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翻译研究中的衔接和连贯

如上所述，语言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概念工具。在翻译研究中，除了将翻译视为一个认知过程进行考察以外，还有学者将翻译视为一个语篇产品。尽管笔译和口译的工作方式不同，笔译研究和口译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但是笔译研究者和口译研究者都共同关注了源语和译语的语篇特征，即衔接和连贯。这一点体现了两者对于笔译和口译产品“理想质量”的追求，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对等”视角不完全相同。

2.3.1　目的论视角下的翻译连贯研究

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研究者曾在其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中阐述了两个连贯原则：一是“语篇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另一个是“语篇之间的连贯”（intertextual coherence）。首先，译员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产出的译语语篇至少对译语文化接受者来说要是有意义的（Nord，2001：32）。用Vermeer的话来说就是译语语篇应该符合“语篇内连贯”的标准（Reiss and Vermeer，1984：109ff）。换言之，任何译语语篇要达到的一个关键标准是“连贯”程度，即可理解性、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是有意义的（Pöchhacker，1995：38）。其次，Vermeer将译语语篇与源语语篇的对应关系称为“语篇之间的连贯”或“忠实”（Reiss and Vermeer，1984：114）。语篇之间的连贯存在于源语和译语之间，所采取的形式取决于译者对源语的解读和翻译目的（Nord，2001：32）。语篇之间的连贯从属于语篇内连贯，这两者又都从属于目的原则（Skopos Rule）（同上：32-33）。

Pöchhacker在对大量真实的会议口译语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证明了功能主义可以应用于同传研究。但是，他也指出了应用目的论原则讨论同传连贯问题时存在的一些不足。首先，“语篇内连贯”这个术语会让人产生误解，因为目的论中的语篇内连贯并不是指语篇内的命题成分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指语篇-语言标准，而是指一种“整体”的质量，是指目的、意义、形式和语篇效果之间的连贯关系（Pöchhacker，1995：38）。其次，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可能涉及语篇内连贯的作用和范围，以及如何确定哪个文化决定着同传中译语产出的规范和规约（Nord，2001：107）。根据语篇内连贯原则，译语语篇在目标语文化和交际中必须是有意义的，必须能被目标语听众所理解。但是，目标语文化这一概念在同传中到底是什么？由于国际会议中将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这导致文化转换的概念很难应用（Nord，2001：108）。因此，Pöchhacker建议使用Vermeer提出的共文化（diaculture）概念（Vermeer，1983），即具有共同的专业背景、共同的技术专能和相互影响的历史的一群人所定义的文化；这种专业文化超越了国家-社会界限，可称为国际共文化（Pöchhacker，1995：49）。

正如Pöchhacker所指出的，目的论中的语篇内连贯原则是指译语在目标语文化中是否有意义。而本书所关注的语篇连贯是指语篇内各部分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考察译员对于语篇连贯的表现之一——衔接的处理。另外，语篇之间的连贯在他们看来即是忠实。但是，一般而言，忠实的“重点是指忠实地翻译原文语言项目的意义”（王东风，2009：30），“对忠实的判断一般是建立在一一对应的微观静态的信息对比之上的”（同上：57）。换言之，连贯和忠实是有区别的。本书关注的连贯是指译语语篇内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2.3.2　语篇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连贯研究

最早研究翻译对于衔接和连贯的影响的是以色列翻译学者Blum-Kulka。在其撰写的《翻译中衔接和连贯的偏移》（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一文中，Blum-Kulka（1986/2000：298-299）将连贯定义为“语篇各部分之间隐性的潜在的意义关系，读者和听者通过解读的过程将其显化”，并指出，寻找连贯是语篇解读的一般原则；将衔接定义为“语篇各部分之间显性的意义关系，通过语言特定的标记表达出来”。Blum-Kulka假定翻译的过程必然导致文本和语篇关系的偏移，衔接手段类型的偏移可能会影响明晰化程度的偏移和文本意义（显性和隐含的意义）的偏移这两个方面。前者与两种语言的衔接类型的风格偏好差异有关；译者对源语解读的过程可能导致译语比源语更冗余，比如译语的衔接明晰化程度升高（Blum-Kulka，1986/2000：300）。Blum-Kulka建议，关于衔接偏移的研究应清楚地区分必须的（obligatory）和非必须的（optional）衔接手段的选择，即区分由于语言的语法体系或是由于风格偏好而产生的选择；只有非必须的选择才应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只有这些选择才能合理地作为证据来证明翻译导致了某种衔接偏移的规律。

