晓得护女儿”，看到赶忙去挡，被男的踹了几脚，叫一家都滚。这是姨父姨儿搬回老家来的原因。从前大溪沟的房子早就卖了，想着筲箕凹人熟，盈娃子的弟弟把两个老的安排到这儿来，弟弟住在镇上，定期会上来看，人都说他好孝心。

盈娃子以后跟男的离婚了，自打十六岁那年出门，“没有遇合到好婚姻”，三舅娘说。好在她又找了一个，男人在上海打豆腐。

我记得十六岁之前盈娃子的样子，那时姨父姨儿还没去世，一家人住在大溪沟。印象中最早的一次，我和妈妈在姨儿家赶上打炸雷下急雨，人说是走蛟，炉子窖里都来水了，屋里不敢呆，一家人躲到边坡上去，顶着一个大簸箕，盈娃子姐弟和我夹在大人腿杆之间，紧凑在一块，个子都瘦小，一个簸箕罩得下。

每次去姨儿家玩，姨儿杀了鸡总是把鸡腿挑给我和哥哥，盈娃子和弟弟就会在旁看着。其实我不喜欢吃鸡大腿，巴不得让给她，可是姨儿不让他们吃，她和弟弟很怕奶奶，不敢伸手接。姨儿厉害，不是盈娃子亲生的奶奶。

长大一些之后，有一次过年，我们在堂屋里喝酒，一起的还有坎下王家姑娘。她据说能喝三斤，我们三个一起拼她，盈娃子和哥哥都能喝，我也从未有过地喝了十几杯。后来我起身出门上茅厕，房子地势窄，阶坎很高，坎下存了很深的雪，隐显着一些篱笆散落的木桩子。我一脚踩空扎下去，半截陷在雪里，还好没戳上木桩子。

回到堂屋里，酒已经快喝完了，盈娃子和邻家姑娘脸上都现着红晕，微微笑着，似乎并没有醉。我想起白天的情形，姨儿家一屋子人客，火屋顶里头有两张床，罩着年久失去颜色的帐子，光线很暗。我和盈娃子避开客人，歪在床上瞎聊天，似乎是说我的作文写得好之类，盈娃子朝里坐着，轮廓现在帐子的背景上，纤瘦像是剪出来，我要看她的，她就说自己写得太差，根本不会，有些慌张地笑起来，脸背光看不清，是从微微忽闪的睫毛上现出。一会儿姨儿叱喊她出去帮手，留下我心里浅浅失落。酒壶喝干，我和哥哥踉跄爬上堂屋的楼梯，去楼上打地铺睡觉，那是我年少时喝酒最多的一次。

喝酒的时候，盈娃子压低声音说她想出去，尽管她才十五岁，初中没读完。她不喜欢呆在家里，姨儿嫌她不听话，说她好跑，跟着王家女娃子一起疯，她们两人想约着一起出去，不敢叫姨儿知道。

五月间一天我放学回家，盈娃子来了广佛医院，挎了小半篮子卖剩下的麦李子，似乎只是个下广佛的由头，说是她很快要出门了，姨儿也同意。她把剩下的麦李子给了我，我从此再没有见到过盈娃子。

我走过以往抬水的横坡小路，去大阳坡看一看。

以前打水时常看到四爷爷叫骂的山房上，眼下空无人迹，也没有狗吠，感觉不出有人居住的气息。我有些忐忑地走进大门，堂屋里没有人，以往的家当都移走了，余下零碎的什物，似乎习惯了摆在地上。通向火屋的门开着，一个人佝着头烤火，最初辨不出是男是女。炉子的火快要熄了，人佝得很近，直到我走到身边，才抬起头来看我，一个比佝着时显得更老的男人，我想这是高家姨父。

姨父是个半愚子，所以给他娶了个哑巴姨儿，以前到姨儿家去，他总是低头挑水干活，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喊过他。眼下他仍旧是那种呆滞的眼神，不说话，问了他两句，他也不回答，像一口完全不发出声音的坛子。其实他不是一直这样，三舅娘说他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会唱歌哩啦的，像是有什么开心事。他认得出亲戚，说话虽说南腔北调的，偶尔也能听懂一句。

