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宋代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应用的意义

方书，即方剂学著作，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各科。医学在中国古代作为“仁政”之学和加强统治的有力工具，受到宋朝皇帝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宋朝君臣普遍认为“治病良法，仁政先务”、“救恤之术，莫先方书”。因此，大规模组织编撰新医学方书著作，是宋政府发展医学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中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官、私医学方书的出现和方剂学知识的发展。

方书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研究治法与方剂的配伍规律及其临床运用的一种著作。其内容包括方剂的基本理论与沿革、方剂的分类与治法、方剂的组成与变化、方剂的剂型与用法等，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剂古称“汤液”，方剂之名始见于《梁书》卷二七《陆襄传》。其组成原则和配伍是按《黄帝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理论，选择合适的药物配制而成，并按药味、药量和剂型增减变化。方剂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最重大和最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具有系统性、独立性和临床实用性的特点，受到历代政府和医学家的重视。宋代是中国古代方剂学发展的辉煌时期，不仅官、私医学方书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在方书种类、方剂分类、临证主治和处方用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宋代医学方书在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断方法、疾病证候分类和临证处方用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发展、创新和成就。其中政府组织编撰的官修医学方书有《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熙宁太医局方》《校正和剂局方》《政和圣济总录》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其中《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先后进行了8次重修。在国家医事诏令的运作下，这些方书先后被雕版印刷，颁赐到诸路州县，广泛应用于疾病治疗、药物生产、医学教育、医学考试和打击巫术等方面，并传播到西夏、辽朝、金朝、蒙古、朝鲜、日本等地。医学家、政府官吏、士人、僧人和道士等个人撰写的医学方书，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涵盖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所有门类，不仅包含医家搜集的有名验方、效方和秘方，而且也包含医家临证疾病诊疗的丰富医案和处方用药情况。因此，探讨宋代医学史上方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官、私医学方书形成的史实和机制是什么？以及方书是如何在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及朝鲜、日本等地传播的？宋代医学方书应用的途径和方式有哪些？政府官吏、医学家和士人等社会知识阶层扮演了何种角色？影响宋代医学方书形成和传播应用的机制与因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正面的问题，宋代医学方书作为全面探究和剖析“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切入点和新视角，提供了绝佳的选择。无论是政府采取的医学政策和措施，还是官、私医学方书所反映的医学问题，均值得重新加以检讨和评价。过去学术界对宋代医学方书的研究，多侧重于版本文献方面的考证，对医学方书如何形成及其在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的传播应用情况则关注较少。

宋代医学方书的形成，在纵向上既有其经验积累与继承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突破性发展与创新的阶段；在横向上既与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具有医学知识自身形成与传播演进的轨迹。通过构建、复原宋代社会组织编辑官、私方书的经过，全面系统地梳理医学方书的知识来源、主要内容、学术体系和知识创新，“方剂验试”在医学方书形成中的关键性作用，医学方书与药物剂型标准化生产之间的关系，医学方书在中国和域外地区的传播、接受与应用，以及南宋时期方书编撰内容的变化、学术争鸣和医家思想等。因此，将更多的中国资料与域外资料纳入研究视野，加强研究领域的全球化视角，揭示医学知识创造与传播的特征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和互动关系，填补医史研究的此类空白，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

本书关注的问题是：与国家“仁政”思想和正统政治密切相关的医学方书，在宋代不同社会阶级的重视与支持下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与回答，尽快解决和攻克宋代官、私医学方书产生、传播与应用的史实和机制，准确地描述宋代医学方书形成的社会背景、政府措施、编撰过程、知识来源、主要内容和传播应用情况，揭示宋代在方剂学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和创新，以期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史料上取得突破。

二、本书研究有关的学术史回顾

学术界对宋代医学史的研究非常重视，其中部分内容对宋代医学方书进行了介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关于医学通史类和文献学类著作中有关宋代医学方书的一般性介绍

关于宋代政府采取的编撰医书的政策和措施，医学通史类著作关注较多。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指出：“政府编辑医书，自宋代开始。”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指出，宋元时期政府和医家编撰了大批方书，“不仅医方数量空前之多，而且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走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廖育群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认为，“由朝廷组织编写并颁行的医方书，在历朝中以北宋为最多”，“客观地说，这些举措也的确促进医学的发展和传播”。李经纬《中医史》认为：“到了宋代，大型方书之编纂工作，已非个人力所能及，政府比较重视和支持，并以官办的形式，组织学有专长的名家，专门从事这类工作。”

