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同声传译研究概述

大多数以过程为导向的研究借鉴了认知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主要关注会议口译中的同传这一工作方式（Pöchhacker，2004：113）。同传工作方式的特殊性一直是早期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研究者试图探究在同传过程中同时听说的可能性。早期的心理学研究者也对同传现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将同传译员视为理想的研究对象，考察译员的信息加工过程，即“黑匣子”。除了认知处理研究范式下的同传研究，其他一些研究者借鉴翻译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对同传展开了相关研究。

2.2.1　认知处理研究范式下的同声传译研究

口笔译的认知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成为西方译学研究的中心（许明，2008：16），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口译中的注意力分配、信息加工深度、工作记忆、同步性等。认知心理学的理论是口译认知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

认知处理研究范式将口译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记忆是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焦点之一。从口译的信息加工过程来看，口译的记忆方式与一般的记忆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涉及信息的识记、储存和回忆（鲍刚，2005：161）。口译的记忆也包括瞬时记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Baddeley和Hitch（1974）后来又提出了工作记忆的概念，他们认为短期记忆只具备储存的功能，而工作记忆则同时具有储存和加工两项功能。对于工作记忆的性质，学术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工作记忆属于短期记忆的一种，是指信息经过再编码后进入长期记忆（彭聃龄，2001：203）；还有学者认为工作记忆实质上就是指短期记忆，只是强调短期记忆与当前人所从事的工作的联系（王甦、汪安圣，1992：74）。具体到口译研究中，Gile（2009：167）倾向于在研究中使用短期记忆这个概念，尽管他认为短期记忆与工作记忆的概念是相同的。

认知心理学理论对于记忆在口译理解和产出过程中的作用的描述仍是十分抽象和模糊的。首先，记忆理论没有解释口译中储存和加工的关系；其次，无论是记忆的类型还是记忆的过程，在口译中都可能是同时发生的。译员在听辨和短期记忆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构建语篇了，与此同时还会利用长期记忆帮助理解和预判源语信息。认知心理学擅长记忆和注意力的建模，却疏于记忆的内容和注意的焦点，也缺少对语篇特征的分析（Setton，2002：29）。早期的Gerver（1975）和Moser（1978）的同传信息加工模型都注意了记忆的作用。有关同传和工作记忆的研究表明，职业译员的工作记忆资源分配效率更高，善于选择重要信息（Liu，2001）。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却发现记忆与同传的相关性并不大。如果避开译员的口译技能和经验不谈，则其一般认知能力与常人差异不大，至少在工作记忆容量、多任务协调和选择性注意等来看是如此（杨小虎，2009：82）。

同传的信息加工过程研究以Gile提出的同传精力分配模型为代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在同传过程中的认知资源的分配，认为同传表现下降主要是由于精力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但Setton（1999：38）指出，信息加工方面的研究并未令人信服地解释中间表征（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而且只关注信息层面，忽视了言外的（illocutionary）和意动的（conative）层面。此外，在现实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多数职业译员仍然能够克服源语困难诱因的干扰，并不因此产生认知负荷。

Gile（1995：172-174）认为影响口译质量的问题诱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加工容量需求增加而导致的问题，如语速快、信息密度大、口音等；二是由于信息的持续时间短和冗余度低而导致的问题，如数字、缩写等。如果说源语难度属于“外因”的话，那么加工容量的限制则与译员自身“内因”相关。无疑，内外因都会相互影响：当源语难度加大时，加工容量和资源分配效率可能会降低；当译员的加工容量和资源分配效率足以应对源语困难时，那么源语因素对口译质量的影响可能会降低。但是，认知负荷可能只是导致口译产出失误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也会导致口译的失误。一般认为，同传对译员造成的认知压力较大。但是译员最重要的仍然是以即时产出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译员如何分配注意力资源，译员的注意焦点会集中于哪些信息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释意理论，译员不能局限于微观的字词翻译，而应全面把握源语语篇的意思和意图。鉴于同传实时加工的特殊性，译员必须注意通过上下文信息和线索理解源语语篇。同时，在构建译语时，译员需要利用衔接手段等线索提示词理解逻辑关系，并借助衔接手段在用目标语言表达时保持译语语篇的连贯性。一些研究显示译员常根据口译难易程度灵活地使用不同的衔接手段。这说明译员依然会尽力将一部分注意力用于译语监控，对于语篇的连贯和衔接意识较强。相较而言，口译学员的连贯和衔接意识较弱，往往缺少额外的注意力用于译语监控。

但是，借助认知处理研究范式仍然无法知晓译员是如何利用源语语篇相关的因素构建连贯译语的。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没有解释记忆、注意力分配等方面对于译语连贯构建的影响。除了合理分配注意力资源以外，同传译员还需要时时借助源语的各类信息和语篇因素进行积极的预判和推理。

综上所述，借助认知心理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笔者所关心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讨论借助语言学理论，主要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进行的口译研究。借助语言学理论研究笔译和口译的传统由来已久，但语言学理论早期过于关注字词等语言表面结构形式的做法常常遭到诟病。虽然口译过程研究以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为主，但是，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并未消失。尤其是近年来语篇语言学、语篇分析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概念和方法为口译研究开启了新的分析视角。这些理论超越了字词层面，强调句子以上的单位，并关注语篇特征的非结构手段，主要是衔接手段（Shlesinger，1995b：193）。

2.2.2　语言学途径的同声传译研究

语言学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爱恨交织（love-hate relationship）（Fawcett，1997：Forward）。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将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应用到笔译研究和口译研究中。以语言学为主要理论基础开展的翻译研究也被称为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陈浪，2008），或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范式（李林波，2007）。本书将这类研究统称为“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语言学途径的口译研究”和“语言学途径的同声传译研究”。

