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神话哈佛：古典学院的成功转型

假如说上天赋予美国人任何特殊的使命，世界要求我们行使任何独具的功能，那就是利用非同寻常的有利条件，在这片广渺的土地上为这个迥异、丰富、多元的人群解决他们自由的大学里面碰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培养学者、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工程师、医生、律师、神学家和演说家，但首先我们必须培养一批独立、自立的自由人，他们先要能够帮助、指引并管理他们自己。

——查尔斯·艾略特

H. Hawkins（1972）, Between Harvard and America: Th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of Charles William Elio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4.

1933年对于德国、美国以及我本人都非同寻常：希特勒登上权力的顶峰，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我当上了哈佛校长。

——詹姆斯·柯南特

E. Shin（2015）, VERITA$: Harvard’s Hidden History. Oakland, CA: PM Press, p.42.

艾略特（1834—1926） 1869—1909年任哈佛校长。今天我们看到他所有的照片都像是为制作硬币而拍摄的——一律以左脸对人。原来他的右脸上有一块丑陋的胎记，小时候受尽小伙伴的欺凌。艾略特执掌哈佛四十年，打破了古典课程在美国大学的垄断并代之以选修制度。他对于哈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特别是对于专业学院的改革，在美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插图：程黛曦）

一

在高等教育领域里，哈佛是一个神话。与牛津、剑桥相比，它的历史不算古老；与约翰·霍普金斯相比，它甚至算不上是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然而，今天的美国大学，从公立到私立，哈佛的影子无处不在。文理学院、专业学院，录取制度、选修制度，学术独立、教授终身制、“不发表就走人”，等等，许多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大学制度都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哈佛，或者更准确地说，哈佛历史上三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校长。

1986年，历史学家史密斯（Richard Norton Smith）为哈佛大学写了一本校史《哈佛世纪》，作为庆祝母校350周年的礼物。然而，这位骄傲的校友献给母校的却不全是溢美之词。史密斯认为，哈佛的历史并不如它所夸耀的那么悠久。事实上，直到南北战争前夕，哈佛至多是一所为波士顿上流社会子弟开设的礼仪学校。而新英格兰的上流社会对于孩子的要求并不高，哈佛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让他们日后成为牧师和地方法官是绰绰有余了。49

1869年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69—1909年任哈佛校长）接任校长前的哈佛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史密斯写道，埃佛里特（Edward Everett）从驻英国大使的位置上离任后来到哈佛，但他在校长任上三年（1846—1849）过得很不开心。本想回到母校一展宏图的埃佛里特发现，自己完全被学生的纪律问题绊住了脚，每天除了调解一些猥琐不堪的纠纷之外居然无事可做。50当时，哈佛法学院的文凭几乎等同于你在学校的居住证明。而在哈佛取得一个硕士学位的条件是，你只须在三年内维持“一个良好的道德品质”，加上能够支付五美元的学费，就可以从学校领得一张文凭用来点缀你的办公室。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詹姆斯（William James）回忆他在哈佛念书时的一场期末考试，老师只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能回答所有的问题。现在告诉我，你有一个怎样的家庭、家中的日常起居是怎样一个情形？”51 1860年代的哈佛从名声到规模，都不如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和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

这一切在艾略特成为校长后开始发生变化。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经将一所大学比作一个人在夕阳下被拉长的影子。艾略特任职40年（1869–1909），将自己全部的理想与抱负都投入了哈佛大学的管理与改造，以至他的人格与精神成为哈佛校园里无处不在的投影。他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使命感：

假如说上天赋予美国人任何特殊的使命，世界要求我们行使任何独具的功能，那就是利用非同寻常的有利条件，在这片广渺的土地上为这个迥异、丰富、多元的人群解决他们自由的大学里面碰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确需要培养学者、艺术家、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工程师、医生、律师、神学家和演说家，但首先我们必须培养一批独立、自立的自由人，他们先要能够帮助、指引并管理他们自己。52

