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前时代玉器的演变发展
史前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互相融合的关系。代表性的有兴隆洼文化、崧泽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1. 兴隆洼文化
距今8000～7000年间是史前玉器的早期阶段，发现有玉器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分布十分广泛，距今8000年左右的以内蒙古敖旗兴隆洼遗址命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古老的制玉技术就是以此为中心向周边传播。在中国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和俄罗斯滨海地区均发现了古老的玉器；跨过日本海，在日本本州岛西岸附近的桑野和三引遗址也发现了同类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年代均晚于兴隆洼玉器。
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品种丰富，数量众多，有实用的生产工具或武器，如玉斧、玉凿、玉锛等。也有作为身体装饰品的玉器，如玉环、玉块、玉坠、玉珠等。1992年秋，从兴隆洼遗址发现了第一对玉玦饰，出土在117号墓人头骨的两侧，据此确认早期的玦饰就是耳环。
2. 崧泽文化
崧泽文化距今5800～4900年，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的文化阶段。属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得名，是上海远古文化的发源地。崧泽文化玉器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文化。早期出土器型较单调，以玉玦、玉璜为主；晚期数量大增，器型除延续早期的璜、钺、管外，还出现了新种类，如镯、环、坠饰、小璧、球冠形隧孔珠等。
3. 含山文化
凌家滩遗址位于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南的一片高岗台地上。距今约53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玉器、陶、石等文物，尤其以玉器造型独树一帜，大放异彩。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无论数量、品种还是雕琢技艺，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意义，以及科学和美学价值。器形主要分以下几类：装饰类：主要是在身上佩戴起装饰作用的环、玦、镯、璜、璧、珠，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冠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等；工具、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戈、钺，应是礼仪用器；动物或人物形象类：主要有龟、龙、凤鸟、鹰、兔、立姿和坐姿人像等，数量非常少；其他类：形制较为特殊，如玉版、玉勺、玉片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也让人十分惊叹，有的孔径细如发丝，仅有0.15毫米，这种技术放在今天也是很难做到的。更令人称奇的是所有钻孔的摩擦痕迹都十分规整，没有交错混乱的痕迹。
凌家滩遗址的玉器，大多采用了线切割、片切割工艺，而且还有了疑似砣切割的迹象，如平面上往往发现圆弧顶端深凹的痕迹。不过砣切割必须有半机械传动装置和琢磨的圆盘，至今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毋庸置疑的是，像阴刻线、镂孔、线锼、浅浮雕等玉石加工技艺已被凌家滩先民们掌握。凌家滩玉器无论是造型、雕刻工艺还是设计创意，都可称为同时期玉雕文化的最高水平。
1987年出土的凌家滩一号墓的“玉人像”，在史前玉器中属于为数不多的人物像之一。立姿玉人方脸，两耳钻孔，两耳孔处有一道横线。头戴冠，冠装饰三角形尖顶，冠后上部装饰三条圆弧线。背面颈部钻一孔，背后腿部留有线切纹，颈部较高，装饰数道竖线纹，可能是表示戴项链装饰。双臂弯曲，双手放置于胸前，腕臂上各装饰了五道横线，表示各戴五件手镯。腰部显得有些瘦长，腰部装饰腰带，腰带上饰五条斜纹。玉人形体比例较写实，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原始玉器作品。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和夹在龟腹、龟背之间的玉刻版。玉龟和玉版叠压一起，说明它们之间应该存在某种紧密联系。是何寓意，目前还尚无定论。应该如《尚书·中候》中的“元龟负书出”、《黄帝出军诀》中的“元龟衔符”、《龙鱼河图》中的“大龟负图”的阐释如出一辙。玉刻版与后世日晷相似。可能与后世的天文、方术学说等有一定联系。玉版呈长方形，长11.4厘米，高8.3厘米，最厚处1厘米，正面稍微弧凸，背面略微内凹，素面无纹。四周两面均打孔。玉版正面抬高，三边缘雕琢出台阶。正面刻纹，中部有一小圆，内琢刻有八角星纹，两两一组呈现十字形。小圆外琢磨一大圆，大小圆之间用直线平分为八个区域，各区域内各有一条圭状纹饰，大圆外有四条圭状纹饰指向四周。
4. 红山文化
红山，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传说，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英金河畔，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元代，蒙古人称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地域分布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20世纪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使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绚烂多姿的红山文化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和特征。随后，在周边地区发现的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都统称为红山文化。发现并确定的红山文化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玉文化。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为磨制加工。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发掘出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形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数千年间，龙的形态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得以升华，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民族向来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如今，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来源于红山文化的这一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同。红山玉龙对于研究我国早期的原始宗教，探寻龙形演化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和文化价值。
