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甲车队中的周士第

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下的铁甲车队，经周恩来改组后，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队伍。“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都是中共两广区委（应为中共广东区委，因那时广东区委管辖广东、广西、香港、闽南的厦门等地的中共组织，故又有人称两广区委——引者）决定的；铁甲车队的工作与活动等问题，也是直接请示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解决的。”到铁甲车队时，周士第任副队长。

铁甲车队成立不久，广东西江地区广宁县便发生地主民团反动武装镇压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斗争事件。

1924年4月，共产党员周其鉴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带领30多名在广州就读、就业的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回到广宁，从事农民运动。他深入到各乡村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至是年“五一”，“踊跃签名加入农会者达三千家”。5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又派遣彭拜到广宁，加强对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使农民运动迅速发展，6月，入会农民达6万多家，并成立了江屯、潭布、拆石、螺岗、柯木嘴等8个区分会。广宁被定为全省8个重点农运区之一。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必然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地主豪绅在卸任反动县长李济源的指使下，组织反动民团于6月10日先攻江屯，次攻谭布，撕毁农旗，焚毁会所，农会的文件、会员册籍及一切财物被劫掠一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广宁风潮事件”。周其鉴和彭拜（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广宁农民运动的领导，派遣彭湃到广宁共同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通过“大闹天天楼”，揭露反动县长李济源及其反动民团摧残农民、破坏农会的罪行，使得真相大白，也使“广宁风潮”变成如火如荼的“广宁农潮”。入会人数更是迅速高涨，同年10月10日成立了全县性的农民协会。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广宁支部。

广宁农民协会成立后，开展了减租斗争。减租运动自然触犯了地主的切身利益，在广宁便展开了一场反动地主武装与农民自卫军的激烈斗争。由于农民自卫军尚且弱小，终被反动地主武装民团所镇压。

那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支持农民运动，中共广东区委委派铁甲车队，由党代表廖乾五、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两个排，支援广宁农民运动；由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率领一个排留守广州。

他们于1924年12月11日到达广宁社岗。第二天清早，六七十名农民自卫军在潭布附近出击反动地主武装，铁甲车队赶赴应援，农军士气大振，敌人抵挡不住，纷纷退入江家大炮楼，负隅顽抗。潭布有两个大炮楼：一个是江家炮楼，一个是黄家炮楼。江家炮楼规模较大，炮楼有五层楼高，非常坚固，炮楼内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及生活用品等，炮楼内可容纳几百人。一有事情，地主民团他们就搬进炮楼，负隅顽抗。而驻防广宁的第三师师长郑润琦派来的两个连则采取中立态度。

铁甲车队和农军商议，铁甲车队和农军的人少，武器差，一时是攻不下炮楼的，就决定暂时撤出，不攻打炮楼，加紧训练民兵。同时成立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由廖乾五、彭湃、时任广宁县长蔡鹤朋和第三师副官詹学新四人组成，负责处理广宁农民与地主斗争的问题。周士第与周其鉴研究商量，发动农民向绥缉善后委员会请愿，详细列举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提出农民各项要求，但遭到蔡鹤朋的反对，双方坚持不下，周士第等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同志报告后，周恩来与中央农民部长廖仲恺、大元帅府代帅胡汉民商定，派出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卢振柳率领卫士队，并携带大炮一门，于1925年1月9日开赴广宁，协同铁甲车队镇压反动地主武装。

由于卢振柳是国民党右派，他一到广宁，就与地主勾结，根本不想支援农民，反而庇护地主。他的炮弹不是打远了就是打近了，不是打高了就是打低了，老打不中江家炮楼。周士第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心知肚明，说：“如果真心攻打炮楼的话，炮楼是一定可以被打下的。”周士第与卢振柳展开坚决的斗争，并发动农民归纳了卢振柳的五条罪状，电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要求将卢振柳撤职查办。在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下，大元帅府将卢振柳调回广州，卫士队队长由第一连连长谢升继代理，并派廖乾五兼任卫士队党代表。

周士第还与周其鉴等当地农会领导人积极争取“神打”的工作。“神打”是当地一些被地主欺骗的农民靠念符咒而能够所谓刀枪不入的封建迷信组织。他们被地主欺骗收买，去为地主卖命。周士第就同地方干部深入到“神打”的老窝黄洞村联络“神打”，向他们讲清道理，并组织他们到社岗去参观农民运动的情况，使他们了解农民运动的真相，并开展一系列的政治工作，结果，大部分“神打”都表示不再为地主利用，不再去帮助地主攻打农会，不少“神打”还要求参加农会，这样就使地主被孤立起来了。