在此我们可以听到，爱默生《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讲演中自信、独立的呼吁在艾略特关于大学的理想中得到回应。而这种独立精神之培育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关乎个人修养，而是与美国能否挣脱欧洲传统思想的束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直接相关。因此，哈佛在艾略特带领下，跟随着南北战争后国家重建、经济起飞的脚步，将大学绑在国家发展的战车上，呼啸前行。艾略特在哈佛的所作所为从未以独善其身为目标，更不唯欧洲大学之马首是瞻，而是在美国这个不设国立大学的国度，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国立大学所必须承担的使命，也因此成就了自身的事业与声誉。历史学家德沃托（Bernard Augustine DeVoto）如此定义哈佛：这是“一个共和国之中的共和国，一个包容各种宗教的教堂，一个所有阶级的精英汇聚而成的阶级”53。

艾略特虽然出身于波士顿一个富商家庭、哈佛世家，但他的童年并不幸福。54今天我们看到他所有的照片都像是为制作硬币而拍摄的——一律以左脸对人。原来他的右脸上有一块丑陋的胎记，为此受尽小伙伴的欺凌。因此，说他的个人主义是与生俱来的，一点也不夸张：在玩伴和书斋之间他宁选后者。父母巨大的书房里有属于他的书架，里面摆满狄更斯和司各特的小说。进入埃佛里特当校长的哈佛学院纯粹是家庭习惯使然，除了学点拉丁文加上不时地受点体罚之外，父亲并未指望他能得到更多。

艾略特在大学期间努力逃避希腊文等指定课程，尽可能多修数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化学教授库克（Josiah Cooke）的青睐并得以进入他的化学实验室，成为哈佛第一个通过实验方法学习化学的学生，这在当时的哈佛可是绝无仅有的经验。1853年艾略特以他那届学生中名列第二的成绩从哈佛毕业，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僵硬、怪诞、阴郁、毫无魅力”。一年后艾略特应聘回到哈佛成为数学助教，被学生叫做“老人艾略特”，却得到聘任他的校长沃尔克（James Walker）的赏识。沃尔克作为校长没有太多的想象力，却欣赏这个年轻人的行事风格，也因此接受了他的若干改革建议，比如在实验室里上科学课程，允许学生在宿舍里点瓦斯灯，等等。1858年艾略特被聘为哈佛的首位助理教授并主管劳伦斯科学实验室。但是，他的合同五年期满后没有得到续约。大学将这个职位给了一位比他资历深的化学家。失去工作的艾略特于是带着全家去了欧洲，在马尔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学习科学方法，并考察欧洲的大学系统。

1865年艾略特带着欧洲大学的科学训练以及对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景仰回到美国。此时内战的枪炮声已复归平静，而工业革命的隆隆机声则是震耳欲聋。艾略特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麻省理工学院（MIT）。1868年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哈佛的邀请回去当校长。对母校、对大学教育、乃至于对整个美国教育系统，他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抱负需要实现，而哈佛适时地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身手的平台。

二

今人回顾艾略特执掌哈佛40年的功过得失，最具争议的应当是：他打破了古典课程在美国大学的垄断并代之以选修制度。人们尽管肯定他顺应时代需求、将现代课程引进大学课堂的功劳，却对他推行的选修制度本身褒贬不一。这一点我们在第七章里将有更详细的分析。其实，只有将他的课程改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方能体会艾略特的良苦用心。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医学、工程、科学和商业管理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古典课程在哈佛这类古老学院里的垄断使得教授们远离应用学科和科学的研究，而学生们则沉浸在故纸堆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艾略特看来，大学课程已经不只是学生学什么的问题，还有一个国家需要什么的问题：

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从其可供役使的工具的多样性上可以窥见一斑。对于个人来说，心无旁骛，将个人独具的才能发挥到极致是唯一明智的选择。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智力产品需要的是多样化，而不是统一性。55

艾略特在哈佛推出选修制度后之所以受到学生的欢迎和许多其他大学的追捧，除了新制度更加有利于发展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之外，也与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人尽其才、自由竞争”理念颇为契合。选修制度的实施表明，古典的“绅士教育”已经无法满足背景日益多元的学生对未来职业生涯的需求，而选修制度则对学生根据自身特长选择学业方向表达了充分的信心。当然，正如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缺陷，选修制度在其实行过程中产生的知识碎片化、课程职业化和学术水准走低等倾向也是不容忽视的。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倡导通识教育，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