Mona Baker（1992）在其著作《换言之：翻译教程》（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翻译中的衔接和连贯问题。她认为，译文是遵循源语的衔接方式还是接近译语的衔接方式，取决于翻译目的以及译者有多大的自由有权力去重组信息和／或改变语块（chunks）之间的关系。无论哪个选择都有利弊。如果遵循源语规范，则可能会改变整体的意思；如果偏离译语的信息组合和关系标识的规律，则可能导致翻译腔（Baker，1992：201-202）。除了韩礼德谈到的衔接手段，还有其他手段，如句号、逗号、风格一致、时态的连续性（同上：211）。Baker认为衔接是连贯关系的表层表达，是显化概念关系的手段；衔接手段的主要价值在于能促进和控制我们对于语义关系的解读（同上：219）。

Mona Baker（1992：219-222）认为语篇连贯产生于语篇中所呈现的知识，与读者自己的世界知识及经验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语篇是否连贯取决于读者将语篇与已有知识相关联的能力。可能会出现一个读者认为是连贯的语篇，而另一读者则可能认为是不连贯的。连贯并非语篇本身的属性，而是读者对于语篇的评判的属性。连贯是一个难以捉摸的（elusive）概念，因为很多因素对其有影响；即使是错译了一个词项都可能影响语篇的连贯方式（Baker，1992：253）。通过列举大量翻译实例，Baker指出，为了保持连贯，译者常不得不在源语所呈现的世界模式与读者可能熟悉的世界模式之间减少差异。这一干预的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译者判断读者具有的知识和预期的能力——如果译者认为读者的知识够多，则译者干预得越少。同样的，如果两个世界模式越和谐，则译者越倾向于隐身（即不直接干预）。二是译者对于自己角色的看法以及他应该对语篇忠实还是对目标语读者忠实（同上：253-254）。

Hatim和Mason（1990：192）认为语篇特征（texture）是语篇的决定性特征。通常认为语篇应该是连贯的（即意思连续性）、衔接的（即表面成分之间显示连接性）和呈现主位化模式。Hatim和Mason将连贯定义为确保概念连接的程序（the procedures which ensure conceptual connectivity），包括：①逻辑关系；②事件、物体和情境的组织；③人类体验的连续性。我们通常假定从源语到译语的翻译过程中，连贯关系不会改变。基本的连贯关系，如因果、问题—解决、时间顺序等对于意义和意义在语篇中的建构方式至关重要。但是，在语篇表层反映连贯的方式——衔接，却是具有语言特殊性或是语篇特殊性的（language-specific or text-specific）；衔接和连贯都应保持不变才能保证交际的成功（Hatim and Mason，1990：195）。