这条玉龙呈墨绿色，龙身兼具四种动物的特征：蛇身、鹿眼、猪鼻、马鬃。高26厘米，器型完整，极富动感。体型蜷曲，呈C字形。吻部向前伸，略微向上弯曲，嘴紧闭，双鼻孔对称，两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面有用于悬挂的对称的单孔。龙的头尾刚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形体与甲骨文中的“龙”字极为相似。玉龙是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局部还采用了浮雕和浅浮雕等技法。通体雕琢打磨，比较光洁，玉龙的重心位置有一小孔，用绳吊起首尾呈现水平，这都反映出当时的琢玉技艺和审美水平。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生动，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为它平添了一层独特的美感。作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玉龙、玉凤是红山文化最尊崇的玉器。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如熊、龙、龟、云、鸟等，均与红山文化玉器相对应。红山先祖的生存状况也从这些图腾性玉器上得到反映。
红山文化另一个代表性的玉雕是“玉猪龙”。它有硕大的头部，圆圆的眼睛，从正面看构成“V”形的两只耳朵。清晰可辨的獠牙，小而蜷曲的身体，多数“玉猪龙”尾部接近头部或与下颚相连，好似一个动物的胚胎。在红山文化分布的区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墓葬就开始随葬猪骨。“玉猪龙”的头像猪，器身似龙，在红山文化中出现很多。猪在红山文化时期既象征财富，又表示勇猛，它具有强悍的体形和敢与猛兽相搏的精神。因为猪喜欢水，龙往往作为祈雨之神，龙身上安放猪首，表明猪的形象逐渐被抽象和神化，体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
勾云形玉佩是红山玉器中最神秘的一种，其文化内涵蕴藉深厚，至今尚未完全破译。勾云形玉佩虽然形状各不相同，但都是远古图腾崇拜的产物。那些具有带齿兽面纹的勾云形玉佩，展现的是一种动物图案化的图腾表现形式。通常所见的云纹状勾云形玉佩，也可以看作是龙或鸟图腾的抽象和图案化。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云纹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花卉图案。在红山文化的彩陶上，这种简化的花卉图案也经常出现，同样可以看成是当时图腾崇拜的标志。
红山文化玉器内涵丰富，颇具神韵，其中玉鸟被认为是凤起源的重要证据，凤，神鸟也，象征祥瑞，雄的叫凤，雌的叫凰；玉龟被认为是水中之神；蚕形玉器被认为与地神有关，是能沟通神灵的媒介；勾云形玉器似各种神灵的复合体；玉箍形器似为神职人员的用具。
玉器起源于最早的装饰，其后，玉器的使用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成为氏族的图腾。查海遗址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建平县群发现的玉环、、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勾云形玉器、、玉管等。此外，在朝阳市和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也都有玉龙、、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众多。在制作工艺上，红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比较先进的制玉工具和较发达的制玉技术。琢玉工匠们已能够熟练掌握切割、琢磨、圆雕、浮雕、透雕等基本技艺，还能够熟练运用双面雕、钻孔、镂空、线刻、抛光等工艺方法。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够灵活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征，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表现得十分传神，栩栩如生。“神似”也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根据玉器制作的工艺痕迹考证，红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运用了砣具，这在中国制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可以说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有相当一部分与原始宗教有关，有的玉器可以确定为具备了礼器的性质。有的玉器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用于佩戴的装饰品，同时也作为礼器从事宗教活动。如玉璧既用于装饰，也作为祭天的礼器；在很多遗址中出土的作为墓主人身份权威象征的玉钺，是作为随葬品，但是在许多祭祀礼仪活动中，它便成了巫师手中的法器。红山文化发现的玉龟、玉鹊、兽形玉等都是当时人们信奉的灵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玉器已形成规范化的制作。比如在近万平方公里的分布区域上出土的十余件兽形玉器，从总体到细部的形象处理，达到非常惊人的一致，仅仅是有个别线条增减。连造型复杂的勾云形玉佩其基本造型也非常统一。这表明此这类玉器的制作绝非随意为之，应该是遵循严格的工艺流程和规则，受着一定观念、审美意识的制约。因此，我们通常将包括玉钺、兽形玉饰、玉龙、勾云形玉佩、玉箍形器在内的红山文化玉器视为早期的玉礼器。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从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设计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周边的墓葬有的也随葬有玉器，比较中心大墓，在数量和规格上明显偏少偏低，同时墓中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等级再低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严格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已成规范，阶级分化已经出现，贫富差距慢慢拉开，私有制的概念开始形成，甚至已经萌芽了原始的国家。
5.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瓶窑镇，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虞朝子民聚居的地方。年代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000年，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依照考古惯例，按照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
