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民军队开端
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起义打出的旗号还是国民党旗帜。因何成为共产党建军开端?起义队伍走出26位开国将帅。十位元帅深情回忆与南昌起义的渊源。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这一枪被称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
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摇篮。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中,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八位元帅,与之紧密相联。
责任编辑/黄梦怡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年。
这一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打下半壁江山。
这一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1927年3月尚有6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仅仅三四个月后就锐减至不足1万人。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毁,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纷纷脱离组织,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悔过启事”,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搜捕原来的同志。党内思想相当混乱,不少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不屈不挠挺身站立起来,把革命推向新的阶段。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是好样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划破了南昌城寂静的夜空。这一枪被称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此诞生。
第一枪,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了新的中心”(李立三语)。接着是八七会议的召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发动,中国的革命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南昌起义是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发起的。1961年,南昌起义34年后,已是共和国首任总理的周恩来参观了当年的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昔年的战友。
“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贺龙当时领导了一个军,是起义军中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
“北伐时,叶挺的独立团是能够战斗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部队中起作用,从广东一直到武汉,所向无敌。”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对南昌的情形非常清楚,各方关系又熟。他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物交往,掌握敌情,为起义战斗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周恩来与这些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他们都成为了开国元帅(叶挺一直被称作未授衔的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之战中将星云集,有26位开国将帅,十大元帅中有八位与之紧密相联。
在且战且退的一路上,贺龙反复对周恩来说:让我入党吧!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南昌起义部队来自多方面,贺龙任军长的第20军和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及叶挺独立团扩编后的第4军第25师是起义的主力。
南昌起义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为何被选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的次女贺捷生在《父辈的忠诚》中写道:
要知道,那时候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共产党策动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肩并肩站在一起,除了他这支部队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之外,还在于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军之长,在共产党人最危险、历史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主动选择并跟定共产党。而且,他是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急不可待,就像在用一生等待这一天……
起义部队南下的途中,父亲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时起义部队已损失过半,而反动军队正像疯狂的狼群那样扑上来,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在且战且退的一路上,父亲反复对周恩来说:让我入党吧!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天,部队驻在群山丛中的一座破旧的学校里,周恩来把发展父亲入党的任务交给谭平山和周逸群。这当然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尽管是非常时期。谭平山和周逸群对像学生那样虔诚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父亲说: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
父亲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1927年10月流沙会议后,已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根据党的指示,不顾蒋介石的通缉,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前往湘西。当时,党中央打算送他去苏联学习,他却一再请求:“让我回老家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再拉出一支队伍,与蒋介石干!”他单枪匹马回到湘西,几经失败,又几经奋起,领导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这支部队成为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刘伯承被任命为建军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领导过武装斗争,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独具慧眼的周恩来选中了有“军神”之称的川中名将刘伯承。北伐期间,刘伯承曾担任总指挥,组织领导过泸顺起义。
1927年7月上旬,刘伯承辗转来到武汉。一到武汉,他住所门前就人来人往。昔日的故友、武汉的军政要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各路说客纷至沓来。当年武汉《民国日报》曾有这样的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没过几日,刘伯承接到赶赴南昌协助周恩来发动武装起义的通知。由于他当时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如公然擅离职守,恐将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为掩人耳目,刘伯承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刘伯承因病请假》的消息。在消息刊登当日,他搭乘江轮顺利到达九江,参与策划南昌起义。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刘伯承首先到第20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定起义作战计划。对于贺龙,刘伯承并不陌生。早在四川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斗中,他就和时任混成旅旅长的贺龙并肩战斗过。二人一番周密计划后,很快就拟定出了作战部署。周恩来看后非常满意,他让刘伯承将计划书给叶挺看看,征求一下叶挺的意见。叶挺看得非常仔细,看完后立即将计划书还给了刘伯承,一言未发。刘伯承与叶挺是初次会面,看到叶挺沉默不语,一时弄不清他对作战计划到底持什么态度,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一听,笑着说:“伯承同志,你还不熟悉叶挺同志,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表明他是赞成的了。”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至清晨6时,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刘伯承因在起义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周恩来及其他成员的充分肯定,被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1928年,刘伯承写的报告《南昌暴动始末记》,成为研究南昌起义的权威资料。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总结了起义的“根本弱点”和“行动的错误”,其中一条是“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才非常缺乏”。刘伯承身体力行,为我党的军事教育奋斗了一生。“治军必先治校”是他的名言。