Hatim和Mason（1990：205-206）还提出了连接（junction）的概念，是指语篇中事件或情境之间的关系的表面信号。这一概念类似Halliday和Hasan（1976）提出的连词（conjunction）概念。交传译员非常熟悉这些连接手段，在笔记中将其明晰化，有助于记忆。对这项口译技能的训练必然涉及语篇分析的知识，并且要提高学生对于命题之间连贯的意识（同上：206）。他们对一位交传译员的笔记实例进行分析，发现译员通常在左边这一栏记录下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书认同Hatim和Mason的观点，将连贯视为语篇的固有特征，其中他们提及的保证连贯的手段，如逻辑关系和连接的概念，正是本书关注的连词。Hatim和Mason提到了交传笔记中重视记录连词，这一点符合交传的实践。正如Jones（1998：28-29）所指出的，理解话语的首要关键是识别主要信息，其次关键是分析这些信息之间的联系（links），包括原因（logical cause）、结果（logical consequence）、顺序（sequential ideas）和对立（opposition）这四种逻辑关系。这些逻辑关系都可以归为Halliday和Hasan（1976）的连接关系中。除了在理念上强调衔接和连贯的重要性外，具体到口译教学，如何训练这方面的能力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由于衔接和连贯是语言学中的概念，多数研究者借助语言学中的理论讨论口译问题。如徐然（2010：46）在de Beaugrande，Dressler（1981：3）提出的七个语篇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专注听力”（attentive listening skills）的训练方法，旨在帮助口译学员通过关注源语语篇逻辑关系、衔接和连贯，跟踪源语讲话者的讲话思路，预判信息并进行深层次分析。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Blum-Kulka将连贯视为语篇的属性，尽管需要读者或听众通过解读才能理解。Baker则认为连贯并非语篇本身的属性，而是读者或听众的判断。本书认同Blum-Kulka、Hatim和Mason的观点，认为连贯是语篇的固有属性，是语篇必不可少的特征。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

2.3.3　交替传译研究中的衔接和连贯

上述文献主要是从目的论和语篇语言学视角对翻译中的衔接和连贯问题进行的研究。其中，部分研究还涉及口译，但并非以口译为研究对象和主题。在这一小节中，笔者将进一步回顾围绕交传和同传展开的衔接和连贯研究，讨论这些研究与本书的关系，并对这些研究的价值和不足逐一进行述评。

英国利兹大学Kuei-Chuan Peng（2006）的博士论文研究关注的是口译学员交传的译语质量和连贯能力的发展。Peng设计了一个清晰描述口译质量标准的反馈工具，旨在提升口译学员的质量意识，提高口译表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口译质量标准就是连贯。这项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观察和考察口译中连贯能力的发展。Peng采用了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RST）来分析如何在口译中实现连贯，认为这一语篇结构框架非常适合描述口译语篇的整体连贯特征（Peng，2006：49）。Peng设计了一项实验，邀请了8名来自利兹大学的翻译硕士作为口译学员组的对象，邀请了3名具有10年以上经验的译员作为职业译员组的对象。在实验中，对象被要求对3篇汉语讲话和3篇英语讲话进行交传。所有译语被切分为多个功能单元并做树形图分析。Peng的研究发现口译学员倾向于关注局部衔接，而职业译员则更注重语篇的全局结构；她还发现职业译员对显性标记（连词）的使用比口译学员更稳定（Peng，2006：159）。

Peng（2006）基于修辞结构理论的框架对交传中的衔接和连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围绕职业译员和口译学员对于衔接和连贯的把握得出了初步结论。但是RST可能不一定适用于分析同传译语的连贯特征，所得的结论不一定能推广至同传。本书希望通过翔实地分析职业译员和口译学员的译语特征揭示更多的规律。

何伟、卫婧（2011）借助衔接和连贯理论，探讨了汉英交传中衔接手段的转换方式。研究者选取了“两会”记者招待会的交传语篇为案例，通过对比源语和译语的衔接手段，总结出汉英交传中衔接手段的四种转换方式。第一种转换方式是隐性衔接显化，如添加连词、强化解释说明、增加口语附加语和添补主语。他们认为添补主语是汉英交传中最常见的一种衔接手段（何伟、卫婧，2011：22）。第二种转换方式是显性衔接隐化。第三种转换方式是模糊指称具体化。第四种转换方式是话题式句型中心化。他们的研究结论为上述四种衔接手段的转换方式可以确保译语的连贯性，并且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何伟、卫婧，2011：20）。