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域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部和东北部。该文化遗址最显著的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玉器是良渚先民所缔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数量众多，包含有璧、琮、玉镯、冠形器、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其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在同时期拥有玉文化传统的部族中首屈一指。玉器上的神人兽面主题纹饰，构图严谨和谐，充满神秘感，体现了良渚先民希冀天地和谐、天人合一的观念和信仰，并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玉器上还出现了许多刻画的符号，这些符号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的雏形，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社会权力的影响，也充分体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制作玉器是个复杂的过程，作品都是经过千锤百炼，需要汇集玉器匠人的智慧和劳动才可公之于世。因此，玉器制作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所产生的。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复杂而精美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都凝聚着大量的劳动和心血。玉器匠人需要从平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劳动状态下解脱出来，专门从事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靠其他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严谨细致，体现其制作过程中智力成分的增加，出现了与单一体力劳动相分离的趋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逐步产生。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也体现了良渚文化社会形态的变革。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几十种，主要有琮、璧、钺、璜、三叉形器、冠形器、锥形器、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分布于居址周围的小墓中，随葬的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之类的小件玉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造型各异的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归为平民墓。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器型、类别、搭配之间的差异，以及在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反映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还需要指出的是，良渚文化用玉制度在陶器上也有所反映，如发现的一些制作精美的刻有复杂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也可看作是良渚文化等级制度的体现。礼制的核心思想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尊卑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核心思想。良渚文化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表现。
良渚玉器成为中国礼制形成的重要实证。以“礼、德、和”的中华传统文化内核，彰显“文明之光，和谐之器”的象征意义。《礼记·礼器》言：“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发挥着和青铜礼器相同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动当中，它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等级制度已经出现。良渚文化玉器即是作为神崇拜的载体和信仰，同时也反映了世俗生活。不同类型、数量、搭配关系的良渚文化玉器，除了承载神圣内容外，更已成为世俗社会中举足轻重，至关重要的物质财富，它既是显贵者阶层攫取权力的象征，也是普通阶层淳厚质朴情感、信念与寄托的外在体现，粉饰装点着社会各阶层的精致生活。它在中华玉文化传统中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良渚玉器众多的数量，丰富的造型，先进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复杂的功能，深远的影响以及叹为观止的用玉情景，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同时期绝无仅有。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玉器制造业继承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并吸收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钺、璜、环、琮、镯、带钩、锥形佩饰、镶插饰件、柱状器、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良渚文化玉器继承了崧泽文化玉器的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踵事增华，在制玉工艺上改进了切割、抛光、琢刻、钻孔等技艺，制作出了造型各异的良渚玉器，创造出灿烂的良渚玉器文明。