关于宋代方剂学取得的成就及影响，严世芸《宋代医家学术思想研究》认为：“宋代方剂不仅量多而且面广，即应用范围广、配制剂型广、使用方法广。这些方剂不仅用以治疗内、外、妇、儿、伤、骨科，还用于头、面、发、眼、耳、鼻、唇、口、齿、咽等各科各类病证，每一病证又都列有若干方剂，少则数方，多则几十方，以应疾病之变化。方剂中不仅有丸、散、膏、丹、汤等常用内服方，也有丸、散、膏、汤、丹等外用方，除此以外还有熏、洗、浸、塞、点、敷、纳、坐等外治方，不仅剂型多种多样，而且治法也不拘一格。”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医学文献学著作也有相关的介绍。如马继兴《中医文献学》认为：“政府方面也进行了多次规模较大的整理和总结”。严季澜、张如青主编《中医文献学》指出，“宋代刊行的各种书籍约有700多种，宋朝廷曾几次组织医官和医家编撰大型综合性方书与成药配方范本……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涌现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医学方书”。

（二）关于药物学、本草学、方剂学著作中有关宋代医学方书的介绍

在药物学、方剂学著作中，也有一些介绍宋代医学方书及方剂学内容的论著和论文。如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认为，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政和圣济总录》，反映了宋代在医方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渠时光《中国药学史》认为：“宋代对药学的研究相当重视，不仅研究的非常深入，而且成果也很显著。巨著辈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李飞主编《方剂学》指出，宋代“医药方书的编撰为朝廷所重视”。袁冰《宋代方剂学成就与特点研究》是专门研究宋代方剂学的论著，其认为：“受宋代理学发展的影响，宋代医家注重在继承前代医方的基础上化裁、创制新方。”周永学主编《方剂学》认为，宋代方剂学的发展与成就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出现了一批由政府组织编写的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二是诞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专科方书”。管华诗、王曙光主编《中华海洋本草》认为：“宋代方剂学的发展，对本草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邱德文、李铁君、胡滨等《中医学重要著作选介》认为，“宋代方剂向繁多的倾向发展”，同时还出现一些小型实用的方书，“力图使临床选方达到简约的程度”。盛增秀、姜静娴《略论宋元时期的方剂学》一文认为，宋代“研究伤寒论蔚然成风，经方得以阐扬传播”，“方剂学著作不断涌现”。徐楚江、万德光、杨明《传统药汁制法的探讨》一文认为：“因宋代方剂学的发展，用药配伍、方剂组成经验和理论不断丰富，因此与方剂学密切联系的药汁制法数目日见繁多，炮制目的从单纯的制毒和中，纠正偏性，发展到了协同增效。”黄霞、年莉《略论宋代官修方书及其特点》一文认为：“宋代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方剂学走向成熟、形成学科、并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

（三）关于宋代专科医学方书的研究与介绍

1．《太平圣惠方》

关于《太平圣惠方》的学术思想和主要内容，学术界从医学文献学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如严菱舟《关于〈太平圣惠方〉》，赵璞珊《〈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介绍》，田文敬《略论〈太平圣惠方〉编撰特点》、《略论宋代医著〈太平圣惠方〉学术特色》，张明华《〈太平圣惠方〉编辑思想探析》，章碧明《〈太平圣惠方〉及部分引用文献的研究》等文，介绍了《太平圣惠方》的编辑思想、编撰特点与学术特点等。张慧蕊、梁永宣《〈太平圣惠方〉中的淳化本〈伤寒论〉》一文认为：“《太平圣惠方》卷八到卷十四所包含的伤寒金匮内容可能为宋以前《伤寒杂病论》原貌的恢复提供线索。”小高修司、冈田研吉、牧角和宏等《关于〈伤寒论〉的古与今：围绕〈太平圣惠方〉与〈宋版伤寒论〉展开的话题》，翻译了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的《宋以前伤寒论考》一书。王琳《建国以来〈太平圣惠方〉研究概况》，选取了95篇论文加以介绍，认为“对《圣惠方》的研究，不论是在其理论方面还是临床方面，均属零散而不系统、不深入”。

关于《太平圣惠方》诸科疾病治疗与方剂组成、应用情况，学术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苗晋《〈太平圣惠方〉对儿科学的贡献》，陈代斌《〈太平圣惠方〉儿科学思想探要》，胡玉玲、郭秀梅《〈太平圣惠方〉中赤芍药的妙用》，赵立宇《活血行气法纠正阴阳偏盛偏衰——〈太平圣惠方〉中有关证治初探》，肖林榕《〈太平圣惠方〉从肝论治骨关节疼痛的探讨》，王利敏、张蕙、闫军堂等《〈太平圣惠方〉肝脏论篇用药规律分析》，宋业强《〈太平圣惠方〉白癜风论治浅析》，晏飞、张玉萍《〈太平圣惠方〉“瘑疮”考释》，鲍健欣、张玉萍、袁久林《〈太平圣惠方〉妇科同证异病的组方特色》，张山广、王金荣《〈太平圣惠方〉消渴证方药分析》，王莉《〈太平圣惠方〉论治中风的特点和成就》10、《〈太平圣惠方〉甘寒法举要》1，王琳《〈太平圣惠方〉脾脏相关证候的特点研究》12、《〈太平圣惠方〉三—七卷脏虚补脏诸门证候特点探讨》，邹世洁、邹外一、王琳《〈太平圣惠方〉舌象特点探讨》，方肇勤《〈太平圣惠方〉有关辨证论治的特点和贡献》，王利敏、张蕙、闫军堂等《从证候名称探讨〈太平圣惠方〉肝脏相关证候特点》，王兴《〈太平圣惠方〉脘腹痛诊治思想研究》，齐晓环、罗金丽、张颖等《从〈太平圣惠方〉看肝气虚证》等文，探讨了《太平圣惠方》主治疾病的种类、病症及其方剂临床应用等。此外，项育民《略谈〈太平圣惠方〉中丸剂的赋形剂》一文，探讨了蜂蜜、蜂蜡、糊、曲类、药液、稠膏、鲜汁、树脂、动物体液、动物肉、果肉、种子、水、糖、酒、醋等赋形剂在丸药炮制中的应用情况。