铁甲车队在广宁不仅帮助广宁农民自卫军加强政治军事训练，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团结驻地友军第三师所部官兵，周士第和周其鉴商议，还组织了有铁甲车队、第三师詹学新部、大元帅府卫士队和广大农民参加的“农兵联欢大会”，积极宣传群众。早在1924年12月19日，周士第、赵自选、周其鉴、陈伯忠等人在联欢大会上联合演出了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话剧，群众看后，大受鼓舞。到了1925年的旧历大年初一和初二，他们又联合举行了农兵新春乐会，舞狮、舞龙、放鞭炮，载歌载舞，热闹非凡。“周士第同志遂出而演说，大致系说明：‘铁甲车队奉命来宁和此次来县城一切经过，专系为农民利益而奋斗。我国民党军队觉得农民委实痛苦，无怪我广宁革命农民，人人奋起。希望全广宁农民个个联合起来，我铁甲车队奉命到此，誓与革命农民同生死，望各位认真努力，争集会结社自由，争农民自己利益。我们兵士，和农民是处在同一阶级，利害相同，农民得胜利，更是士兵得胜利，总是大家联合起来，才能够成功。’当时听者都为之动容，群众深感铁甲车队军容之盛，和其维护农民之盛意。”在铁甲车队的大力支援和广宁农民自卫军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经三个月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反动地主武装。“我们总共打垮了地主武装数千人，消灭反动地主武装一千多人，缴获了长枪、短枪、土炮、土枪、粉枪，总共一千多件（都用来武装了广宁农民自卫军），特别是攻破了反动地主依据来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封建堡垒江家炮楼和黄家炮楼。大炮楼攻破后，其他许多地主也跟着纷纷投降，答应农会提出的条件，解除武装，赔偿损失及减租等。”打败了地主反动武装后，广宁农民纷纷入会，减租运动也获得成功，并影响到广宁邻县高要。后来，叶挺独立团成立后，周士第又奉命率领第一营到高要领村和新会、江门，支援那里的农民运动，使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使广宁和高要被誉为“西江海陆丰”。

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后，1925年三四月间，周士第被调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原任队长林某被调走后，周士第在改造飞机掩护队中起了很大作用。飞机掩护队驻在广州大沙头原铁甲车队附近，是航空局的下属单位，其任务是掩护飞机，局长李糜，是个苏联人。

当时革命军已到了东江一带，讨伐陈炯明在东江的叛乱，广州市内空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乘机大肆活动。原飞机掩护队队长林某暗中与他们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周士第他们要和平接管飞机掩护队，不要引起武装冲突。周士第、赵自选到飞机掩护队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安定他们的思想情绪，使他们的心情安定下来。当周士第、赵自选到掩护队时，该队的第一排排长怀中揣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准备情况不妙时，拔出手枪就打，然后投奔杨希闵部队。周士第和赵自选耐心地说明改造飞机掩护队的道理，并揭露了原队长林某吃了许多空额，使士兵伙食很差，生活很苦的严重贪污行为。他听了周士第、赵自选的谈话后，很受感动，主动从怀里拿出手枪，放在桌面上，面带愧色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赵两人又亲切地慰勉他们，使他们的心情更加轻松，第一排排长及其他队员就更加安定下来了。

中共广东区委改造飞机掩护队的决定和周士第、赵自选的举动意义重大，在后来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中，飞机掩护队协同铁甲车队守住大沙头，掩护广州党政机关向河南（珠江南岸）撤退；当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时，飞机掩护队又能从猎德附近渡河，向敌人背后攻击，配合东征军作战，迅速歼灭敌人，起了重大作用。

周士第在任铁甲车队副队长和飞机掩护队队长的时候，还率领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参加了讨伐杨、刘的叛乱。

当东征军正在东江讨伐陈炯明的叛乱时，英美帝国主义乘广州空虚之机，极力收买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进行反革命叛乱，阴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周士第和徐成章、廖乾五率领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在大沙头的桥头堆好了沙包，加强了戒备，随时迎击敌人，并领受了任务，在坚守阵地的同时，首先将党政机关和苏联顾问团向河南撤退。掩护撤退的部队完成任务后，又转到河南士敏土厂一带，担任保卫党政机关的任务，坚决抵抗敌人的进攻。

不久，杨、刘公开叛变，占据了广州、北江、西江一带。原驻广州大沙头的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前进至猎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石牌、瘦狗岭方向的敌人背后发起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的敌人与广州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的作战。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夹击，攻占了敌人很多阵地，同时消灭了许多敌人。敌人纷纷向北溃退，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收复了广州。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在此次作战中得到中共广东区委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平定杨、刘叛乱后，省港大罢工爆发。徐成章调往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任纠察队总教练，周士第调回铁甲车队当队长，赵自选留在飞机掩护队当队长兼党代表。

周士第在担任铁甲车队队长时，曾指挥铁甲车队参加封锁香港的斗争。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为更有效地打击英帝国主义，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同志决定全面封锁香港。又决定派遣铁甲车队到香港、九龙交界之南头、深圳、沙头角一带，协助罢工工人纠察队，进行封锁香港的斗争；调原铁甲车队的徐成章担任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莫奇标兼任纠察队教练，符福明等为纠察队小队长。

