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唐　江南江北两风流

红拂夜奔

公（李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公起问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

——杜光庭《虬髯客传》

隋朝人论音辞时谈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1)；初唐人谈论文学时也提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无论民俗还是文风，从天下初归一统的隋朝到初唐时期，都存在着巨大的南北差异，而当时女子的衣着打扮更是如此。

隋朝女性服饰形象

敦煌莫高窟三八九窟壁画、六二窟壁画

段文杰．中国壁画全集·敦煌：隋［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147，175．

北方过去长期处于胡族统治之下，民风开明，女子往往能够打破后宅的封闭世界，参与外界的社交应酬，“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3)。为便交游、出行，她们的日常服装都以“夹领小袖”(4)“冠帽而著小襦袄”(5)的“胡服”居多；而南方女子却往往受缚于繁冗的礼制，“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6)。她们的衣装继承了汉魏六朝以来褒衣博带的风格，为了适应南方湿热的气候，衣袖逐渐趋于宽大，以便散热透凉，甚至夸张到“一袖之大，足断为两”(7)的程度。

随着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深化，南朝衣装被视作“汉衣冠”；北朝政权在标榜中原正统、制定衣冠制度的过程中，常常仿效南方的服饰制度，将南方的宽衣大袖作为重大场合穿用的礼服。服饰时尚开始呈现出南北融合的趋势。隋朝一统南北之后，服装基本建立起南北融合的双轨制度，因此当时女服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继承南方的“汉式”服装，有着阔大的襦袖、曳地的裙裾，搭配足部的高台大履，用作礼服或盛装，平日里并不穿用；另一类则继承了北朝的“胡式”服装，有着身穿的窄衫长裙、肩披的帔帛，搭配足蹬的短靴，用作日常服装。

目前零散出土的隋朝壁画中，展现女性形象的很少，线刻或陶俑也基本剥落了颜色，幸而敦煌石窟尚留有多幅描绘隋朝女供养人形象的彩绘壁画。此外，日本还藏有多卷《过去现在因果经绘卷》(8)，其中图样大约均摹绘自中国隋朝时流传至日本的佛经变文绘画，因此画中人物上至宫妃，下至伎乐侍婢，都直观反映了当时中原女性的妆束风格。

在初唐时期，有贞观五年（631年）淮安靖王李寿墓的壁画与石椁线刻，将当时王公贵族家中女性的妆束展示得极为全面(9)，其中有盛服侍立的女官、执扇或捧持器物的侍女，还有奏乐起舞的伎乐。

隋朝宫廷女性形象

《过去现在因果经绘卷》第二卷断片局部／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藏

奈良国立博物馆．日本佛教美术名宝展：奈良国立博物馆开馆百年纪念［M］．奈良：奈良国立博物馆，1995：370．

初唐伎乐与侍女形象

李寿墓壁画与石椁线刻／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

石椁线刻为本书作者提取自拓片；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