睡房门虚掩着，屋里灰扑扑的味道里隐约掺杂另外的气味，三舅娘说哑巴姨儿倒床两年了，姨父也不怎么给她收拾。我想到了四婆婆晚年倒床的时候，在房子的另外一头，四爷爷带着宠养的猪仔四处走人客，不管她在家里烂了。

姨父一直没有说话，我知道他没认出我来，就像不是在这间火屋里，我也完全认不出他。沉默无法继续下去，我掏出一百块钱，递给他，一丝反应不过来又不禁惊喜的神情忽地出现在他方才呆滞着的脸上，似乎是微红色票面的反光。我搁到他手里就离开了。

三舅娘有一部诺基亚老人机，里面存有盈娃子的电话。回到上海，我拨通了号码，传来她的声音，似乎没多大变样，说是自家已经没打豆腐了，在开车送豆腐，她在家带孩子。

我骑了个小黄车沿北翟路高架过去，一路虹桥机场起飞的航班掠过头顶，到南华路上怎么也找不到她说的门牌号，拐弯面临苏州河的一段，仅存的两处门牌标在工棚锈蚀的铁皮上，似乎会即刻剥落。直到我在街上见到了她，推着一个婴儿车，车里的孩子大约有两岁多。

盈娃子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看去身板结实，和印象中的那个纤瘦少女没有关联了。但就像我在电话中用方言问，她回答说我是盈娃子，我也算是过去的我。

我们一起走过那半条街道，盈娃子说这以前是工厂，废弃了没人住，前一段上海搞清退，好多小作坊小厂才搬到了这里来。老公和一个人合伙开了个豆腐作坊，亏损倒闭了，现在是给另一家豆腐厂老板开车，当司机兼送货，跟着厂子搬过来，住了半年了。

“现在的条件比从前差好多。”打开半闭的铁门时她说。铁门外边遇到一辆车在卸货，干活的男人和盈娃子开玩笑，顺手在她身上捏了一把，盈娃子骂了他一句。

铁门里边是个两层天棚，当地堆着很多货物，还有打豆腐流出的水，四围一圈门面，看来不止一家厂到这里落脚，阁楼上是住户，比第一层要矮很多，像分隔的小格子。盈娃子带我爬上铁梯，铁锈随着哐啷的脚步微微掉落，转弯经过一段悬空的天桥，是外间和里间的分隔，看得见里间一楼摆着大大小小的机器，一个男人在拾掇。婴儿车留在了底层，盈娃子小心抱着孩子，说那是一家压面机厂，晚上才敢开工，轰轰隆隆的声音很大，好在习惯了。

过了天桥，迎面一扇关着的小门，盈娃子敲了门，一个老年女人来开门，这是盈娃子的婆婆。门楣很低，进屋需要低头，屋里地面比桥头低一点，迎面摆着两张床，余下能搁一张饭桌，衣服都挂着。虽然是十月间，依旧感觉有些热，屋里摆着两台旧电扇。这就是盈娃子的家了。

盈娃子让我坐在床上，她又一次说，眼下只好住在这里，以前的地方比现在宽很多。她用一次性塑料杯给我泡了一杯带枸杞的水，一再说这枸杞是朋友送的宁夏货，“我们平时都泡”。婆婆抱着孩子出去了，我说起在筲箕凹三舅娘说的事情，她说是的，我肚子上现在留着疤呢。我说他那么野蛮，她说，主要是吝啬，因为嫌弃我的父母不该跟着我生活。

“其实以前他还算好，主要是赌彩。”前夫是开服装厂的，生意本来做得还可以，但他赌彩亏得太厉害，把厂子都赔给人家了，人也就变了，天天疑神疑鬼，又怀疑她和外人私通，主要还是嫌弃盈娃子的父母。后来发展到泼开水踢人，只好离婚，两人本来不是原配夫妻，没有子女，“他就不想我跟他生孩子”。盈娃子从前有一个女儿，是刚到江苏溧阳县时生的，逃离那里之后一直没有联系，听说眼下已经成人了，也在外面打工。