艾略特对于哈佛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实现了这个古老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成功转型。但是，人们常常将这笔功劳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账上，认为是吉尔曼追随德国大学的模式将约翰·霍普金斯塑造成研究型大学后，才有了哈佛的模仿及其成功。欧康纳在研究艾略特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其实早在1874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校之前，艾略特就对该校的董事会强调在大学实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56他认为，只要条件许可，在大学建立研究生系统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国家建设需要对一小部分才能超群的人进行深度培训，而不是对一大批才能有限的人作一般性的培训。大学招收研究生还能为本校和外校培养一批高质量的教学科研人才。57在1898年的一次讲演中，他明确提出大学的三个功能：“教学、积累大量系统知识和发现新的真理。”58

假如说艾略特上任之初还认为哈佛的每个教授都必须是“真正的绅士和天然的教师”59，那么他的看法不久就有了根本的改变——“发现新的真理”成为哈佛招聘教授的标准。他在1869年和1890年两次为教授涨薪，并与其他大学争夺人才，有时候挖了友校的教授都不咨询一下本校的同仁。1880年哈佛著名数学家皮尔斯（Benjamin Peirce）去世。在其接班人问题上，艾略特坚持将学术能力作为条件，拒绝了一位老派绅士类的申请人，而将职位给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克雷格（Thomas Craig）。开了这个先例之后，哈佛开始如磁石般吸引了一大批研究型的教授，并很快在研究声誉方面赶上并超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哈佛超越约翰·霍普金斯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像后者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研究生院的建设，哈佛从来没有抛弃过本科教育，尽管选修制度的实行耗费了艾略特很多精力。结果是，当约翰·霍普金斯在研究生教育上取得巨大成功后，却没有一流的本科学生为其研究生院提供一流的生源，加上忽视本科教育还会导致大学在财政上处于劣势，因为研究生需要大量的研究资金来支撑，而本科学费却是每一个大学财政的重要来源。在制度建设方面，艾略特的创举是在1890年建立“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让同一班教授兼顾以通识教育为培养宗旨的本科教学和以研究创新为宗旨的研究生教育。这个模式很快得到普林斯顿、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的仿效，并在美国很多大学沿用至今。

早在1870年艾略特就听到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Ropes and Gray）抱怨说，哈佛法学院“把马萨诸塞州的脸都快丢尽了”60。为了尽快改变现状，艾略特当年就将纽约大律师蓝戴尔（Christopher Langdell）请到哈佛担任法学院院长。蓝戴尔对于哈佛法学院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将法律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是可以通过师徒传授的手艺。他在哈佛法学院引进案例法教学，将判例当成医学上的病例那样进行解剖和分析。这种方法非常对艾略特的胃口。具有实验科学背景的艾略特认同蓝戴尔对于法律教学所采取的“科学”方法，即要求学生从事实及其源头出发，而不是通过二手的教材来学习法律。艾略特和蓝戴尔两人逐渐提高入学要求，招聘具有研究能力的法学师资。在他们二人的共同推动下，至1896年，哈佛法学院终于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研究生院，并带领美国大学的法学院走上了一条专业化的道路：教授不再照本宣科，学生也摆脱了死记硬背课本教条的学习方法。案例法从此成为美国大学法学教育的基本方法。

艾略特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就对哈佛医学院提出严厉批评：哈佛医学院是大学里“设备最差的学系”。他进而指出：“整个国家的医学教育系统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61最初，他的建议受到大学管理层的质疑，但是，一位哈佛毕业生在昆西一家医院因为开错药而导致三位病人接连死亡的重大事故，让所有的反对者闭上了嘴。从1871—72学年开始，艾略特对哈佛医学院进行改革，重新设计三年的医学课程，要求学生必须每年通过年度考试才能晋级，不通过所有的规定课程不得毕业。这一系列措施对于美国其他大学的医学院的改革也产生直接影响。62