关于针灸学的内容，魏稼《〈太平圣惠方〉的针灸学成就》，冯禾昌《从〈太平圣惠方·针经〉看唐代针灸医学》，臧明《〈太平圣惠方〉的灸法理论》，张昆、郑君《〈太平圣惠方〉灸学思想探析》，陈选、刘密、刘金芝等《〈太平圣惠方〉论灸法》等文，专门讨论书中的针论、经穴、主治和灸法等内容。

关于养生学的内容，杨方尧、黄坚《〈太平圣惠方〉中抗衰延寿方药研究》，李翊菲、孙晓生《太平圣惠方“食治论”卷中医养生学思想解读》，丁毅、王国为、夏洁楠等《〈太平圣惠方〉治疗“腰脚疼痛”的食治方剂分析》等论著，探讨了与养生有关的内容，如轻身、延年、耐老、增寿的医论及方药。胡献国主编《太平圣惠方食养疗病智慧方》和《太平圣惠药酒方》，介绍了药物及食养的方法预防和治疗疾病。申润喜《〈太平圣惠方〉食疗方剂的研究》，探究了食疗方剂的应用规律及特点。原丽琼《〈太平圣惠方〉须发及面部美容方剂用药特点探析》，梳理了须发及面部美容病因病机和美容方剂用药情况。

关于《太平圣惠方》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历史地位，崔秀汉《中国医史医籍述要》认为：“足以代表中国十世纪的医学知识，在临床上很有参考价值。”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认为，“书中选用的药物，不但品种多，而且有些是前代罕用或不用的”，“很有临床实用价值”。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太平圣惠方》所反映的内容有不少处于当时的领先地位。”方肇勤《〈太平圣惠方〉有关辨证论治的特点和贡献》等文认为：“《太平圣惠方》有关辨证论治的理论少、实践多。表现为总论简约，处方前后没有证候的展开和加减用药，有关辨证理论大多沿袭《内经》《伤寒论》等著作。”。章碧明《〈太平圣惠方〉载方未注明出处的分析研究》一文认为，“《御制太平圣惠方序》的阐释、北宋时期 ‘煮散’的习俗以及那个阶段的处方用药特点等”是不注明出处的原因。李经纬认为《太平圣惠方》“反映了宋代在医方整理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杨璐、王国领《〈太平圣惠方〉医学伦理学思想探析》认为书中关于抑制巫术迷信、导民向医的科学宗旨，为君之道、贵在救民、志在救人等医学伦理学思想对后世医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丁娟、李文林、陈涤平《〈太平圣惠方〉中酒剂的应用与现代研究价值简析》，探讨了酒剂的种类、服用方法、临床应用及现代研究价值。

关于《太平圣惠方》中的一些勘误，郭尧杰、刘立公《〈太平圣惠方〉经穴主治勘误》例举了21处经穴错误。林娜、高晓山《〈太平圣惠方〉阙文辑补》，以《医方类聚》校点本为底本，以《普济方》为旁校本，并参考其他文献，对《太平圣惠方》阙文试行辑补，分别对该书第三十三卷、六十一卷、六十七卷3处缺漏补入1论15方。

2．《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关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编撰过程与学术特点，尚志钧《〈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成书概况》一文，认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中国最早的制剂规范，“可说是宋代的一种集体创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章健、李洪涛《〈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书考略》一文，探讨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从始创到定型的过程。章健、边玉麟《〈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学术特点探讨》一文，认为由于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不同看法，导致诸多医学流派的出现，因此而引发的学术争鸣深化了对中医理论和方药的研究。章健、李洪涛《〈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剂特点分析》，认为此书方剂来源广泛，实际所用剂型全为成药制剂。于友华、杨威、赵宜军等《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剂配伍的初步研究》，认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方剂，对药味组成、主治证候、药物炮制方法、成药加工方法、服法、剂量及禁忌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基本具备了药典的特征和功能。杨威、王燕平、于友华等《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药用药规律探讨中成药的辨证应用》，认为在药物、剂型及服（用）药方法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治疗思想。季丹丹、吴承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服药饮品探析》，认为对一首方剂的正确理解和使用，不仅要了解该首方剂的理法方药，还要考虑到该首方剂的服法。李春巧《〈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法规律研究》，探讨中成药的用法规律。田永刚《〈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补益剂配伍规律研究》，探讨补益剂的组方规律。姜中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相关问题研究》认为宋元时期方剂学已成为救恤之术。张甦、陈小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脾、肾相关证候特点的研究》，认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中医证候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杨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儿科方配伍规律研究》，运用Access2003数据表分析了儿科用药的特点。