“我是被卖到那里的。”盈娃子说，十六岁那年她从家里出来，以为是到江苏打工，没料到是配给一个大她二十来岁的男人，主事拿钱的人是一个大表哥，但姨儿知情，也分了钱。

我很吃惊，才想到几年前姨儿生病去世，盈娃子和弟弟都没回去，是镇坪的四叔把姨儿接去送终，还为财产的事闹了矛盾，人都说盈娃子和弟弟不孝，毕竟姨儿主事，把他们从小养成人。

溧阳县那边和家乡一样，也有很深的山，盈娃子举目无亲，几次想跑都跑不掉，也没有钱。生了一个娃子后，行动自由些了，盈娃子找到一个也是当初被卖到那里的堂姐，借了一百块钱，跑到了苏北，进缫丝厂打了好几年工，后来又到服装厂，别人介绍认识了前夫。“这辈子算是完了，不像你们。”

我说：“现在不也挺好么？听三舅娘说，老王对你挺好的。你们也有孩子了。”

“也就那样吧。还不是矛盾多。”盈娃子似乎叹了口气。

从前认识的时候，老王承包工厂的车间，有些积累。后来自己做生意全赔了，眼下不得已给人当司机，挣三千多块死工资。盈娃子带孩子没有上班，四个人住在这么个地方，两张床面对面，晚上老王和盈娃子一张床，婆婆带着孩子睡对面。另外的矛盾是老王有个儿子，眼下在南京，百样不成器，叫她不知如何是好。

老王是个有点发福的中年男人，看上去不像个司机，似乎保留着一点以往的老板派头，神情很温和。盈娃子说什么，他不反驳，只是微笑。过一会儿他先离开了，给一家宾馆送豆干，说早些赶回来，请我吃晚饭。

小屋里有些闷，盈娃子带我出去走走，一边聊天。附近一带都是工厂区，再过去是住宅区，巷道狭窄，或许受制于虹桥机场，楼房低矮又密麻，像是北京常见的城中村。盈娃子说临街以前开了很多餐馆，现在门面都被封了，改成了公寓，密麻麻群居着下力气打工的人。房屋分隔成很小的开间，像是沿路陈列的格子，内情一目了然，间或有两三个人呆在屋里。其间点缀着几家食品超市，因为没有了饭馆，生意都不错。

盈娃子说，她也想开一家这样的超市，要是有资本的话。

她有时会去打短工，在作坊里帮帮忙，前几天还去了附近的劳务中心。但她不想找家政和卫生那种收入低又辛苦的工作。“要是能在机场或者高铁站干就好了。”她说，里面的工人轻松就能拿几千。她问我有没有关系，我说我在北京工作，不认识这方面的人。

我们路过了几家快递公司的堆货场和一家打工子弟幼儿园，墙壁刷成黄黄绿绿的颜色，像是包在旧厂区中的一个玩具。经过废弃的厂房时她又说，要是有关系找到人，把这些厂房盘下来改成公寓出租，更能赚大钱。我提起近期的清退形势，疑心这根本不可能，盈娃子说有关系还是可以。她仰头望着我们经过的一幢废弃工厂家属楼说：“你看那上面晾的有衣服，说明又通水电住人了。”半年之前，盈娃子和老王正是住在这里，直到被撵走。

这处厂区从前是被承包加工各类豆制品的，老王承包了给豆腐车间送蒸汽的锅炉房，锅炉房所在的厂区已经被拆除了，变成了一个停车场。盈娃子说，老板以前做得很大，被清拆后血本无归，人都藏起来躲债了。清退以前的日子是盈娃子在上海最好的时光。那时候家里钱够用，和老王的关系也好。

眼下经济紧张了，老王不成器的儿子成了她的心病。上学时他就是个花钱的大王，买卡打游戏入了迷。他常常从家里拿钱，不管放在什么地方，总能被他找到。尤其让盈娃子生气的是，有次从外面收到了一万多块货款，正好他在家里，一时没地方放，收在被套里，他当时装没看见，出去打个转身的工夫，回来就不见了，只剩下几百块，问他生死说没拿。他上中学的三年，每个月能花四千多，比人家上个大学贵，他老子也不管。