在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这类专业学院的改革方面，艾略特另一个开先河的举措是将学士学位作为进入专业学院的先决条件。之前美国大多数专业学院的认知是，这些学院是为那些专注于进入职场的人们提供职业训练的地方，所以录取学生的门槛不应当设得太高。但是艾略特的想法恰恰相反：正应为这些学院课程范围狭窄，学术含量极低，整体教学质量因而流于低下；要提高这些专业学院的质量与声誉，大学必须提高入学门槛，同时增加学费；专业学院应当录取已经取得学士学位的学生，而且是大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为此，艾略特亲自出马去专业学院游说。结果可以预料：哈佛专业学院的申请人数急剧下降。但是，这个下行趋势非常短暂，而且很快就止跌并回升了。艾略特的运气在于，他长达40年的任期中有幸亲眼看到自己的改革成果。光是提高入学要求这一项改革就花费了艾略特几十年的时间。至1900年，艾略特终于在哈佛实现了将本科学位作为进入医学院的基本条件这一理想。学生经过四年通识教育和自然科学的训练，并通过极其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医学院学习。

艾略特对哈佛研究生教育的改革，特别是对专业学院的改革，在美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试想，假如哈佛继续追随纽曼大主教的大学理想和牛津、剑桥的精英教育模式，那么今天美国最优秀的大学应当是阿默斯特学院和斯瓦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其优秀止于本科教育。假如哈佛追随洪堡的大学理想和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型大学模式，那么今天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应当不输德国，却没有一流的本科教育为其后盾。以今日之后见之明看艾略特，生逢美国经济起飞之时，他急于通过改造专业教育来为国家提供经济建设人才之心不难理解；但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远见：人才的质量是艾略特的终极关怀，而确保质量的唯一途径是精英式的本科教育。

三

据说艾略特的一位朋友在他就任校长后预祝他成功，条件是他必须具备一个至今尚未具备的品质。知晓人性？善于判断？赏识学者？艾略特的三个猜测都告失败。朋友给他最后的答案是：耐心。幸运的是，上任时年方四十的艾略特不仅长寿而且长任，所以耐心不是问题。他的继任者罗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1909—1933年在任）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罗威尔常为“天不予是家”（53 岁才成为校长）而唏嘘不已。史密斯如是评说：艾略特的胜利在于他比敌人活得更长，罗威尔的悲剧在于他比朋友活得更长。63

以今天的标准，罗威尔24年的任期也不算短了，但他那种“时不我待”的急切却贯穿其整个校长生涯。他上任伊始便拿前任最为得意的作品“选修制度”开刀。在罗威尔看来，选修制度使得学生将上课当成“麻烦的礼仪”（an inconvenient ritual），也不会对真正的学术产生敬畏之心。结果是，学术的追求对于本科生来说成了一件不够时髦的事情。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从1914届学生开始，哈佛要求每一个本科生必须有一个“研修领域”（concentration）和一组“分布领域”（distribution），即在他们毕业要求的16门课中至少有六门属于同一个学科，另外六门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学科。罗威尔的理念是：学生必须“每件事都懂一点、一件事懂多一点”（to know a little of everything and something well）。64学生在完成学业前还必须通过毕业考试：一般学生通过两到三个笔试，而荣誉学位的学生还需通过一个口试。这项改革使得哈佛在实施选修制度长达半个世纪之后，第一次给所有学生四年的学术长跑划了一条共同的终点线。这一系列的改革也影响了美国其他大学，今天广泛实行的主修（major）加辅修（minor）或研修领域（concentration），罗威尔的哈佛是始作俑者。

