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本节综述了国内财政民生支出的相关研究、国内外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2.2.1 财政民生支出的相关研究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民生财政与财政民生支出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概念。因此，这部分主要回顾了国内关于财政民生支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2.2.1.1 财政民生支出的定性研究
马海涛和和立道（2010）认为民生财政是包含在公共财政体系标准下的窄口径支出概念，应根据民生项目的“层级化”分布来安排支出。具体而言，财政民生性支出包括5个层级：①基本的生计条件和基本技能培养，关乎生存和维持——基础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收入分配；②人们正常生活条件——高等教育、计划生育；③具有一定程度享受性质的条件改善——文化、体育和传媒；④摆脱贫困情况下可持续发展因素考虑——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⑤维持正常活动的必须支出——社会管理。闫宇光和寇明风（2011）详细讨论了财政民生支出的层次和范围，认为财政民生支出应该致力于居民的基本生存问题、生活状态的改善和发展机会3个层次，在此基础上将财政民生支出范围限定在了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三农”与扶贫、文化体育、环境保护和公共交通8类项目上。宫晓霞（2011）指出中国当前财政民生投入不足，各项支出内部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并认为在继续加强各项财政民生支出的同时，中央政府可采用有条件非配套拨款的转移支付方式扶持欠发达地区教育事业，有意识地偏向农村义务教育，调整新增财政医疗卫生投入的流向，重点支持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以促进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张社年（2014）以2011年实施的陕南移民搬迁为例，讨论了财政民生支出的优化路径，认为政府应该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顶层设计，解决好财力与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矛盾；兼顾不同群体和地域的均衡发展，将民生支出绩效纳入官员考核机制，以保证财政民生支出的质量；以财政投入为主，引入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建立起多元化民生投入分担机制。
2.2.1.2 财政民生支出的定量研究
相关文献集中在财政民生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优化、与消费（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关系的检验等方面。
（1）财政民生支出规模与结构的优化及绩效分析。张淑翠（2012）基于DEA和Tobit回归修正法，利用1978—2008年中国的经验数据发现，相较而言，民生视角的财政支出比经济增长目标下的财政预算内支出平均最优规模和预算内外支出平均最优规模，分别高出2.40个百分点和1.72个百分点，这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杨志安等（2013）以巴罗法则为依据，构建了财政支出最优规模模型，并估算得出中国目前的财政民生支出最优规模约占GDP的11%。李广泳和潘寄青（2015）基于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综合效率的年均下降比例已接近10%；其中，相较于教育支出而言，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存在投入上的资源浪费，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损失较高。刘美花和黄小平（2015）基于DEA方法测算了2009—2013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的效率值，研究发现大部分省份的财政民生支出资金配置效率均在0.9以上，虽然效率较高但并未达到最优化水平，而且东部地区的综合效率要高于中西部效率。
（2）财政民生支出与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李建强（2010）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利用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发现，财政民生支出与居民消费呈倒“V”形关系，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储德银和闫伟（2010）利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均财政民生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分别增加0.057%和0.074%，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汤跃跃和张毓雄（2012）利用1978—2010年的经验数据发现，1单位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将分别带动1.93%~5.30%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1.22%~2.35%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进而拉动3.58%~22.42%的经济增长。张荣霞等（2013）以2003—2011年的26个省份为样本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此时的最优规模为占GDP比重的6.1%；而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滕发才（2014）基于1952—2006年的中国时间序列发现，经济增长对财政民生支出具有显著的周期性拉动作用，对科教文卫支出、教育支出、科研支出和抚恤福利支出的影响作用分别为42%、33%、28%和15%，而且上述变量之间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关系。李普亮（2015）基于2007—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当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社保支出水平过低造成了居民消费预期及其消费能力的下降，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
（3）财政民生支出与收入分配、房价及城市化等关系的研究。董万好等（2011）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拟得出，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劳动报酬的提高。赵海利（2012）分析了浙江省1997—2008年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收益归宿，研究发现以上两项财政民生性支出具有累进性，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的居民为最大受益者，人均收入次低地区为最大受损者。洪源等（2014）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31省份的经验数据，综合利用多种计量方法发现，财政民生支出的增长以及向农村的倾斜，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民生财政引致的税收增长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毛颖（2011）基于中国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财政民生支出显著降低了刑事犯罪率，但随着分权水平的提高，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赵安平和罗植（2012）通过构建离散动态优化模型，并运用2004—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房价具有熨平作用：当房地产市场过热时，财政民生支出的扩张将遏制房价的过度上涨；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时，财政民生支出的扩张将刺激房价的上涨。李斌（2015）通过2002—2012年的中国286个地级市数据发现，财政民生支出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间接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2.2 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相关研究
自Easterlin（1974）开创性地在经济学领域提出“幸福—收入悖论”以来，关于幸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这些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检验幸福的影响因素，如收入、就业、通货膨胀、政府行为、社会资本、环境污染及诸如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户籍、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表征个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特征变量等（Clark and Oswald，1996；Frey and Stutzer，2002；Helliwell，2003；Di Tella et al.，2003；Diener and Seligman，2004；Levinson，2012；Deaton，2012；Cheng and Smyth，2015；Kimball et al.，2015）(12)。就政府行为而言，国外研究主要因循政府治理水平和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两条逻辑主线探讨其与幸福的关联。大多数学者认为良好的政府治理水平（Good Governance）及制度安排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Frey and Stutzer，2000；Dolan et al.，2008；Flavin and Radcliff，2009；Duncan，2010；Ott，2011；陈刚和李树，2012；Helliwell et al.，2014；赵新宇和范欣，2016）。本节主要综述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13)