何伟、卫婧（2011）的研究为英汉语言组合的交传衔接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针对汉英语言的差异提出了确保译语连贯和准确的衔接处理方式，为交传实践提供了策略方面的有益参考。但是，由于这项研究考察的是汉译英方向的交传，所以上述处理方式是否适用于英译汉方向的交传或同传仍然有待研究，因为交传和同传在工作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理由假设同传中的衔接处理方式可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另外，由于学界对于衔接的概念和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一些研究采取不同的衔接定义，因而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受到限制。因此，有必要对衔接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提供可操作化的依据。

原蓉洁（2016）研究了口译学员汉英交传中连词的偏移。在这项研究中，偏移被定义为源语和目标语的连词出现了形式上的不对应（原蓉洁，2016：47），并主要考察了选择性偏移。研究发现口译学员连词偏移的形式有三种，即省略、替代和增加。原蓉洁讨论了三种偏移产生的原因，发现口译学员省略连词是因为他们将某些连词视为次要信息，认为不适合译出，精力不足，或是因为连词所在句为重复的信息；口译学员增加连词是为了使逻辑关系明晰化，为了应对特殊情况，或是因为无意识的选择；口译学员选择替代连词主要是因为源语中使用的连词与句意不符，或是因为笔记不清等情况（同上：48-50）。

原蓉洁（2016）的这项研究对汉英交传中衔接手段的处理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为汉英交传教学和实践提供了启发。但是，这项研究考察的是汉英方向的交传，其研究结论是否能推广至英汉方向的交传和同传仍有待考察。此外，这项研究只以口译学员为实验对象，因此仍有必要考察职业译员的衔接处理情况。

2.3.4　同声传译研究中的衔接和连贯

Pöchhacker（1993）从译员具备的知识的角度探讨了同传中的连贯。Pöchhacker指出，表达意义（making sense）被视为在知识单元（概念）之间提供联系的过程。口译员常面临的问题是缺乏交际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例如在专业技术性会议中，当译员无法获取讲稿时，这一点尤为突出。问题是作为知识较为缺乏的（low-knowledge）译员是否仍然能够构建充分连贯的译语？回答是有可能会。另外，语篇内容缺乏完整的预知也使得译员难以应对模糊的或省略的源语语篇（如名字和数字），要理解这些内容就需要依赖推理。试想一名专家用非母语发表的讲话。这名专家完全明白自己所说的内容（源语），听众也很有可能明白他所说的意思。但是译员明白吗？译员具备的知识是否足以让译员产出可理解的译语呢？译语达到何种连贯程度足以让我们认为译语被完全理解了（语篇内的连贯）？译语听众是否能和源语听众一样从语篇中明白同样的意思（语篇之间的连贯）？毕竟，连贯似乎是同传质量的关键标准。总之，同传研究的视角应该扩展到包括可能影响译员和听众建构连贯的所有情境和会议相关的因素和变量（Pöchhacker，1993：97）。

Pöchhacker（1993）的研究强调了译员具备的知识对于实现译语连贯的重要性，这些知识包括与情景和会议相关的知识。背景知识对于口译的作用毋庸置疑，但是除了与会议和主题相关的知识以外，与语篇相关的因素和变量同样不容忽视，在听辨理解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构成了语篇知识甚至是语篇能力。尤其是当译员无法提前获取讲稿进行知识准备时，对语篇相关知识的掌握或许有助于译员对讲话内容进行推理和预判。这些知识包括衔接、连贯、信息结构、体裁、语篇类型等。此外，Pöchhacker提出的问题尤为值得思考，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才能解答。

