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提速发展进行时

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论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那么，允许哪些地区先富起来呢？答案是东部沿海。

众所周知，东部沿海是我国经济基础最好的地区，且其具有的地理位置、外部条件、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均有利于配合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以发展外向型经济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这些地区若能优先得到发展，必然能够辐射和带动广大内陆地区，从而逐步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焕然一新的长远目标。

基于这一思路，国家投资布局和区域经济政策均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转变。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由过去主要强调备战和缩小地区差别，逐步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沿海地区倾斜。

第二，国家投资布局重点逐步东移。1978—1995年，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占全国吸引外资总额的84.7%，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也明显提高。沿海地区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比内地高2.1个百分点。

第三，实施沿海对外开放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大战略方针。1979年7月，国家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1980年以来，国家又相继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1984年以后，国家又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后，国家又相继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设立了福建台商投资区。1990年6月，国家正式批准上海市开发和开放浦东新区，实行某些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由此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沿海岸线延伸的沿海对外开放地带。

另外，国家还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投资、财税、信贷、外贸外资、价格等政策倾斜，并允许其“率先改革”，很多大型项目都布置在东部沿海地区，并培育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大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增长极，由此各类要素开始向东南沿海集中，推动了这些地区的迅速崛起。这些地区的核心城市在政策红利的带动下，逐渐成长为了今天一二线城市的主力。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要靠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有形与无形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而率先聚集了这些生产要素的城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风口，进而巩固了它们一二线城市的地位。

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一二线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它们，不仅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了无尽的财富，还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吸纳就业和流动人口、提升国家整体实力与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典型如深圳，作为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和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由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都市：地区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4万亿元；人均GDP也从606元增长到18.96万元。而今的深圳不仅经济总量一举超越香港，其源源不断的发展与创新活力更是令世人无比惊叹。

除了深圳之外，其他大城市的发展成就同样不容小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0—2008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高达10.6%、10.4%、14.2%和27.4%，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的10.04%（见图2-1）；2018年，这四座城市凭借仅占全国5%规模的人口总量，创造了整个国民经济1/8的产出。

不仅如此，其他明星城市的发展势头也是不遑多让。截至2018年年底，随着宁波和郑州的GDP先后破万亿，我国城市GDP“万亿俱乐部”成员已经多达16个席位（见图2-2）。

城市的经济发展必然带动居民的收入提升，而这也使得一二线城市居民的消费升级步伐显著快于其他地区，这在前文中已有提及，不再赘述。另外，从商业角度看，无论是创业热潮还是资本投放，无论是新兴业态还是潮流风向，一二线城市几乎一直都在扮演着领航者的角色，而低线地区唯有在其身后跟从。

不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不管时代如何更迭，实现共同富裕都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可若是一味地支持东部沿海而忽视中西部地区，那么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必然会日渐拉大，由此将会引发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显然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

于是，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展之后，邓小平再度于1988年9月12日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标志着国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得到了持续完善，一系列重大决策相继出台。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1997年9月，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要“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从20世纪末开始，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2002年）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4年）等，将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放到了区域政策的更加重要和更加核心的位置上，并初步形成了“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在政策支持下，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加快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及东北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以西部地区的公路交通建设为例。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全社会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189亿元，其中西部地区仅占27%；而2008年，我国全社会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881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占33.4%。与1999年相比，2008年西部地区公路建设投资额增加了2.9倍，西部地区公路总里程是之前的2.67倍，高速公路里程是之前的7.4倍。

2.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投资的效果是最能立竿见影的。有研究表明，自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增加状态，其数值由1999年的18.7%上升到2010年的23.2%；而东部地区的这一比重则由1999年的55.9%下降为2010年的42%。此外，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国总额比重也在持续增加（见表2-1）。

3.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快速推进

1999—2009年，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工业快速推进。数据表明，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14.5%上升到2009年的17.0%，占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32.2%上升到2009年的39.2%，提高了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9年的32.3%上升到2009年的43.5%，提高了11.2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和东部地区分别只提高了3.2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

4.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

根据李善同等人的研究，2000—2008年，西部地区出口额年均增长26.4%，在全国四大区域中增速最高。至于中部地区，其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由2000年的3.7%上升到2009年的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也在迅速提高，由2004年的6.7%提高到2009年的7.7%。

在上述力量的作用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重大转向，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东部地区“一马当先”的增长格局逐渐被打破。

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因为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正是下沉市场的主阵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没有这段历史作为支撑，也便没有了后面的故事。

三、下沉的“上升”

2008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一年，以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为标志，因“次贷蝴蝶”扇起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遭遇沉重打击，国际市场不可避免地进入疲软期。于我国而言，因外贸出口受阻，东部地区过去高水平、高速度的增长态势出现了变化，很多产业都在向内陆和东南亚地区转移，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增速也随之放缓；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受外贸影响较小，叠加产业转移与国家政策的种种扶持，经济社会发展开始全面提速。