国外学者Ng（2003）认为追加有利于社会进步的财政支出（如教育、健康、安全、职业发展、民意表达与善治等）是改善与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Helliwell（2006）同样指出，除极度贫穷的国家外，幸福的差别主要在于人类生活的质量而不是收入，财政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全球大部分人的生活质量。国外的文献更多地集中于经验研究层面，如Veenhoven（2000）通过跨国数据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并无显著关系。Ouweneel（2002）运用1990年42个国家的数据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失业津贴受益者的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微乎其微，失业者和就业者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距并未因失业保障支出的增加而缩小。Ram（2009）在Bjørnskov等（2007）的基础上增加样本容量得到了与其相反的结论，即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并不一定降低居民幸福感。Lana等（2009）通过WVS提供的13个转型国家的数据发现，财政支出总规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Malesevic Perovic和Golem（2010）在转型国家发现了财政支出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存在“U”形关系。Kotakorpiw和Laamanenz（2010）研究发现相对较高的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将有助于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且中等收入群体较之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偏好更高的财政医疗支出。Babulal和Mrzygłód（2013）则发现2001—2010年欧盟国家的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不过其并未考虑个体社会特征。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通过CGSS2005、CGSS2006的经验研究指出，财政支出的增加将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主要影响路径是消费，在控制了消费之后，这种提升作用显著下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亲贫式支出（Pro-poor Spending）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幸福感。就亲贫式支出而言，鲁元平和张克中（2010）利用WVS2001、WVS2007数据，在全国层面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赵新宇和毕一博（2015）通过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其发现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增加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但教育支出和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罗能生和钟发宝（2015）利用2001—2012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则发现，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14)谢舜等（2012）利用CGSS2006中的城市样本发现，财政支出总体上促进了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削弱了城镇居民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均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而且对本地居民的影响程度要明显高于外来人口。赵新宇和高庆昆（2013）利用2011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提供的4981份有效问卷发现，人均财政支出及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农林水事务等分项支出均有利于吉林省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汤凤林和雷鹏飞（2014）通过CGSS2008所提供的县市级的微观数据发现，财政支出不但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直接的提升作用，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地提升了居民幸福感。他们还发现，财政教育支出显著提升了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杨志安等（2015）利用WVS的1990年和2007年的中国数据发现，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将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于幸福感的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宏观层面的考察局限在收入水平、失业、通货膨胀等方面，政府层面则多从腐败、政府质量和总体支出规模为切入点，聚焦于各项支出规模及内部结构的研究则较少。另外，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相比，文献数量、数据挖掘和方法的应用上均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来说，国内的相关文献多集中于定性讨论，实证研究于近几年才逐渐展开，并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国外的研究多采用跟踪面板数据，国内的数据源则较为单一且多为横截面数据；方法上，国外综合运用了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国内则主要使用有序Probit或有序Logit等计量经济学工具。显然，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铺垫和支撑，也为本书提供了更多的拓展方向和可能的研究空间。
(1) 中央政府对民生关注的发展历程参见高培勇（2008）：第4页。
(2) http://www.hntqb.com/hntqb/html/2013-04/11/content_54245.htm?div=-1.
(3) 公共财政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还体现在IMF对《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M）》的调整中，GFSM（2001）中单独将“环境保护”列为子项目，而GFSM（1986）将环境保护支出列在了“住房和社区设施的事务和服务”项目中。此外，人们比较认同的中国民生指数及中国民生发展指数，都将环境和环境保护作为民生的主要构成部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20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
(4) 德性“揭示了一种以涉及生命的宇宙及宗教意义上的伦理和宗教思维为基础的道德取向”（科尔伯格，2004），是个体自洽的一套哲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Maclntyre，1998；景怀斌，2015）。当然，德性也有其客观的心理学作用机制，具体参见景怀斌（2015）。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2．
(6) ［英］约翰·穆勒．功用主义［M］．唐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18．
(7)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116．
(8) 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M］．北京：中华书局，2011：406-414．
(9) ［爱尔兰］科尔．积极心理学：有关幸福和人类优势的科学（第2版）［M］．丁丹，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112-113．
(10) Diener et al.（1999）、Frey and Stutzer（2006）及奚恺元等（2008）详细介绍了幸福感的测量方法。一般而言，有生理学方法（如脑电波、心律、血压等）、经验取样法（每日多次、多日对同一个体的随机抽样）和自我报告法（即自陈主观幸福感）。
(11) 在本书的各章节中，居民幸福、民生幸福、居民幸福感、幸福感和（自陈）主观幸福感等均为同样的含义，在具体使用中不再区分。
(12) 更为详尽的综述请参见如下文献：娄伶俐（2009）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起源、测量方法、影响因素及心理学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综述；鲁元平和王韬（2010）则从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及城市化等宏观层面进行了综述；丘海雄和李敢（2012）综述了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环境经济学等学科关于幸福的研究；Dolan et al.（2012）从个体特征、人际交往、社会态度和经济宏观环境等方面对国外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综述。
(13)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仅仅综述了总体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各专项支出的相关研究在后续的每章节中均将展开详细的回顾和述评。
(14) 这种明显的差异可能由于幸福的不同测算方法引起。多数研究采用自陈主观幸福感来表征居民幸福，而罗能生和钟发宝（2015）则通过对物质生活水平、个人活动及社会关系、环境质量、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人身安全5个方面进行主成分分析而得到国民幸福的综合水平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