欧盟委员会的口译员Sandra Gallina（1992）较早注意到衔接在同传中的作用。Gallina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研究了政治演讲。她首先回顾了语言学中的衔接研究，指出Halliday和Hasan（1976）的《英语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的出版开启了衔接的系统性研究。接着，她进一步阐述了以往研究从关注句子到关注语篇的转向，指出语篇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在具体论述系统-功能模式时，她将重点放在了三个方面：一是语篇和语境，二是语言功能和词汇语法表征，三是语篇的结构和组织。接下来她着重介绍了衔接的概念和衔接资源（cohesive resources）的分类。其中，就衔接资源之一的连词而言，她认为连词是指句子与语篇中的其他部分相联系的方式；她将连词主要分为补充连词、转折连词、因果连词和时间连词等（Gallina，1992：68）。她详细分析欧洲议会中英国和意大利成员发表的演讲语料中的衔接资源，旨在解释政治语篇中衔接资源的重要性。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尽管连词数量有限，却非常重要，因为连词为更高层面的概念结构提供了线索。此外，语篇内和语篇间的衔接资源密度不同是源于推进（progression）和聚焦（focalization）：推进是将接受者从一个语段引导到下一个语段；聚焦则有助于确保话题不会流逝得太快（Gallina，1992：69）。

Gallina指出其分析是将语篇作为一个产品进行研究，也可以像口译研究的通常做法一样将语篇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她认为衔接是同传和语篇加工的重要元素，衔接的类型和密度都会极大地影响同传。她还建议可以结合Gile的精力分配模型，研究译员遇到的困难与不同的衔接之间是否有关联。由于时间是口译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在研究口译时，衔接的作用应得到凸显，因为衔接是语篇实时展开的最显著的表现之一（Gallina，1992：70）。

Gallina（1992）的这项研究是最早关注衔接和同传关系的研究之一，对本书在理论应用和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有重要的启示。不过，这项研究将笔墨过多地放在了语言学理论概念的介绍上。虽然研究者对真实的会议口译源语语料中的衔接进行了分析，但并没有具体分析译语语篇的特征，因而无法知晓在具体的同传实践中，译员是如何处理源语中的衔接的，以及衔接的不同处理方式对于同传的连贯程度和整体表现有何影响。本书希望通过对职业译员的同传表现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预计在以上方面有所突破。此外，Gallina在研究中用于语料分析的是语言使用场合非常正式的政治类演讲，这类演讲的特点是语体正式、用词严谨、有些富于感情色彩、有时偏重于书面语体。因此，对于这类演讲进行分析的结论未必能推广至其他类型的演讲，而这类演讲也并不总是出现于各类国际会议场合。鉴于此，本书正是希望在源语材料的选取上做出调整，将选用偏于即兴的、非政治性话题的、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演讲。

Miriam Shlesinger（1995b）考察了同传中的衔接偏移现象。她认为语篇是通过一个关系网络而组织在一起的，这个网络将语篇的各个部分之间通过衔接手段建立起来。她将衔接定义为一个关系网络，通过在不同成分之间提供联系使得我们能够解读语篇。衔接手段有助于读者或听众以连贯的方式对语篇进行处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员若无法在译语中再现这些衔接，则译语的连贯性会变差，可能导致读者或听众无法理解。Shlesinger指出很少有人研究翻译这一媒介在衔接手段选择中的作用。Shlesinger还针对同传的特殊性，如译员无法控制源语输入的时间和语速、信息是线性地逐步展开的、译员获取背景信息和知识的有限性等，指出同传中的衔接偏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mode-specific shifts in cohesion）（Shlesinger，1995b：194）。基于此，她认为分析译语有助于我们了解译员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衔接手段。在实验中研究者选择了13名高年级口译学员作为对象，要求他们将一篇长度为11分钟的真实的即兴英语演讲进行同传，将其译为希伯来语。其中，11人母语为希伯来语，2人母语为英语。每位对象进行了两次同传，目的是考察某些衔接手段的处理是否会在第二次同传中有所不同。她选择了源语中五类衔接手段的部分词语，并与译语对照进行分析。在这项研究中，偏移被定义为源语中的衔接手段在译语中被省略或被替换。研究发现：第一，最常见的偏移是完全省略的，尤其是在句尾或是已知信息；第二，低频词常被省略，对于信息内容不重要的衔接手段也常被省略；第三，译语中采用的形式对等的衔接手段不等于与源语具有同样的（语用）功能；第四，当具备共有知识或第二次再译时，省略和错误减少；第五，在源语开头发生偏移的比例更高；第六，衔接的偏移会影响信息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Shlesinger，1995b：211-212）。