罗威尔的下一个举动是向哈佛的势利习气开刀。艾略特推行选修制度的一个前提是学生必须有理想，有追求，能够独立安排自己的学习、选择研究的方向。这个假设虽然适用于部分学生，但艾略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哈佛大多数学生来自美国东部新英格兰的特权家庭。在这个阶层的子弟中间，奉行“绅士得C足矣”（“Gentleman’s C”）的人不算少数。65罗威尔决心在哈佛铲除这种势利文化。在1909年就职典礼上他就指出：“（哈佛）学院至今未能肩负起国家的使命，将全国各地、各种各类的有志青年都吸引到一起。”661922年在罗威尔的指示下，哈佛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改变现有的招生政策，以吸引“我们国家生活中所有群体的代表”。这个委员会在给校长的报告中提出，要在哈佛推行一个“机会均等、无论种族和宗教”的招生政策。67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哈佛为代表的名牌大学都集中在东北各州。这些大学大多建于英国殖民时期，学生则来自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家庭。罗威尔的委员会在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以包容为目的的招生政策，具体措施包括：鼓励新英格兰以外的中、西、南部学生报考，传统的生源学校（feeder schools）不再是进入哈佛的主要途径，种族背景、体育能力、性格因素都是哈佛录取新生的考量。

不幸的是，罗威尔领导的这个以包容为目的的改革却未能逃脱他个人的傲慢与偏见。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罗威尔意识到他最讨厌的犹太学生也日益增多。他一开始试图通过简单的犹太招生配额来限制其增长，但这种只看背景不看成绩的政策遭到教授们的抵制。于是，罗威尔将原本旨在增加多元群体的非学术因素用来作为限制犹太学生的工具。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些录取标准，包括强调个性（Personality）、对校友子弟和体育人才网开一面、通过面试进行筛选、提交个人陈述与推荐信，等等，都可以追溯到罗威尔时代的哈佛。68由于主观标准的加入，哈佛可以名正言顺地拒收犹太后裔，而又无需对此作出解释。结果，哈佛新生中的犹太比例从1925年的接近30%急降至15%，这个比例直到“二战”期间才稍有所松动。69

罗威尔讨厌的群体中除了犹太人还有同性恋、黑人与妇女。在得知一位资深教授是同性恋后，罗威尔将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要求他当场辞职。教授说，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哈佛。他问罗威尔，如果校长您自己像我一样是同性恋，您会怎么办？“我会拿把枪毙了自己。”罗威尔答道。他拒绝给居里夫人颁发荣誉学位，反对男女同工同酬。在一位拜访者提出要求哈佛法学院录取女生时，他用脚踢门来发泄不满；最后不得不正面回答这个要求时，他说：“我直言相告，只要我还是这所大学的校长，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罗威尔在哈佛反势利文化的另一个举措是建立学生住宿系统。随着学生群体的日渐多元化，罗威尔发现学生中的贫富悬殊也开始加大。家境富裕的学生住在哈佛外面奥本山街上的私立宿舍“金色海岸”（Gold Coast），而家境贫寒的学生则住在哈佛大院（Harvard Yard）破旧不堪的宿舍楼，还因为学校食堂（Memorial Hall）在1919年关闭连吃饭都成问题。1927年耶鲁大学校友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向他的母校捐助建立荣誉学院，遭到搁置，于是他来到罗威尔的办公室，表示愿意帮助哈佛。正为无米下锅发愁的罗威尔欣喜若狂，当即答应在哈佛建立他梦寐以求的住宿系统。他的设想是，打破各个学术领域之间的隔离，在学生宿舍配备一名教授和若干辅导员（resident master and tutors），与学生同吃同住，在饭桌上、客厅里以及宿舍的阅览室进行学术与学科间的交流，并在宿舍开办学术讲座。这个计划一开始受到教授和学生的反对，可罗威尔丝毫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当宿舍动工后，他甚至打破了不见媒体的惯例，亲自带着一班记者参观工地，兴高采烈地宣布：“我们终于砸烂了‘金色海岸’！”

至1931年秋，总共1700个床位都已住上学生，尽管学校并不要求本科生住宿。然而，犹太人和黑人学生被明确告知，宿舍不欢迎他们入住。罗威尔在给一位教授的信中坦陈自己对于黑人学生的看法：“我们有义务为黑鬼（Negro）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但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强迫无法与之和睦相处的人们和他们接触；我也不认为我们需要因为人人平等的理论原则而放弃这个为了大多数学生的利益而设的住宿计划。”

我们在此当然没有必要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罗威尔。史密斯对他的评价恰如其分：“这是一个性格多面的人——人格丰富却趣味简单，身为绅士却痛恨‘绅士得C足矣’（的势利），狂热的民主理论家却在个人的操守上自信地独断独行。”70