关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历史地位，学术界公认为它是中国第一部国家成药典，也是最早的国家药局方。如徐长化《刍议〈和剂局方〉》，陈可冀、陈维养《试谈〈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成就》，王大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成就》等文，认为该书是中国著名的方剂专书之一，对中国医学的杰出贡献不容忽视。叶显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初探》一文，认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不仅在当时流行甚广，为医家所重视，而且其中成方直到今天仍为医家所常用，具有参考价值，在我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盛维忠、余瀛鳌《如何评价〈和剂局方〉》一文，认为该书是中国影响较大的方书之一，其在宋元时期曾盛行达二、三百年之久。乔世举、尤荣辑、梁茂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方剂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一文，认为该书堪称中国药学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药典性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范磊、欧阳兵《试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一文认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主要因其由政府颁布推广，且方书本身疗效卓著、药物制备详细、成药服法便捷，后世应当客观评价它的学术价值。”吴承艳《宋代方剂名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浅析》一文，通过对该书学术特点的浅析，客观地评析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历史地位。唐廷猷《宋代官药局成药标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认为该书影响中国医药行业八九百年之久。

关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疗诸科疾病的用药情况，卢军《〈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妇人诸疾卷方药特点初探》，梅颖、冯泳《〈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小儿诸疾卷方药特点初探》，于海艳、沈涛、雍小佳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诸风的用药特点》，于海艳、贾波、沈涛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伤寒及中暑的用药特点研究》，丁毅、傅延龄《浅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对〈伤寒论〉方的剂量处理》，王晓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脘腹痛病症诊治思想研究》，周士英、张海英、刘鹏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泄泻治疗方药的统计研究》，刘华东、朱益敏、范欣生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二陈汤方证本义探析》，刘起华、孙玉雯、刘凤麟等《浅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散”的运用》10，杨文潮、冷伟、陈明霞《〈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便秘证治特色探微》，朱靓贤、苏前敏、陈德兴等《基于数据挖掘探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头痛方药配伍特点》等文，探究了该书治疗伤寒、中风、妇科、儿科等诸科疾病的用药特点。陈金、张红梅、卢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地黄分布情况的研究》，汤小虎、李波、胡璘媛等《天麻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配伍应用》，探讨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应用地黄、天麻治疗疾病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论著专门探讨了局方中香薷散、甘露饮、牡蛎散、失笑散、抱龙丸、青蛾丸10、消风散1、逍遥散12等主治、方剂组成、炮制和服法。

关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版本流变情况，李国强《日本官刻本医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刘甲良《和刻本汉籍医书〈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考》等文，探讨了日本官刻本的成书原委、留存状况、版本特征及史料价值。秦庆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研究进展》一文，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3．《政和圣济总录》