Shlesinger的研究对本书有借鉴意义，本书也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同传中的衔接。不过，Shlesinger也指出，未来可以对比需要依赖同传的译语听众和无须依赖同传的听众对于译语衔接的感受（Shlesinger，1995b：212）。除此以外，本书还将针对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做出改进：首先，这项研究只选取口译学员作为对象，因此，无法由此推断出职业译员是否也会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由此呈现同样的特征和规律。所以，本书决定考察职业译员在同传中对于源语衔接的处理，并通过对比口译学员的表现，观察不同口译水平的对象在衔接的处理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其次，这项研究对源语衔接手段在译语中的偏移做了描述性分析，但并未分析这种偏移产生的原因，以及偏移对于译语语篇整体连贯的影响。一般而言，译语听众不只是对句子或语段做出反应，而且会对整体连贯性有所感知并做出评价。因此，本书将通过同传译员对于源语衔接的把握来探索译语连贯的构建。虽然本书并未调查听众的感知，但笔者将借助相关理论对译语连贯程度进行详尽的分析。另外，Shlesinger的研究考察了源语的五种衔接手段，但每一种衔接手段的探讨局限于个别语段中的部分词汇。本书将重点考察衔接手段之一的连词，通篇考虑源语句子和句子之间的所有连词，深入探讨连词在口译中的作用。

白秋梅（2009）考察了语篇衔接及连贯与同传中的预判，认为语篇衔接和连贯是构建语篇意义的重要手段，而预判又是同传成功与否的关键。语篇衔接和连贯有助于译员理解内容，把握内容的逻辑关系，从词法、句法和篇章等层面进行预判。白秋梅以自己做同传时的源语发言为例，借助衔接和连贯理论分析了同传译员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是如何对讲话者的讲话内容做出判断并准确传译的。白秋梅认为衔接主要体现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上，她主要探讨了指称、替代、省略和词汇衔接手段对于同传预判的作用，认为连贯是语篇的无形网络，同传中的连贯既是心理过程，又是语篇深层达意的过程；译员可以借助连贯知识在心理上把握语篇意义的走向，进而深层释意（白秋梅，2009：114）。

白秋梅研究中的诸多观点对本书颇有启发，但是这项研究并未分析译语特征及其连贯程度，因而无法判断通过源语衔接和连贯进行的预判能否体现在译语的连贯构建上。本书将观察职业译员和口译学员在把握源语衔接方面的异同，并对职业译员的译语连贯性做出具体分析。此外，这项研究缺少对于衔接手段之一的连词的分析。本书将在这一方面做出补充，继续探讨连词对于同传预判和译语连贯构建的作用。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Wei Gao（2011）的博士研究建立在理想化认知模型（th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ICM）（Lakoff，1987）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探讨同传过程中的语篇连贯。这项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第一，译员的相关体验是否有助于其实现译语连贯？第二，译员用于实现连贯所付出的心理努力（mental effort）如何反映源语的语篇结构？理想化认知模型强调体验知识在组织和理解知识方面的作用。为了解答研究问题，研究者设计了一项实验。研究者买了一个日式指压按摩垫，发现安装说明书描述模糊。但当亲自安装后发现能更好地理解说明书了。基于此，Gao根据日式指压按摩垫的安装说明书写了一篇讲话稿，邀请英语母语者进行录音，长度为4.5分钟，语速为100词／分钟。研究者邀请了来自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30人作为对象，分为实验组（参与体验）和控制组（不参与体验）。每组15人，分别由5名教师、5名口笔译硕士研究生和5名英语专业本科生组成。所有对象的母语均为汉语，英语为第二语言。这些教师主要教授交传课，并都具有一些口译实践经验。实验被分为四个步骤：步骤一，实验组对象参与安装按摩垫；步骤二，实验组对象通过在命题中填写概念、关系等内容来回忆其认知程序，并通过角色扮演来建构想法；步骤三，实验组和控制组开始口译；步骤四，控制组的本科生进行第二次口译以考察其在没有参与体验时的准备程度。数据分析显示，译员的体验知识有助于其实现连贯，用于实现连贯所付出的心理努力能够反映出源语的语篇结构（Gao，2011：160）。最后，Gao提出了一个基于ICM的同传连贯模型，显示了译员为建构连贯所付出的信息处理心理努力的流程图。