而下沉市场，也随之开始“上升”了。

数据可以说明问题。Wind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的生产总值分别为17.28万亿元、6.13万亿元、5.79万亿元和2.72万亿元，到了2018年则变为48.1万亿元、19.3万亿元、18.4万亿元和5.7万亿元；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比重分别由2008年的19.21%和18.14%上涨至2018年的21.06%和20.15%，而东部地区则由54.13%降至52.58%（见图2-3）。足以见得，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下沉市场，其经济规模在全国GDP中的分量已经有了明显提升。

经济体量的扩张，必然带动人均GDP的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速分别为7.2%、8.2%、8.5%和6.1%，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领先于东部地区，各地区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已然形成。

除了四大区域板块对比的横向维度，我们还可以换个视角，从纵向维度来考察。

前面提到过，长期以来，一二线城市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且无论是创业热潮还是资本投放，无论是新兴业态还是潮流风向，一二线城市几乎一直都在扮演着领航者的角色，而低线地区唯有在其身后跟从。然而，眼下另有一些证据表明，低线地区已开始逐渐摆脱“被动跟随”的从属地位。

例如，百强县的经济崛起。

2019年7月发布的《2019赛迪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报告中提到，我国百强县以不到全国2%的土地与7%的人口，创造了25%的县域GDP，以及10%的全国GDP；有30个县进入GDP千亿方阵之中，甚至其中的5个GDP规模已突破2000亿元。

进一步考察人均数据，还可以看到，百强县的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消费支出等经济指标的表现均显著优于全国整体水平，四项分别比全国高出55.4%、12.8%、53%和70%，即便是与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个省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见图2-4）。尽管不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但从整体上看，县域经济强劲的增长动力与亮眼的发展成效已经容不得人们忽视。而这也标志着，以县域经济为代表的下沉市场正在加速上升。

与此同时，广大的下沉人群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也在不断释放，直接例证便是，虽然他们收入仍然偏低，但表现出来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却并不弱。

我们可以基于城市和农村的视角，对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状况做一番探究。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近几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速一直显著高于城镇居民，相应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速也高于城镇居民（见图2-5、图2-6）。

有意思的是，低线城市和地区大多房价较低，相当一部分居民无须为巨额的房贷焦虑，从而拥有颇为旺盛的消费意愿，敢于花钱，甚至不输那些每个月去了房贷就所剩无几的一二线人群。尼尔森发布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一线城市居民的消费信心是最弱的，而三线城市与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更加强烈（见图2-7）。

除此之外，下沉人群的消费升级步伐也在提速。沿用日本学者三浦展的表述，低线城市和地区居民大多已进入“第二消费社会”与“第三消费社会”，其显著特征是由“为家庭消费”向“为个人消费”过渡，即在满足家庭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去追求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体验式的消费。

这当中，还有一股不容小觑的消费新势力，那便是小镇青年，即下沉市场中年龄处于18～30岁的人群。

若干年前，“小镇青年”只是一个贬义词，被打上这一标签的人往往觉得不甚光彩，因为它与“土里土气”“没有审美”“收入不高”“缺乏品位”等特性相关联。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当前小镇青年所展现出来的面貌，早已颠覆了人们的印象：

虽然他们大多数只有本科或本科以下的学历，但在家乡却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他们收入不是很高，却无须为高额的房贷和昂贵的物价而犯愁，可自由支配的财产和消费力与一二线城市的“搬砖”白领们相差无几；他们的职场工作环境相对轻松，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简而言之，他们虽然不在繁华拥挤的一二线城市打拼奋斗，却有着不错的生活质量。

具体而言，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的生活状态可能是这样的：

在父母的帮助下全款买了房，开着十来万的小汽车，距离周边的大都市仅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相比那些在北上广深奋斗的儿时玩伴，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下班后有大把的时间休闲娱乐，海淘、出境游也可以时不时地走一波……

我们还可以从数据中真切地感受到小镇青年们的消费升级：

1.汽车市场持续向好

如今，汽车已是很多小镇青年出行的“标配”。罗兰贝格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的90后正逐渐成为国内汽车市场的消费主力军，其中以三四五线城市的中端汽车消费市场的成长最为迅速，而价格在8万～18万元区间的汽车消费在三线以下城市的增长态势最为显著。

2.海淘颇为流行

根据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发布的《中国海淘消费报告》，跨境电商的发展让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大众化态势，而三四线城市居民迸发出了比一二线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量。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在最敢花钱的城市中，三四线城市几乎占据了榜单半数以上的席位。

3.泛娱乐消费提升显著

来自光大证券的研究报告表明，小镇青年在泛娱乐领域的消费有显著提升，其中以电影、游戏、直播、短视频、网络动漫、网络阅读、网络音乐等板块较为突出。卡思数据的研究分析也指出，小镇青年工作时长、通勤耗时较少，房租与房贷压力较小，因而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沉浸在泛娱乐板块之中，并愿意为之付费。

4.旅游出行消费潜力释放

阿里巴巴旗下旅行平台飞猪发布的《2018年度旅行报告》数据显示，三四线城市居民的旅游出行消费潜力已经全面释放。具体而言，三四线城市用户旅行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广东、陕西、甘肃领头增长；在签证便利、国际航班新增等因素的影响下，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意愿也极为强烈，出境游用户同比增速高于国内游用户31%，高出整体出境游增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