在中央苏区,刘伯承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事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刘伯承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撑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长达七年多,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谈到南昌起义。他说:“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应该说,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在朱德的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后来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的起点。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时,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朱德也说:“起义时的战斗我没有参加,我做的是一些参谋、宣传和配合工作。”
南昌起义前,朱德在南昌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由于朱德对南昌比较熟悉,7月21日,朱德接受党的派遣,秘密为起义提供情报,策划整个起义安排。
1927年7月31日晚,朱德设宴款待驻扎南昌的第3军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肖胡子——这是前敌军委交给朱德的任务,要他拖住这两个团长。晚上10点半左右,一个滇军军官突然跑进院子报告说,他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解除自己所辖地区里的滇军武装。肖胡子、卢泽明听到这个消息后,匆忙离去。朱德明白,起义计划已经泄露了,他火速赶往起义总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消息。前委根据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决定把起义发起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2时(原定于当天4时)。由于朱德拖住了这两个团长,敌军在一段时间内失去指挥,为起义军解除这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南昌起义时,朱德没有基本部队,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三个连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500人不到。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他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25师,还有路遇溃败下来的20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24师人员。队伍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相当混乱。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儿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也失去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各级干部纷纷离队。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72团团长黄浩声、75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74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关键时刻,朱德又站了出来。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和一个教导队,共计800人。
这支队伍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最终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
聂荣臻三天三夜拉来三千起义军
1927年8月2日拂晓,聂荣臻带领队伍从马回岭赶来。他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4军第25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设法把第25师拉来。当时没有电台,利用电报怕不可靠,于是二人约定,起义一开始,立即从南昌放一列空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聂荣臻即组织装备和人员开往南昌。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
第25师师长李汉魂是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亲信,要想把该师全部拉走是不现实的,聂荣臻打算“吃瓜挑熟的”。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筹划实施,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25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73团团长周士第、75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张发奎、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担任殿后任务的73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缴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1927年12月,聂荣臻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并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
1992年5月14日,是聂荣臻一生中最后的一天。这天晚上,聂荣臻一见到秘书就问:“军事文选的编辑、出版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秘书回答说,正准备排印。聂荣臻又问:“那几篇文章是否收进去了?”他指的是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红军创建时期的文章,前些天秘书曾把复印件给他看过。得到秘书肯定的回答后,聂荣臻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当天晚上,聂荣臻入睡不久就发生了呼吸困难,紧接着是心力衰竭。虽然医生及时抢救,也未能挽救过来,享年93岁。
林彪起义后丢了伙食钱,开小差后又回归
南昌起义当天,25师大部分赶往南昌的途中,遭到张发奎卫队营的追击。当时未满20岁的林彪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73团3营7连连长。
1971年,陈毅在病中接受了采访,披露了林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想逃没逃成”的往事:
1927年南昌起义后,8月10日左右,周总理要我到73团当团指导员。那时候不叫党代表,也不叫政治委员,还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叫团指导员。
当时73团的团长是黄浩声,叶挺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参谋长是余增生,我们一起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朋友。到团部那天,黄浩声和余增生都在,看到我来了就打招呼说:“你来得正好,我们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啊!”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青年人急忙跑进来说:“报告团长,我们连120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跑了,我连的伙食钱现在发不出去。”黄浩声听后就大发脾气:“你怎么搞的?自己为什么不背伙食钱,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他回答说:“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却拐款逃跑。”
黄浩声在训他时,余增生对我说:“你这个指导员刚到,这件事情你的意见怎样处理?”我说:“他已经把钱都丢掉了,现在要准备打仗,只好由公家给他补发算了。不然,他这个连长到哪儿去搞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啊!”黄浩声听了我的话后就说:“那好,叫辎重队补发他120块毫洋。”
这时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林彪,是7连连长。我就批评说,你既然当连长,以后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伙食钱,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林彪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不久,我到林彪的连队去抓工作时,看到他和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就又批评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这个团指导员是很讨厌的。
南昌暴动的部队在三河坝失败后,途经丰顺、饶平、平和、象洞、武平、安远、寻乌、信丰一线向大庾方向走。当时,队伍里湖南人最多,闹起来要回湖南,所以在路上要慢慢整顿部队。这个时候,林彪跟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连长就来找我。他们要求要离开队伍,而且劝我也离开队伍:“队伍不行了,你是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到上海另外去搞。”我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所以,我还要看一看,不能走。”那几个要走的同志听了我的话后还是留下了。
后来,我们进了大庾后,林彪还是开小差跑向梅关,但在当天深夜又跑回来了,对我检讨说:“现在外面老百姓收腰包打人,有时还要杀人,我还是回队伍里来吧。”我对他说:“你现在不走就好,回来我欢迎,还是把你的7连抓好吧。”