四

1932年11月，罗威尔宣布退休。起初，遴选委员会长长的校长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933—1953年在任）的名字。只是在委员会成员和他谈话征求意见时才发现，漏掉这么一位有想法又有能力的候选人将会是多大的一个错误。最后，当其他候选人从名单上一个个被划掉之后，柯南特的名字毫不动摇地被留住了。

和他的两位前任不太一样，柯南特出身于新英格兰一个平民家庭，凭着优异的成绩考进哈佛，又以出色的表现取得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一战”爆发后，柯南特加入美军并参与化学武器的研制，在行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美国化学工业在“一战”后进入一个急速发展的时期，柯南特因此收到很多企业和大学的邀请，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回到哈佛，从助理教授干起。1928年到1933年是柯南特科研上的丰收时期，他在不同领域发表了55篇论文，这是他从1916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之后11年中发表论文的总和。凭着杰出的科研成就，柯南特登上了讲座教授的宝座，并在1931年成为哈佛大学化学系系主任。71据说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听说柯南特当选哈佛校长后，和他的同事有这样一段对话：“管理委员会（Corporation）72不应该选一个化学家当校长。”“但艾略特是化学家，也是我们最好的校长啊。”同事答道。“我知道，”怀特海回答说，“可艾略特是个很糟糕的化学家啊。”73此时的柯南特已经不需要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化学家，但成为最好的校长还面临很多考验。

和他的前任一样，柯南特希望将哈佛塑造成一所精英大学。但是，罗威尔校长关于“精英”的概念包含一个人的出身，而柯南特则努力将出身这个因素从他的“精英”概念中除去。他在开国元老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813年给另一位元老亚当斯（John Adams）的信中找到理论依据：“我同意您的观点：人们中间存在一种自然贵族。这样的贵族是基于美德和才能。”74杰斐逊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向弗吉尼亚州议会建议，要在社会上建立一种人才的搜索机制，将“人才”或“自然贵族”从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里挑选出来，由弗吉尼亚大学来培养，以此来彻底摧毁根据财富和出身来挑选政府和社会领袖的制度。柯南特写道：

每一项事业、每一个行业中都存在着自己的精英，其贵族气派来自他们优异的业绩……你唯有凭藉你（事业的）成就和（品格的）完美才能成为美国意义上的贵族成员并赢得这个称号。75

柯南特相信教授的首要任务不是保存而是发展知识，因此研究能力与业绩应当成为哈佛选择教授最重要的标准。基于哈佛的教授必须是各个领域中最优秀学者这样一个前提，柯南特最先在哈佛实行了“不晋升即出局”（up or out）的教授升迁制度。这个制度的实施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让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即在每一个学术领域里搜罗最优秀的人才，哪怕这样的人身处天涯海角。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哈佛必须为教授提供最优秀的学生、最优厚的待遇和最理想的学术环境。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说，即便哈佛吸引了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但如果这些人拒绝和本科生接触的话，那他们在实验室之外何用之有？柯南特不以为然：光有优秀的教学并不能对年轻学子未来的职业生涯有所提升。76

第二个条件是让那些无法证明自己具有成为一流学者潜质的教授打道回府，哪怕其教学优异。今天大学所流行的“不发表就走人”（publish or perish），柯南特虽然不是始作俑者，但由于哈佛在美国大学中的地位，因此他实行这个政策对其他大学的影响是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的。1939年3月，在没有征求所有教授意见的情况下，柯南特悍然将十位年资不深的教授一起解雇，其中包括教授工会的主席，一位广受学生喜爱的文学批评家。此举在校园掀起轩然大波。学生成立了“学生拯救哈佛教育委员会”来组织抗议活动，教授们则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不满，甚至要求柯南特辞职。1939年11月7日，哈佛教授大会以140：9的结果通过决议解散柯南特的“教授理事会”，并要求大学重新检讨教授在大学管理事务中的作用。眼看已经被逼到了悬崖的边缘，这时柯南特站起来，承认自己的行为失当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但是，他请求教授们不要因为他的过错而惩罚哈佛。