关于《政和圣济总录》版本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杨金萍、王振国、何永等《〈圣济总录〉乾隆本之版本状况分析》一文，认为“从版本的角度言，乾隆本并非一个完好的本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圣济总录》版本在国内流传不佳所致”。杨金萍、王振国、何永等《〈圣济总录〉历代著录情况考》一文，认为“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和元大德四年（1300年）曾用原版二次刊印”，这一见解和以往学界的观点有所不同。日本留学生犬卷太一《〈圣济总录〉文献研究——〈圣济总录〉版本及引用文献研究》是目前较为系统地研究《政和圣济总录》的论著，全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研究《政和圣济总录》成书以及相关文献内容为主，第二部分初步研究了《政和圣济总录》引用古医籍文献的情况，尤其是文中介绍的有关《圣济总录》在日本的存佚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路明静、崔利锐《〈圣济总录〉编次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探析》，路明静《北宋医学分科对〈圣济总录〉病证分门的影响》等文，以诸风门与风科的关系、符禁门与书禁科的关系为例，对《政和圣济总录》病证分门与北宋的医学教育和医学分科情况进行了梳理。郑金生《圣济总录校后记》中对《政和圣济总录》底本的调研、选定与利用，以及对参校本的考察，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方剂学理论、辨证施治与药物学内容，学术界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吴少祯、郭霭春《〈圣济总录·小儿门〉学术初探》，徐苗凤、曹征《〈圣济总录〉中新生儿浴法简析》，路明静、张慧、瞿宝明《〈圣济总录·诸风门〉征引医论的来源考证》，王欢、严世芸《〈圣济总录·伤寒门〉“热毒”论治研究》，尹进、年莉、张静宇《〈圣济总录·心藏门〉“心实证”研究》，张丰聪《〈圣济总录〉中剂型和药引规律研究》，张丰聪、郭瑞华、王振国《〈圣济总录〉药引使用规律探析》10，张丰聪、王金玲、王振国《酒剂在〈圣济总录〉中的应用》，尚佩生、林兵、冯晓刚《〈太平圣惠方〉与〈圣济总录〉“癣病”外用方药浅析》，郝军、郝纪蓉《〈圣济总录〉脾胃藏象辨证论治思想的临床意义浅析》，张晔《〈圣济总录〉对妇科论治的贡献》，陈芊、周士源《〈圣济总录〉“室女月水来腹痛”证治探析》，刘桂荣《〈圣济总录〉心病方研究》，勿日汗、年莉、吴江峰《〈圣济总录〉心痛方剂用药规律研究》等文，探讨了方论知识的内容和防治诸科疾病的医药方剂。刘淑彦、董尚朴、郝蕾、支政、张弘《〈圣济总录〉对〈内经〉病证的补充与发挥》，认为该书对《内经》所涉病证进行了大量的补充，补充内容涉及病证的病因、病理以及症状、治法。胡龙才《〈圣济总录〉诊治男性病经验举隅》一文，探讨了书中诊治男性疾病崇尚补肾益精，擅用药膳制剂，倡导药浴疗法，内外合治。宣廷《葱胶汤：〈圣济总录〉里的养生秘诀》一文，介绍了葱胶汤在中老年人养生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针灸、按摩学内容，魏稼《〈圣济总录〉的针灸学成就》，李艳梅《〈圣济总录〉对针灸学的贡献》，吴淑君、马军光《〈圣济总录〉中的灸法初探》，严善馀《〈圣济总录〉对针灸学术发展贡献评析》等文，专门探讨了《政和圣济总录》中奇经八脉及针灸学的成就。日本上田善信《〈圣济总录针灸门〉所引的甲乙经》一文，分析与研究了《政和圣济总录》引用皇甫谧《针灸甲乙经》的情况。牛淑萍《浅谈〈圣济总录〉中的摩顶膏方》，梁红广、李建华、邵盛等《〈圣济总录〉对膏摩的贡献》，介绍了摩顶膏在按摩保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戴俭国《试论〈圣济总录〉对推拿学发展的贡献》、王文升《论〈圣济总录〉对推拿医学发展的影响》、查炜《〈圣济总录〉对按摩学的贡献》10等文，阐述了书中有关推拿、按摩的作用机理和治疗范围。

关于书禁科与符禁门内容，路明静、王振国、杨金萍《谈〈圣济总录〉“符禁门”产生的深层根源》一文，认为唐代巫风及医学教育制度中书禁科的遗存，宋代巫医巫技存在的客观现状，巫术特殊的效用及巫术中裹挟医疗内容，即合理的药物、针灸及外治疗法都是其产生的重要根源。林森《〈圣济总录〉中的神仙导引法》一文，介绍了《政和圣济总录》中道家提倡的三种修身之法：神仙导引法、天竺国按摩法和老子按摩法。

关于《政和圣济总录》的传播，杨东方、周明鉴《〈圣济总录〉流传小史》简要介绍了此书在元、明、清时期的流传情况。杨金萍、王振国、何永《〈圣济总录〉历代著录情况考》介绍了元、明、清时期文献学、目录学著作和日本学者有关此书的记载情况。此外，尹进、年莉、张静宇《〈圣济总录〉研究概述》一文，总结了近年来学界有关此书研究的特点。

4．宋代医家方书

关于宋代医家、地方官吏、儒家士人等撰写的方书，学术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安时、朱肱、钱乙、苏轼、沈括、许叔微、陈言、陈自明、刘昉、杨士瀛、严用和等所撰方书的学术贡献、临证用药和版本流变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有关学界研究成果，本书将在有关章节中随文标注。

上述学者的研究，为本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上述学者的研究亦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医学史、药物学史和方剂学史等通史类著作中介绍的宋代医学方书内容，大多论述简略，许多历史细节问题并不清楚；二是文献学的研究，虽然解决了版本刊刻问题，但对医学知识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应用情况，论述较少；三是某一具体的方书，虽有论著涉及，但缺乏从整体上考察宋代医学方书的变化情况。至于从“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的新视角，分析、研究宋代官、私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应用的史实和机制等问题，目前的研究极为薄弱。

2009年以来，笔者以“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为研究视角，对宋代医学方书的形成与传播应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关于宋代政府的医学政策及其对前代医书的校勘和新医书的编撰研究。如《“仁政之务”与“医书辅世”——北宋政府对前代医学文献的校正与刊行》一文，探讨了宋代政府校正前代医书的社会背景、政府措施、机构运作、校正过程、刊刻情况、普及推广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等，认为“在校正前代医学书籍的过程中，出现许多不同注解和流派，医学理论研究兴盛”，传统经方中的“伤寒学”“运气学”等受到重视。《宋代政府对新本草、新方书、新针灸著作的编撰及其对宋代医学发展的影响》一文，探讨了宋政府在医学本草、方书、针灸著作的编撰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认为“政府主导下新本草、新方书、新针灸学著作的编撰与刊刻，反过来又向更深层次领域内延伸了国家的统治，进而达到规范社会秩序、防治疾病、打击巫术、确立文化权威的一种手段”。