林彪回归队伍后,一路跟随朱德、陈毅,最后上了井冈山。
叶剑英巧妙牵制敌军,起义军得以迅速打开南下通道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挺、贺龙、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项决定:一、贺龙、叶挺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龙、叶挺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被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挺、贺龙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龙、叶挺,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孙中山)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挺、贺龙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南昌起义军因此减少了尾追,并得以迅速打开了南下广东的通道。
南昌起义后,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改编的教育团2000多人从武汉乘船东下,准备赶往南昌。船一抵达九江,就被张发奎部缴械扣留,被收编为叶剑英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的军官教育团。
为了保存这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力量,叶剑英毛遂自荐当了教育团团长。1927年12月11日,中共在广州发动起义,叶剑英竭力保护下来的第4军军官教育团,成了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陈毅:“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927年8月1日,陈毅在武汉。他当时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育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育团奉命“东征讨蒋”,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
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育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25师73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958年9月5日,陈毅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回忆起当时追赶起义军的情形:“来南昌那一段,还是蛮紧张、蛮有意思的哩!我们连夜从九江出发。一路上,敌人武装盘查很严,家家关门闭户,旅店也不敢收留当兵的。我们抄小路向南昌方向走,一口气走了100多里,才在一个小镇找到一条船。经鄱阳湖划向南昌。6号晚上,我到了南昌,叶挺、贺龙已经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喊要杀共产党,我有几处接头地点,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当晚我和几个同伴没有住处,不敢投店,也没有熟人,决定连夜出城去追部队。在城外十多里的渡口上,遇到了一个回乡隐蔽的参加学联会的学生,我们把情况向他说了,他很同情我们,把船划到江心,让我们平安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又叫船夫把我们送到离临川不远的李家渡。到了临川,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当时有股土匪武装和我们接头,要求给他们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前委考虑:当后面敌人追来时,他们多少可以起点牵制作用,便决定我和另一位同志去当领导。结果受了他们的骗,差一点被敌人抓住,送了命。我们没办法,又连夜追赶队伍,一个晚上走了50多里,赶到宜黄,党就分我到73团当指导员。从这时起,我就带兵打仗,在战场上干了20多年,敌人打跑了,我的头发也快白了。”
在部队转战最艰苦的时候,有人劝说陈毅离开队伍,他坚决地拒绝了,并且告诫那些人:“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他还开导大家说,要“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后来,他协助朱德带领队伍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徐向前:“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晚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结束了国民革命军生涯。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虽未能参加南昌起义,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我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下决心离开旧军队,搞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南昌起义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南昌起义时,彭德怀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独立第1师1团1营营长,正在参加北伐战争。彭德怀对南昌起义评价极高。他说,十个元帅,除了徐向前、罗荣桓和他自己,七个元帅都参加了南昌起义。此外,像粟裕、陈赓等一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人,也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彭德怀还说,光是农民起义的队伍,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必须和懂军事专业的军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力量。朱德带领这么一批具有较高军事素养的南昌起义余部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小看的。
南昌起义时,罗荣桓正在鄂南通城、崇阳从事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后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
“南昌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33年7月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军旗时指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
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彭德怀去了一趟贵州。遵义市委请他给烈士纪念碑写一个碑文,他写了一首诗《忆长征》。这首诗于1996年发表在《解放军报》上。“八一炮响我军前身,秋收起义革命工农。两路会合组成红军,井冈割据各地响应。”南昌起义,尽管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而是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国民党左派名义进行号召,但是起义的部队是中共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起义后成立的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体制。
南昌起义后的8月7日,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34岁的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一个多月后,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正如毛泽东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战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61年,周恩来谈到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联系:“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南昌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党史中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并称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蒋介石也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时候,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参考资料:《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周恩来谈南昌起义多次作自我检讨》《光明日报》2013年5月1日、《元帅与南昌起义》《党史博览》2014年第7期、《父辈的忠诚》《人民文摘》2013年第1期、《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人谈南昌起义》《党史博览》2011年第8期、《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人民网2007年7月30日、《回忆“八一”南昌起义》《长江日报》2007年7月25日、《刘伯承与南昌起义》《前线》2012年第9期、《南昌暴动始末记》《军事史林》2017年2期、《叶剑英对南昌起义的特殊贡献》《党史文苑》2012年第9期、《陈毅与八一南昌起义》《沈阳日报》2007年8月4日、《军事家彭德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百年潮》2009年第10期、《八一枪响:中共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党史文苑》2016年第1期等;作者:金一南、胡兆才、贺捷生、张治宇、朱小可、王亚志、许思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