这项研究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同传中的连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有助于人们了解同传过程中译员是如何理解信息，如何实现连贯的，同传丰富了人们对于同传连贯和信息加工方面的认识。但是，Gao也指出这项研究在真实性方面存在不足，表现为实验的对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职业译员；同传源语材料和工作程序也与真实的同传情境有差异（Gao，2011：225-226）。鉴于此，本书将在研究的真实性方面做出改进，如选择接受过会议口译专业训练的职业译员作为对象，选取真实的发言作为同传的源语语料。

2.3.5　口译衔接和连贯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知，研究人员对口译中的衔接和连贯做了有益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衔接和连贯在口译理论、口译实践和口译教学中的重要性。但是，以往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衔接和连贯这两个概念未做区分。有些研究者常将这两个概念混淆使用，这样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误认为这两个概念没有区别或不清楚区别是什么。此外，有些研究并没有详细地阐述衔接和连贯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口译理解和产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部分研究只是照搬了衔接和连贯的概念。这种做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一，不利于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为衔接和连贯本身并不是用于解释口译现象的，直接套用概念则难以客观地探讨它们与口译的关系；第二，不利于研究者将相关研究进行比较。因为概念界定不清，往往容易导致研究结果的不同。

其次，研究内容不够深入，而且没有在系统的理论框架下展开讨论。虽然研究者都注意到衔接在口译质量评估中的重要性，但更多的是聚焦于衔接手段或连接成分在译语中的体现，很少注意到衔接对于同传在线理解和加工中的功能，以及对于口译连贯构建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全面、详细地描述译员对于源语衔接的处理方式，只讨论了部分衔接手段的处理方式；第二，没有深入探讨衔接处理方式选择的原因，尤其较少关注同传特殊工作方式对于衔接处理的影响，如同传特殊性导致的衔接偏移（Shlesinger，1995b：194）；第三，用于分析交传的研究方法不一定适用于同传，因为交传和同传的工作模式不同。同传中，译员无法提前知晓完整的语篇内容，甚至是只能依靠句子和语块为单位进行翻译。因此，同传中译员是否仍然能够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准确判断源语的连词的恰当性并做出相应的处理方式，这一问题是前人没有解决的。

最后，研究手段单一，缺乏实证数据支持。目前，仍有部分研究停留在理论和经验直觉层面对衔接和连贯的作用进行探讨。但是，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口译活动，其中涉及的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非常复杂，仅依赖经验之谈和规约之说必定不足以诠释科学的规律（蔡小红，2001：26）。这些研究并未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在真实口译实践中译员是如何利用衔接手段来构建译语连贯的。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一些研究的设计和方法仍有待改进。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中对象的代表性不足。有些研究没有对对象进行工作定义，选择的标准有差异，甚至选择了并未接受过口译专业训练的人员作为对象。第二，有些研究只选择了一个口译水平层次的对象，如口译学员。这些研究所得的结论无法推广至职业译员。第三，部分研究中选择的口译实验演讲材料与真实口译中所用的演讲材料差异较大，这有可能影响译员在实验中的表现。

综上所述，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书将在以下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在概念界定方面，本书将厘清连贯的定义、衔接范围，明确衔接和连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第二，在理论应用方面，笔者采取Halliday和Hasan的衔接理论作为本书的理论基础讨论衔接与同传的关系，为本书关注衔接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第三，在研究内容方面，本书旨在针对英汉同传中职业译员处理连词的方式及其原因进行系统性的考察。第四，在研究对象方面，本书选取不同口译水平的人员作为对象，包括职业译员和口译学员。第五，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采用实验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旨在提供多种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