二是关于宋代官修医学方书编撰过程、主要内容、知识来源、版本流变和传播应用的研究。如《〈太平圣惠方〉与宋代社会》一文认为：“《太平圣惠方》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国子监正本、国子监小字本、崇文院简要本、转运司新刻本和地方节选本等不同的版本，适应了宋代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宋代皇帝、地方官员、医学家、儒家士大夫、外交使节等不同阶层对《太平圣惠方》的介绍、传播与推广，奠定了《太平圣惠方》在宋代医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庆历善救方〉的编撰、内容及传播》一文，利用宋代正史、地方志和医学史资料，探讨了《庆历善救方》的成书过程、内容构成及其传播应用情况，并分析了皇帝和政府官吏在医学知识形成与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宋代地方志、笔记小说中记载的有关《庆历善救方》中的3个方剂，即治蛊毒正方（元代称“吐剂八味方”）、解毒丸方和和气汤散，是宋代新出现的医药方剂，在宣扬官方医学知识和确立政府倡导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神医普救方〉的编撰、内容及其传播》一文，利用宋代实录、正史、地方志和医学资料，系统地探讨了《神医普救方》的成书过程、内容构成及其传播情况，认为现存《神医普救方》的内容主要为符禁门知识，来源于孙思邈《千金翼方·禁经》和其他道教著作。

三是关于宋代医学方书中方剂学知识应用的研究。如《宋代对补骨脂的认识及其临床应用》一文，以研究个案为视角，探讨了宋代官、私医学本草对补骨脂药性的认识，以及官修方书著作中提出的补骨脂剂型、医案病案及其临床主治等，揭示了官修方书中药物学知识的来源及其机制等。《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首次系统而科学地探究了宋代政府、地方官吏、医学家、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等应用官、私医书中的方剂知识防治瘟疫的情况。

三、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学术创新

本书拟解决和攻克宋代官、私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的史实和机制。宋政府认为“救恤之术，莫先方书”，先后组织医官、朝臣、阁臣、文人、道士等编修了8部大型医学方书，确立了“逐病分门，门各有方，据经立论，论皆有统”的新型知识分类体系，在方剂学、文献学、伤寒学、温病学、运气学等方面取得突出的进步、创新和发展，并广泛应用于诸科疾病治疗、药物炮制、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方面。宋政府在医学方书编撰与传播中，发挥了政策制定者、组织实施者和成效管理者的角色，不仅将医书成功地颁行到全国诸路州县，而且推广到辽朝、西夏、金朝、蒙古和朝鲜、日本等地。宋代医家、各级官吏、士人、僧人、道士等也撰写了大量的专科医学方书，广泛流传于地方和民间，弥补了官修方书难以到达的区域。无论是地方官府，还是医家个人，宋政府始终牢牢地管控着医学方书在民间的传播与应用情况，“有病视药”和“依方治病”成为宋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向，也成为医学家和儒家士大夫实现“医乃仁政”的理想追求。

本书共分八章，全面系统地梳理宋代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史实和机制，探究官、私方书的知识来源、主要内容、推广传播、临证应用和知识创新等。

（一）绪论

本书第一章介绍选题的意义、研究状况的回顾、研究内容、史料来源、统计方法、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

（二）《太平圣惠方》的编撰、内容与传播应用

本书第二章探讨《太平圣惠方》的编撰过程与作者群体，《太平圣惠方》的知识来源、知识构成、版本流变、传播应用，以及《太平圣惠方》编撰与传播的特点与影响等。此书是王怀隐等奉宋太宗诏令编撰而成，历时14年，广泛收集北宋以前医药方书及民间验方，全国各地进献的良方、效方，以及宋太宗藏秘府验方等，不仅包含大方脉科、风科、小方脉科、眼科、疮肿兼伤折科、产科、口齿兼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书禁科等常见病，以及伤寒、痢疾、痘疮、温病等急性传染病的防治方剂，而且还载述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内容，具有极高的临证应用价值。

（三）《神医普救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的编撰、内容与传播应用

本书第三章探讨北宋三部亡佚官修医学方书《神医普救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的知识来源、知识组成、知识创新与散佚原因。这三部医学方书分别是贾黄中、林士元、周应等奉宋太宗、宋仁宗诏令修撰而成，不仅汇集了大量医学方剂知识和药物学知识，而且在医书编撰体例方面也有较多的创新。三部医书在编撰过程中受到宋朝皇帝、政府官吏和医家的高度重视，传播者主要有皇帝、中央各部官吏、地方官吏、医学家、文人，以及辽、夏、金、高丽、日本等地使臣、医家和商人等，传播载体主要有纸质刊本、石刻、木板等，适应了不同社会阶层获取医学知识的需要。