眼下送到高中毕业，他自己也说这样下去不行，家里也住不下，送到南京一家饭店里当学徒，他还是改不掉习气，打游戏，谈女朋友，前一阵说欠了哥们不少钱，天知道他在南京哪来的哥们。女朋友也吹了，辞了工作闷在租屋里，又打电话来给她诉苦。他还奇怪，不服他爸爸，偏生只服她，有事只找她说，弄得她不好办，严也不是，宽也不是。

“组合的家庭，没得个好的。”她又叹息起来说，“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回到厂房，铁门关着推不开，盈娃子说里面在打牌。敲了门，一个男人慢吞吞地来开，不放心地看我，盈娃子说是“表哥”，才放进去。过道旁边的小屋传来呼噜噜的麻将声，腾腾烟雾下几个男人围坐在方桌旁码牌，奇怪的是桌上的牌阵要短好多，不带点数的张子都取了，盈娃子说这是“斗牛”。男人们各自手边有一叠红红的钱，每次下注的张数都不少，输赢的频率也很快，看起来不大工夫就能过万，难怪要关起铁门来赌。其中一个是老王的作坊老板，招呼我也参与，盈娃子连忙说表哥不会这些。

我们再度爬上铁梯，盈娃子说，前一段她大闹了一把赌场，他们都有些怕她。本来她也参与赌，但懂得轻重，一般不输。那天她出门，几个老板把老王叫上，几个小时竟然输了两万多，身上的两千多输光了，还欠了三个人的账，说是以后还。她回家听到这事，气得跑下楼掀了赌桌，说你们糊弄老王，再敢问他要赌账，我把警察叫来，谁也搞不成！回楼上她又把老王收拾了一顿，故意没关门，声音大得满厂房都听见，几个老板也拿她没法，回头再也不敢找老王了，这事才算了结。

“他还拿自己当老板！”

老王送货回来了，婆婆也抱着孙女回来了，时近傍晚，我以为是在家里做饭，盈娃子说地方窄，出去吃，虽说附近馆子都拆了，走一段路有个步行街，他们常去吃。

我们走过了长长的巷道，正值下班时间，巷子里人头混杂电动车流归来，好多人还没脱下保洁和快递的制服，就在贴着街面的租屋里洗菜做饭，为了扩大空间并不关门，二三层小格子一样排列的窗户也透出灯光，泄流人声，几家超市里的人流也更稠密。似乎第一次发现，上海也有这样聚居的地方。经过了钱更浪社区，跨过一道小桥，似乎是城区和村落的分界，桥这头街道显得宽敞，建筑也整齐起来，看到了一两家小馆子，我说就在这里吃个面吧，盈娃子说这里哪行，我们一直走到了步行街。

相比起刚才经过的城中村，步行街似乎是特意打造的，旧上海滩式的仿古建筑，两旁依次悬挂着餐馆的灯箱，和刚才经过的小巷恰成对照。老王想去一家安徽私房菜，说是没吃过，盈娃子说你没看见这家人多吗！我们终究在这家东北馆子吃了饭，餐馆的装修是炕桌式的，大家盘腿上炕，老王点的菜很丰盛，一再劝我喝啤酒，他和盈娃子各喝了一瓶，有点疲劳的脸色红润起来。孩子总是把腿蹬到饭桌上，盈娃子吼了两句，婆婆赶忙抱走细细地哄。盈娃子再次提到了在机场找工作的事，我跟她说在北京的月嫂价钱高，只是也辛苦，我可以打听一下。她说只要挣钱，辛苦倒不怕。又邀请我几天后带家属去玩，回头元旦一起去苏北旅游，老王在那边有楼房。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没有再去盈娃子家里，但有两次骑车到达步行街，下车步行经过小桥，穿过长长的巷子走到钱更浪，一路看看两边密密排列的租屋，人的生活似乎摊在手边，无所隐藏。就是在那条小巷里，我看到了暖箱里的变色龙。

有时候我会想到再次爬上那架铁梯，经过嘎吱作响的天桥，走进那间小屋，棚顶下是盈娃子眼下的生活，像是仍旧在一顶簸箕之下躲避，或许几天后就会被拆除，和路边栖身的变色龙一样，下次经过时已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