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原为古代典籍《小戴礼记》的一篇，据说北宋司马光（1019—1086）始将之独立刊行。但衡诸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业以《大学》赐第新进士王拱辰（1012—1085）等，《大学》单行别出恐早于司马光之所为。

宋明儒学之振兴，韩愈（768—824）、李翱（774? —836?）实开其先河。而《大学》一文首见重于韩、李之文，成为日后理学发展的典据。韩愈在其影响深远的《原道》一文，即援引《大学》，倚之弘扬儒家“淑世有为”的义理。

李翱在其《复性书》，亦借《大学》的“格物”说来判儒、释之别。在北宋中期，司马光亦较早于理学家，就“格物”新解来剖析德行陷落之源。由此视之，《大学》一文能从儒家众多典籍中脱颖而出，成为宋明理学发展的泉源，并不意外。

自韩愈而下，《大学》固然渐受重视，但直迄二程与朱熹反复阐发之后，《大学》一书的地位才屹立不摇。例如，韩愈虽援引《礼记·大学》，但只称之为“传”而已。程颢（1032—1085）则直言：“《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必须点出的，于儒者“学本是修德”。其弟程颐亦主张“修身，当学《大学》之序”，又说：“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朱熹更综述上述二程的概念，于《大学章句》开宗明义地说：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既经二程着意表彰，复逢朱熹大肆弘扬，列于“四书”之首，其地位之崇高可想而知。而《大学》所以享有如此的殊荣，朱熹有番说辞。他解释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所谓的“规模”，无非是“修身治人底规模”。相应于《大学》本文，则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朱熹又说：“《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等级次第”就是“古人为学首末次第”，也就是《大学》所说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修德始自“格物”，终迄“平天下”，循序以进，恰好构成环环相扣的“八条目”。正缘《大学》既有道德纲领，复有践行的步骤，本末兼赅，令它在“四书”的序列里胜出，并且凌驾同由《礼记》抽绎而出的《中庸》。朱熹曾说“学问需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他又说《中庸》“难看”，全得靠“思量义理”，遂不如《大学》“只说个做工夫之节目”来得切实。朱熹的说辞，适透露了理学的用力所在。

细言之，“成德”（moral perfection）作为向往的目标，古今儒家均无异辞，但其践行的步骤却是在理学家的义理系统中完成的。孟子曾鼓吹“人皆可以为尧舜”，并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 惟前后述句恰构成循环论证，令人无所适从。问题是，如何才能“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是症结所在，而孟子却未多置一语。职是，荀子虽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但在现实上他不讳言：“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所以《大学》一书因载有修德的步骤，而独受理学家的青睐，绝非偶然。

尤有意义的，理学家借《大学》一锤定音，敲出了儒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基调。诚然，将“修身”当作普遍的道德实践绝非《大学》所独擅；譬如《中庸》于论“天下国家有九经”，便首举“修身”。其实，先秦诸子，尤其原始儒家，均已提出“修身”为成德的途径。孔子不就要求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吗？孟子也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一书且专辟《修身》一章以详论其细目。但必须点出的，孔、孟实以君子、士为主要诉说的对象，荀子则明白将“修身”的道德要求延伸至“君道”，谓“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他复往下推衍：“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止”。如是，荀子不啻撒下“修身”之网，将统治者与百姓一网打尽。这正是《大学》所载“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先声。

所不同的是，荀子取“礼法”为修身的准则，但处千年之后的朱熹则向内回转。朱熹在注释“修身”时，特意点出“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换言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本源，而“齐家”以下则为经世致用。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析言之，朱熹的注释道出了理学的真方向，理学家当然不是自了汉，他们仍然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祖训。但理学的强项毋宁在“内圣”的修养功夫。因此在这方面的争执，成为日后理学内部兵家必争之地。

就文本而言，事端的导火线当然是《大学》一书。一方面，《大学》的“八条目”固然提供了修德的步骤；另一方面，却因居“八条目”之首的“格物”，在上古典籍只偶然出现一次，语意饶富而含混（fruitful ambiguity），遂引起诸多争议。清初的考据学家胡渭（1633—1714）即说：

按“格物”二字仅见于《大学》，而传中绝不道及，他书亦未之见。秦汉以来，训诂又缺，遂令千年聚讼，至今未定。

由于“格物”词义的未确定性，理学家便大有发挥余地，纷纷各抒己见，亟成一家之言。刘宗周（1578—1645）言道：“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观诸理学时代异说竞出，逞能斗胜，谅非虚词。而《古本大学》、《石经大学》的复起，即是最好的例证。

末了必须稍作补充的，朱熹除了注有《大学章句》，另辑有《小学》童蒙书一册，作为“涵养本源”，进阶《大学》之用。朱子以为《小学》与《大学》有前后之序。他言道：

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

职是，《小学》全书编次有圣经贤传的嘉言懿行，“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作为《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受教之本。该书不啻为传统伦理纲常的具现，自问世以来，风行海内，家传户诵，于品德教育影响极为深远。清儒熊赐履（1635—1709）便称道：“《小学》是朱子画出圣贤模样以示人。”张伯行（1651—1725）亦附和说：

孔子以前，《大学》未有书，自孔子作之，而入德之门在是矣。朱子以前，《小学》未有书，自朱子述之，而做人样子在是矣。

总之，自朱子草创以后，《大学》与《小学》遂如车行双轨，一轮学其事，一轮穷以理，相互倚重，不可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