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省域经济外交在当今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但学界一直还没有将其上升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层次加以系统阐释研究。本章主要是基于为什么以广东为例展开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研究、怎么样展开这项研究等问题，深入阐述本书研究的背景、现状、问题和路径。本章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了本书研究的缘起与现实理论意义，开门见山彰显出了本书研究的问题意识；第二节对本书研究涉及的若干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力求研究的边界范畴更加精确到位；第三节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主要是回顾梳理本项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现状，找准阐明现有研究的最前沿，从而为本书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基础；第四节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结构、主要创新与不足。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一、研究缘起

中国在全球的和平崛起，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格局体系中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事件。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已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连续超过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在世界政经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无论是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亚洲或欧洲，都在倾听中国的声音。这也标志着中国处于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地位已经得到世界公认。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惊叹说：“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近40年来从艰难中奋勇崛起的伟大征程中，聚力发展为第一要务，始终打开国门搞建设，渐次展开、有力有序推进以服务对外开放与国际经贸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是其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奇迹的重要法宝和强大引擎。

经济外交在本质上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的，在当今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全局意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至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1978年以来，中国基于对历史发展大势、历史变革时机的深刻洞察和把握，果断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包括对外工作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在这样的格局背景下，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手段的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总盘子”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仅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其实现大国崛起、推进开放强国之路的关键手段；就中国省域而言，不仅成为其作为中国省级次国家区域在中央外交授权下履行职责的核心任务，更成为其实现自身跨越发展的核心手段。尤其在中国立足构建全球新秩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大背景下，省域经济外交被推上更加深度参与的历史舞台，所获得的中央授权更多、承担的使命更光荣，面临的机遇挑战也更重大，更好地主动适应并扎实推进这项工作显得尤为紧迫而重要。

国际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能促进交往，交往的范围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反作用。广东作为中国一个开放历史及地理区位特殊的省级次国家区域，20世纪以来于中央授权之下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由原来比较落后的边陲农业省份崛起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对外经贸大省，既是中国经济外交最坚定的践行者，也是最实在的受益者。1978年广东经济总量位居上海、江苏、辽宁、山东之后，居全国第五位，1980年起，先后超过辽宁、上海（1982年）、山东（1988年）、江苏（1989年），之后一直稳居全国首位。2018年，广东经济总量达9.73万亿元，连续30年稳居全国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超1万亿美元，约占全国1/4。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广东经济总量堪称“大可敌国”。按照2018年10月IMF发布的当年GDP前20强经济体预测，广东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班牙、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直逼韩国，相当于是目前世界上的第13大经济体。总体上，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在全国探索最早、基础较牢，所承担的使命和任务较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也更为严峻与突出，在全国最具有标杆性和共性示范价值。一是中央政府不断授权压担。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在推动对外开放从过去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大格局下，再度授权广东先行先试，为全国探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多次对广东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赋予广东一系列新使命新任务。二是国际形势持续“倒逼”。广东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其形成的不确定性冲击有增无减，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突破核心技术及设备的瓶颈、推进高水平“引进来”“走出去”、提高开放型经济附加值竞争力等，都成为当前广东躲不过、绕不开且直接关乎其经济安全和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三是自身具有强烈的内在转型需求。由于广东开放型经济在全国构建最早、体量最大，面临的“双重挤压”最为突出，自身转型发展的任务繁重，在新常态下更深入推进省域经济外交拓展新局的内生性更强。

综上，无论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更好适应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还是更好推动其自身“巨无霸型”开放经济体转型升级，掌控区域发展主动权，广东都有扎实推进省域经济外交各领域工作爬坡越坎、开创新局的强大内生动力，对广东立足新时代重整行装再出发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基于新历史特点以广东为例“麻雀解剖式”实证研究其省域经济外交的实践启示，梳理、凝练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及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面向未来、行稳致远的更好应对方案，并以此建构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的理论图谱和实践范式，不仅为广东所亟须，而且能对全国其他省域产生辐射引领效应。

二、研究意义

本书所开展的是一项案例实证综合研究，既有实践方面的求索，又有学理方面的追求，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以广东探索实践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实施为背景，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着力建构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的理论图谱与实践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一）现实意义

最现实的意义，就是可以在新形势下为广东乃至全国省域火热推进的经济外交实践提供指引。经济外交对在当下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致力于大国和平崛起的中国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省域而言尤其重要，是其对外工作“大盘子”中的主要职责、核心任务，在工作全局中具有突出重要位置。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13年年底“一带一路”倡议施行以来，广东以“三个主动适应”为模式特征的省域经济外交扎实推进，功能充分发挥，生动诠释了其牵引对外开放全局的蓬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也一直在引领全国改革开放潮流。这是一个渐次展开、逐步推进的过程，也是一个结合中央授权和自身需求变化而不断拓展提升的过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东省域经济外交也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寻求取得更大突破的内生动力趋强；加上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有义务也有能力继续先行先试、率先成功转型，更好为全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探路领航。基于此，以广东为例的省域经济外交形成了哪些经验？当前面临哪些形势和问题？深层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都比较现实地摆在实际工作者面前。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广东为例的省域经济外交的创新实践和艰辛探索，在新形势下已跳出“一省一域”的地理范畴，具备全国全局的共性示范价值。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广东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次国家区域，在外交事权集中于中央的大格局下，如何在应对破解新挑战新问题中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且担当作为，这在中国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可循，这就需要广东等省域在国家层面的授权支持下探索提出更好应对方案。实际上，就中国而言，不仅广东省域经济外交面临深刻的转型问题，东部沿海开放大省江苏、浙江、山东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中央授权省域更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推进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其本身就有探索破解这一现实命题的共同需求，而广东经验可以成为全国其他省域的一个学习参照。

（二）理论意义

一是加强以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考察中国省域对外开放及国际经贸合作的研究。中国虽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管理的单一制国家，但省域政权也有大量的对外活动，怎样从学理层面把这些实践经验梳理阐述出来并形成中国话语体系，这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创新，是学界叙述好中国自信、中国道路等方面一个很好的探讨话题。

二是创新深化对中国省域经济外交最核心实践启示的研究。本书立足于此，以广东为例聚焦提出中国省域经济外交概念及其“三个主动适应”的实践模式，并从理论与实践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建构其内在运行机理和推进逻辑，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的学理研究起到补充和丰富的作用。

三是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的互动关联方面的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中国更主动外交的新实践，但近年来探讨省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参与互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本书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以广东为例，把省域经济外交置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时代背景下进行互动关联研究，以期对新时代中国省域经济外交探索实践起到更好的指引和支撑作用。

四是丰富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的理论研究。本书尝试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次国家政府外交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政治经济学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等为基础理论，集成建构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理论图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结合了中国第一对外经贸大省广东这一实证案例，搭建省域经济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并总结其在新时代中国省域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和意义，以及在实现中国省域参与国际制度规则制定、增强国际体系话语权影响力的实现路径，为中国省域经济外交深入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