（四）《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编撰、内容与传播应用

本书第四章探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编撰背景、编撰过程与作者群体，以及书中的知识来源、知识构成与知识创新、版本流变、传播应用等内容。此书是宋朝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关于中成药的专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的成药处方集，成为官府药局制造成药的法定标准。其方剂来源非常广泛，包括历代名家验方、各地药局进献经验秘方、诸路州县官吏进呈名方、宋朝医家名方等，经太医局多次验试有效后编入局方之中。该书历经8次修撰，包含诸风、伤寒、一切痛、痰饮、诸虚、痼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等内容，不仅在宋朝诸路州县、军营、修河处所、修陵之地得到广泛传播与应用，而且还在金朝、元朝、明朝、清朝乃至朝鲜、日本等地广泛流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局方医学”，成为地方官吏、医学家和普通民众治疗疾病的依据。

（五）《政和圣济总录》的编撰、内容与传播应用

本书第五章探讨《政和圣济总录》的编撰背景、编撰过程与作者群体，以及书中的知识来源、知识构成与知识创新、版本流变、传播应用等内容。此书是政和年间至重和、宣和年间，奉宋徽宗诏令由朝臣、医官、文臣、道士、医学生等编撰而成，代表了北宋160余年来医学理论、临床医学诸科和方剂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其知识来源于朝廷征集的各地秘方、验方和效方，宫中禁方，宋以前医书，宋朝当代医书，以及道教著作等。全书内容首载运气、叙例、补遗、治法四则，阐明全书大旨；次列66门病症和治法，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耳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等诸科疾病，表现出了巨大的创新。虽然没有在宋朝辖区得到刊刻，但在金、元、明、清以后得到系统传播与应用。

（六）宋代医家方书的编撰、内容与传播应用

本书第六章探讨宋代医学家、地方官吏、文人、道士和僧人等撰写医学方书的社会背景、编撰经过、方书内容、知识来源、方书传播与临证应用等。宋代医家方书的作者群体，主要包括医学家、地方官吏、文人、道士和僧人等，尤其是地方官吏和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儒医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医家群体的身份和知识结构。医家方书包括大方脉科（内科）、小方脉科（儿科）、风科、妇科、产科、眼科、耳科、疮肿科、口齿科、咽喉科、伤折科、金镞科、针灸科和书禁科等临证各科，以及医经、伤寒金匮、诊法、本草、养生、医案、医话、医论和医史等内容，汇辑了大量的验方、效方、奇方、家藏秘方和医家诊疗病案。医家方书在宋代时得到相当深入的传播，广泛地应用于民间疾病诊疗。许多医家方书中的验方、效方、奇方和秘方等，经官府药局搜集、进呈和验试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方书之中。

（七）宋代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的机制、特征和影响因素

本书第七章探讨宋代官、私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的机制，官、私医学方书编撰的特征，官、私医学方书传播的途径，以及影响宋代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应用的医学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宋代皇帝和政府对医书功能认识的转变及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政府各机构的参与和儒家士大夫的配合，医学家的回应及其对医书功能的新解释，道教和佛教在宋代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方书的形成与传播应用。

（八）宋代医学方书的地位、作用与历史借鉴

本书第八章总结宋代医学方书在中国方剂学发展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局限，并解析宋代医学方书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史实和机制等。研究表明：医学方书成为宋朝政府弘扬“仁政”、规范医学知识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得到皇帝、政府官吏、医学家、儒家士人和普通民众的大力支持，并将方书编撰与传播作为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措施来实施，几乎贯穿了整个宋代。

四、本书的史料来源、数据的解释及统计方法

1．史料来源

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由以下六部分组成：

一是宋代医学史文献。包括宋代医学家撰写的医学方书、医案病案、疾病分类、病因病理、临床诊断、处方用药以及宋本医书的序言、跋、敕文和牒文等。此外，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曹洪欣主编《海外回归中医古籍善本集粹》、曹洪欣主编《珍版海外回归中医古籍丛书》、郑金生主编《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王国辰总主编《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胡国臣总主编《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中华本草》、彭怀仁主编《中医方剂大辞典》、肖源等辑《永乐大典医药集》和王瑞祥编撰《永乐大典医书辑本》中收载的宋代医学文献、名方验方、医家传记和医案病案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宋代历史文献。包括《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太宗皇帝实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刑统》《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玉海》《文献通考》和宋人撰写的史书、文集、笔记、奏议、诗词、墓志铭等。20世纪以来整理出版的《全宋文》《全宋笔记》等，为本书资料的收集提供了便利。

三是宋元明清地方志中《艺文》《经籍》《先贤著述》等记载的医学方书流传情况，如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郝瑞平《孤本旧方志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台北成文出版社编《中国方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和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等，为梳理宋本医书在各地的刊刻与传播提供了便利。