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的全面建立和发展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一批学者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功能理论、信息论等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研究领域中（谢天振，2003：110）。从国内来看，中国的语言学途径翻译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李林波，2007：70）。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的确存在局限性，早期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句子或句子以下的层面和单位，关注翻译的标准和词语对等问题。但是，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在最近几十年来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的语篇层面。在当前跨学科研究的环境下，若说还有哪种清晰的理论途径的话，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仍然是最富有成效的途径之一（Baker，2005：291）。

然而，口译研究很少借鉴语篇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而且更加关注认知加工机制，而不是语篇、情景、文化和职业口译行为这样的整体概念（Pöchhacker，1995：33）。尽管如此，在口译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仍有很多学者开展了语言学途径下的口译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Moser（1978）以心理语言学为基础建立了同传模型、Setton（1999）对同传进行了认知-语用分析（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Chernov（2004）借鉴心理语言学描述了同传的信息处理过程等。

Moser（1978）设计了同传的记忆结构和加工过程模型。Moser的模型是以心理语言学的语篇理解模型为基础的，模型突出显示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会涉及同传的每一个步骤。该模型关注了Gerver（1975：124）模型中所忽视的预判（prediction）问题，关注从源语输入到译语输出的整个信息加工过程和涉及的各个阶段。在Moser的模型中，Moser还对句法和语义信息加工、概念基础的讨论、生成抽象记忆（Generated Abstract Memory，GAM）、预判等问题展开了详细讨论。此外，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含了诸多决策点，可以据此判断并决定信息加工是继续前进还是回到上一阶段。

Setton（1999）提出了同传的认知-语用分析，指出同传译员会更多地利用局部的语言手段，尤其是任何可以将逻辑关系或指称（referents）明示的手段，如韵律、万能连词（如and）、照应等（Setton，1999：274）。语言学的分析表明语篇本身包含了大量信息，如口语中的语序、韵律、连词、词语选择等，其中就蕴含了很多线索，这些线索有助于同传预判，进而有利于同传的流利度（同上：269）。Setton在研究中还引入了语境的概念。这项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同传的研究带回了语言研究层面，开启了同传的语言和认知的动态研究之路（高彬，2014：72）。Pöchhacker（2004：76）甚至认为Setton的研究可能会推动“语用转向”（pragmatic turn）。

俄罗斯学者Chernov（2004）借助心理语言学描述了同传的信息处理过程，提出了同传的概率预期模型（a probability anticipation model for SI）。他认为心理语言学和交际理论都是同传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Chernov研究中采用了心理语言学方法，其理论支撑是俄罗斯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发展的活动理论。基于这些理论，Chernov（2004：4-5）将同传视为一个既复杂又完整的言语行为和一种可分析的交际情境。他认为，只有语篇才是同传的对象（同上：9）。语篇的语义结构在同传过程中是一个恒量，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看法，则可以将语义结构视为同传活动的对象，而将译语中等效的语义结构视为同传的产品（同上：55）。Chernov还探讨了同传中的主观冗余现象，确定了同传交际情境中的八个因素。其中，主题、与会议相关的外部事件和内部事件是认知推理的来源；会议类型和时间是情境推理的来源；听众、讲话者、交际目的和交际动机是语用推理的来源。通过例证分析，Chernov（2004：90）得出结论：信息冗余正是信息展开概率预期这一心理语言学机制运作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使信息感知和理解得以进行。Chernov进一步详细讨论同传的概率预期模型，指出在话语感知过程中，同传译员会在预判语篇的语义展开时形成假设，并根据不断展开的语篇关键点确认或否认这些假设，而且冗余越大则预期准确的概率越大（同上：93）。

Chernov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描述了同传的心理语言学机制，对同传中的冗余、压缩、推理、预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Chernov的模型中，信息意义的构建是借助于以知识为基础的预期模式，这使得该模型与释意理论以及融入源于认知科学知识结构的模型（如Moser的模型）都具有兼容性（Pöchhacker，2004：101-102）。Chernov强调译员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带有新信息的述位上。通过对俄语、英语等语料的分析发现，压缩只涉及信息语义结构的主位部分，因为冗余只出现在语篇的主位上（Chernov，2004：119）。但是，梁颖（2015：26）认为若要从语篇角度考察同传的理解方式，主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切入点。笔者认同梁颖的这一观点。根据梁颖（2015）关于主位的定义可以看出主位元素包括了本书关注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词，因为这些连词通常位于句首和句子的动词之前。既然主位也可能包含新信息，则连词也是一个可用于观察语篇理解的重要元素。此外，Chernov（2004：108）指出共指（co-reference）是有助于实现语篇衔接的，认为衔接确保了语篇语义结构的主位部分中存在必要的冗余。如果说正是因为冗余才使得同传的推理和预期成为可能，而衔接又保证了冗余的存在，这样也就自然应该认同衔接是考察同传源语语篇理解和译语构建的重要切入点。这也恰恰呼应了本书第1章的业者行为表现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部分所做的分析和阐述。除了Chernov提到的共指外，有利于实现衔接的手段还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连词。因此，仅关注主位、述位和共指都有其局限性。本书希望通过探讨衔接在语篇理解和连贯构建中的作用，描述职业译员对于源语连词的处理方式和原因，分析不同处理方式对于译语连贯构建的影响。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不断超越字词层面的分析，将语篇、主位、衔接、连贯、语用等概念与口译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推动语言学途径的口译研究的发展。尤其是Setton的研究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口译研究中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引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开展口译研究。这里所说的语言学并不是指抽象的系统，而是指“语境中的语言使用”（use of language in context），是指情境中的语篇（Pöchhacker，20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