同一座墓出土的良渚玉器及纹饰，在玉质和玉色上通常比较一致，尤其是成套组合的玉器更为接近。说明选料常常是用同一块玉料进行切割制作而成的。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主，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及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甚至有的图案在1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呈现出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工具相当锋锐，无论玉器大小，均经过精雕细琢，打磨抛光，说明当时工匠的技艺已是相当纯熟，体现出良渚文化先民们精湛的玉器加工水平。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体现在很多方面。使用解玉砂是当时玉作工艺的核心内容，已形成了柔性线状物切割、硬性片状物切割、旋截法切割与圆盘形砣切割四种不同工艺技术，这些工艺从管钻、切割等制玉流程中留下的痕迹就能够表明。而且良渚玉器琢制过程中还出现设计打样的痕迹。良渚文化玉器几乎都有孔眼，根据孔眼的大小而选择不同的钻孔工具和方式，琮、璧、钺、环、镯等孔径较大的采用空心管钻；璜、梳背、锥形器、管、珠上的小孔多采用小的实心钻。良渚玉器雕琢纹饰的方法有浅浮雕、透雕、阴线刻三种，最后还有精细的研磨抛光。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为突出。玉琮为四方柱形，中间有圆孔，外周有饰纹。《周礼》中记载玉琮是祭地之器。《周礼》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玉琮的造型为外方内圆，代表着“天圆地方”，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权，是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礼器。故玉琮被列入中国传统的玉礼器“六器”之一。虽然良渚文化玉琮出现最晚，但数量最多，器型最大，造型多样，几乎每件都有纹饰，工艺非常精美，是迄今所知新石器时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制作最精湛的作品。
6.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约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属铜石并存时代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年代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2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龙山文化源自大汶口文化，为汉族先民创造的远古文明。
龙山文化玉器经多年大量发掘与研究表明，可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河北龙山文化。这四个文化中的玉器以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玉器较多，种类有玉钺、玉锛、玉铲等，玉材有青绿色玉、黄玉、墨玉、玉髓、绿松石等。龙山文化的玉器应该是就地取材。
龙山文化玉器器物造型以人物、动物形和几何形为主。玉圭都为平首式，其上多刻有人面纹、兽面纹或鸟纹。牙璋分平首式与歧首式，造型似戈而内部两侧出栏如牙齿状。璇玑为环状，外缘多出三齿形，也开创了商周时期璇玑之先河。人首形饰，分为正平视与侧平视两种。前者为戴冠、大眼、大鼻、阔口，或口出獠牙、露齿、耳饰环；后者造型简洁。
龙山文化玉器的纹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器物合一型；一种是器物装饰型。有直线纹、网格纹、兽面纹、虎首纹、人面纹、鸟纹。龙山文化玉器是以片雕为主，镂雕为辅。纹饰的线纹，有阳线雕和阴线刻两种，且阳线雕的线纹占多数。作为镶嵌工艺的成果，见于山东五莲丹土遗址所出玉钺，其中上部的孔内嵌有绿松石。绿松石与玉的搭配工艺，这是唯一一件。这种工艺方法也开创了夏商玉器镶嵌工艺的先例。
龙山文化玉器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共性体现在龙山文化玉器有相同或者类似的器型。差异是玉器存在不同地域的个性。当前全国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的器物以相同类型相比较，龙山文化的发展进程在各个地区并不相同，因此在同一时期龙山文化发展快慢并不相同。龙山文化距今4500～3300年。从时间线索来看，早期是与大汶口文化时期相叠加，中期与夏相叠加，晚期与商周时期相叠加。通过高古玉器上的纹饰与商周青铜器表面的纹饰相对比，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纹饰。
距今6500～5500年间是史前玉器的发展阶段，主要遗址有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长江中下游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址以及长江上游的大溪文化遗址等，也都先后发掘出不少的玉器。从发掘玉器的种类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装饰用品明显增多，除一些早期已有的品种外，又出现了镯、璜、管、璧等装饰品，还有玉人、玉鸟等肖形玉器，而工具等实用玉器则明显减少。
公元前3000年前后，进入了史前玉器发展的繁盛阶段，不仅数量大大增加，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制玉的工艺水平也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并逐步从早期的石器加工技艺中摆脱出来，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手工艺部门。在这一时期玉器产地的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北起内蒙古赤峰市，经过辽南、山东、江苏、浙江，南迄广东曲江，形成了一条弧形玉器产业带。这里也发展成为我国原始社会玉器工艺最为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琢磨的玉器，足以代表当时玉器艺术的最高水平。
制玉工艺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比较完善，它与石器工艺的发展相统一，玉匠们用砥、锤、钻、实心钻、空心钻、磨石、石英砂、等制石工具，制作了大量形制规范、光洁细致的玉器制品。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上留下的碾磨痕迹判断，当时应该已经出现了一种旋转性的制玉工具，即砣机。可以说，正是制玉工具和工艺的发展为玉器的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
与旧石器时期的玉器相比较，单纯地进行击打加工处理，说明古人已经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而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经过了打磨和穿孔，这样既保留了原有的实用价值，又具有美观的效果。说明远古的祖先已在进行美的追求，标志着先民们在思维中已产生了审美的意识形态。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磨光和穿孔，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基础的琢玉技艺，可远古的先民们却为之奋斗了几十万年之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史前时代的玉器发展到晚期，在形制、装饰和功能上都与石器分离，审美意识形态的意义占据了主要地位，并且与权力、地位相联系，成为重要身份的标识，从中可以窥见原始的社会关系正面临解体，一个全新的时代将要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