但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被封锁，加派了大批军警前来边界，在深圳对面的山头上架设了大炮，炮口对准了铁甲车队。还不断发起挑衅，1925年8月15日，英兵在罗坊竟然非法越界抓去工人纠察队队员一名，进行多方恐吓利诱；8月27日，纠察队队员陈锡在罗村茶亭突遭英兵开枪射击，伤重不治身亡。英帝国主义还用武装掩护不法奸商走私，8月15日，两艘英国军舰掩护两条走私商船正准备私运出口，并向我方开枪扫射。铁甲车队闻讯赶来增援，英军向铁甲车队扫射，被铁甲车队击退。

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坚决地执行封锁任务，并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不打第一枪。但敌人向他们射击，他们就坚决还击。

敌人的巡逻队在深圳河的南岸巡逻，铁甲车队的战士们则在深圳河的北岸巡逻，以深圳河为界，相隔不过几十米，碰头时，铁甲车队的官兵们就用愤怒的眼光瞪住敌人，这在当时的铁甲车队官兵中称作“眼睛射击”。

由于铁甲车队与工人纠察队坚定地执行了封锁政策，使香港变成了“饿港”、“死港”、“臭港”。铁甲车队在与罢工工人纠察队并肩战斗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深刻的教育。他们从与工人的接触中，“海员工人经常向他们讲述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奴役下的悲惨生活，使得铁甲车队的官兵们更加了解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各弱小民族国家的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而更加提高了思想，鼓舞了革命斗志”。周士第在率领铁甲车队到深圳封锁香港期间，还支援了中共宝安组织从事农民运动，同时参加了沙鱼涌战斗。

是年10月，东征军已打垮陈炯明的叛乱，英帝国主义又支持陈炯明残部和郑润琦残部三四百人，在大鹏一带进行反革命活动，骚扰破坏工人的罢工运动。10月30日，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捉去了驻沙鱼涌王母圩罢工工人纠察队10多人。铁甲车队闻讯后，由廖乾五、周士第率领四个班由深圳出发，前往沙鱼涌救援。

11月4日凌晨3时，敌人向沙鱼涌南端小高地进攻。周士第判断敌人的进攻不止一路，而是多路而来，便命黄华然班长率一个班坚守小高地，抵抗敌人。周士第也在小高地上指挥，视情况发展再作定夺。待到天明，东、南、北三面山头都布满了敌人，并向铁甲车队发起进攻。还有两艘兵舰拖着四只民船载满了敌人，向铁甲车队开来，登陆后向铁甲车队进攻。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从各个方向英勇抗击敌人，互相冲锋，来回肉搏多次，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多路进攻，坚守住沙鱼涌阵地。

7时半，又有一艘英国大兵舰从香港驶来，两挺机枪向铁甲车队猛烈扫射，还有一架飞机在天空盘旋，掩护敌人的进攻。黄华然这个班顽强地抵抗数百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黄华然负了重伤，但仍然坚持战斗。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光了，就与敌人拼刺刀。他们毫不畏惧，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全班壮烈牺牲。

战至上午9时许，敌人越来越多，所有高地均为敌人所占据，沙鱼涌的街口也被敌人占领，周士第决定突围。开始向西突围时，被英国军舰猛烈的火力封锁。而东面则是敌人的主阵地，要想从东面突围就更困难了。无路可走，于是周士第只好迎着强敌，为之一搏，指挥部队向东面突围。于是由周士第带着勤务兵蔡文铎率领铁甲车队队员冲杀在前，廖乾五率领纠察队队员居中，铁甲车队排长李振森率领一部分队员断后，勇猛向东突围。周士第首先指挥部队打垮了占领街口的敌人，杀出一条血路。山上的敌人发现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向东突围后，便集中更猛烈的火力射击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负责断后的李振森排长在枪林弹雨中指挥所部英勇地来回冲杀，毫不考虑个人安危，掩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突围，他冲到街口时，中弹牺牲。

周士第自到沙鱼涌以来就没有休息，几天都没有睡觉，已是疲惫不堪，又兼身上几处负伤，实在走不动了，就躺了下去。蔡文铎在前面十多米处看见队长周士第倒下了，就冒着生命危险冲回来要背着周士第走。周士第强撑着身子起来冲杀，两人冲过很多敌人守卫的一道桥后，最终突出了重围。

此役十分残酷，他们突围后，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原先共100多人，现在只剩下周士第、廖乾五、勤务兵蔡文铎和铁甲车队12人、工人纠察队2人，总共17人。

此役，敌陈炯明、郑润奇部和英帝国主义在香港搜罗的武装反革命分子1000多人，在英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出动了飞机、军舰助战。在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抗击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击毙敌参谋长1名、连长2名、排长5名，敌军伤亡200多人。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赞扬。省港罢工委员会还请周士第作了专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