四是域外朝鲜文献、日本文献中记载的医学内容，为梳理宋代医学方书传入朝鲜、日本提供了依据。其中，朝鲜文献有郑麟趾等敕撰《高丽史》，李蒜编《御定宋史筌》，许浚撰《东医宝鉴》，俞孝通等撰《乡药集成方》，金礼蒙敕撰《御修医方类聚》，杨礼寿撰《医林撮要》，周命新撰《医门宝鉴》，李景华撰《广济秘笈》，黄度渊撰《医宗损益》，康命吉撰《济众新编》，李济马撰《东医寿世保元》，以及三木荣撰《朝鲜医书志》，崔秀汉撰《朝鲜医籍通考》，黄纯艳撰《高丽史史籍概要》等。日本文献有丹波康赖撰《医心方》，惟宗具俊撰《医谈抄》，梶原性全撰《顿医抄》《覆载万安方》，丹波元简撰《医方挈领》《校正新增观聚方要补》《医賸》《聿修堂医学丛书》，丹波元坚撰《杂病广要》，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经籍访古志补遗·医部》，丹波元胤撰《医籍考》，冈西为人撰《宋以前医籍考》，小曾户洋、真柳诚辑《和刻汉籍医书集成》，陈存仁编《皇汉医学丛书》等。

五是近现代学者编撰的医学工具书，如彭怀仁主编《中医方剂大辞典》、谢观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李经纬等主编《中医大辞典》、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中药大辞典》、王雨亭等著《中医疾病证候辞典》、薛清录主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等，为本书查阅资料提供了许多便利。

六是国内外学者关于宋代医学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和论文，也是笔者关注的重点。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点滴进步，也是笔者写作时考虑的主要问题。

（二）数据的解释及统计方法

本书中列有14副表格，均以宋代文献为依据加以统计。书中涉及的地名，依宋代表示方法，注明路、州、县，或某一具体的村名，并注明今属地名。

五、本书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

医学方书的编撰、刊刻、传播与应用，不仅是一个医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涉及当时社会的许多领域。因此，本书将依据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深入地探究宋朝皇帝、政府、医学家、社会民众等对医学方书的认识、态度以及采取的各项措施。此外，劳埃德（Geoffrey Lloyd）和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提出的“Culture Manifolds”概念（孙小淳等译为“文化整体”，任定成等译为“文化簇”），加深了笔者“对一个问题中的哲学、技术、社会、政治、文学等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做具体的研究”的思考。

医学知识史重点关注的是宋代官、私医学方书的知识来源、知识构成、知识传播、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等内容，同时解决和攻克医书编撰者、传播者、受众者、应用者等在医学知识创造与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

医学社会史关注的是国家医学活动、阶级关系和等级制、传染病防治体系、社会群体的自我保护、普通民众的行为方式、妨碍疫病治疗的社会因素（如巫术干预和社会习俗）等问题，本书也将作系统、翔实的论述。尤其是卡特赖特（Frederick F. Cartwright）提出的医学社会史的首要目的，“必须是解释医学实践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和发展的”观点，以及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提出的“中国医学对中国文化的附着是如此牢固，以至于它无法完全脱离出来”看法，对笔者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依据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医学史不仅要研究医学思想、医学技术的变化，更应重视国家、社会、科学对医学文本知识产生与传播的作用。

医学传播史关注的是医学方书的传播者、受众者、传播媒介、知识变异、传播效果以及“把关人”（gatekeeper）等内容。尤其是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890—1947年）在《群体生活的渠道》（Channels of Group Life）中提出的“信息总是沿着某些 ‘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这个过程中，或是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决定是否允许信息或商品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即把关人在信道里可以控制信息流通，可以扣压信息、构成信息、扩展信息或重复信息的理论，大卫·怀特（David Manning White）在《“守门人”：新闻选择的事例研究》（The“Gate Keeper”: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中提出的“输入信息—输出信息=把关过滤信息”公式，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中提出的著名“5W”模式：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s what）、传播媒介（In Which Channel）、受众（To whom）和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等，也是本书重点关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之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等理论，在解析宋代医学方书编撰和传播中出现的复杂的阶级性、等级性以及社会各阶级在应用医书防治疾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等论著，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宋朝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兼及它们的政治地位，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理论依据。

本书以医学史、社会史和传播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中国文献、域外文献、出土材料和学界研究成果为基础，深入地探讨与国家“仁政”思想和正统政治密切相关的医学方书著作，在宋代社会各阶级的重视与支持下是如何形成与传播的，解决和攻克医学方书中知识产生、传播与应用的史实和机制，总结和梳理宋代方书编撰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方剂。这项研究不仅丰富了医学知识史和医学传播史研究的视野，而且也拓展了方剂学史、疾病史和医家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为我们今天如何科学地认识、编撰和传播新医学方书著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