“当时（会场的气氛是），哪怕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把人吓得跳起一尺高。”有当事人回忆道。最后，政府系的一位教授提议暂时搁置议题，给了柯南特一个台阶。有惊无险，柯南特最终得以保住校长的宝座以及校长的教授任命权。77这场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四年之后柯南特在哈佛首创“特设专案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对每一位教授的提升及终身教职（tenure）问题进行审议。假如一位教授的科研成果不能在其领域里取得最优的评介，那么委员会就必须拒绝授予终身教职，而该教授在学校的雇佣合同亦同时终止。78

柯南特对哈佛进行精英化改造的另一场重头戏是本科招生。上任伊始，他就提议设立“全国奖学金”（National Scholarships），用来吸引新英格兰地区以外平民家庭子弟中的佼佼者。1934年管理委员会通过预算，为中西部学生设立10个奖学金名额，一年之后又为南部学生设立10个奖学金名额。有人为此向哈佛致贺，认为这标志着哈佛终于加入了美利坚合众国！在他任上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柯南特指出：

对于未来较之过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吸引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生……我们当能如是说：任何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不管他富可敌国还是身无分文，不管他是来自波士顿还是旧金山，都能在哈佛接受教育。79

他让两位助理乔安赛（Henry Chauncey）和本德（Wilbur Bender）去寻求一种有效鉴别人才的方法，以此为据选拔优秀的平民子弟上哈佛。乔安赛在接受了柯南特交给的任务后，将目光投向当时心理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智力测验。1933年年底，乔安赛和本德来到普林斯顿拜访心理学家、学术才能测验（SAT）发明人布里格姆（Carl Campbell Brigham）。他们被后者所做的关于人类智力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智商测验（IQ）的神奇功能所折服，认为这种对人类智能的科学研究将对未来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从1934年开始哈佛采用SAT这一考试工具，先用于奖学金得主的选拔，然后推广到大学录取。顺便一提，“二战”之后，美国大学急剧扩张，SAT终于成为大多数学校认可的最具权威的水平测试工具。1947年，教育测试服务社（ETS）成立，乔安赛成为这个日后影响深远的组织的第一位总裁。这是后话。

五

柯南特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他当选哈佛校长后在日记中写道：“1933年对于德国、美国以及我本人都非同寻常：希特勒登上权力的顶峰，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我当上了哈佛校长。”80谁知一语成谶，他20年的校长任期居然和这两位时代风云人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的确，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成为哈佛校长，柯南特身上比他的前任们又多了一重责任。这个责任原本不在他的本职范围之内，但当我们今天回望历史，假定他当时没有担负起这个额外的责任，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今天哈佛头上的光环会黯淡许多。

早年的柯南特对美国介入欧洲事务并不热心。他在回忆录中提到，1916年的总统选举他之所以投了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票，完全是因为后者对美国参与“一战”所持的中立态度。柯南特历来崇拜德国大学，早就想去德国做博士后。这个计划在“一战”爆发后当然泡汤了，而他对德国的钦慕之情在反德情绪高涨的哈佛还引起了很多同事的反感。81然而，1917年4月2日美国宣布参战，柯南特的态度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即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帮助美国打赢这场战争。他来到首都华盛顿，参与了陆军化学武器部门对芥子气的研发项目。到战争结束退伍时，他的军衔已经从中尉升到少校。这一段经历让柯南特看到了化学武器在当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军队在这方面的短板。

1930年代，随着纳粹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日益猖獗，哈佛校园也变得动荡不安。1940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哈佛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91%的学生不希望美国为了帮助盟国而卷入欧洲战场；62%的学生反对援助盟国，因为这样做可能引火烧身。82哈佛的领导层内分成主战和主和两派，但此时的柯南特早已抛弃对于纳粹德国的任何幻想。他在1939年开学之初的一个讲演中说：“西方世界已经陷入困境。要制服残暴的势力，惟有施以更胜一筹的暴力，而不仅是引发苦难与仇恨。惟有理性才能战胜非理性，并防止理性在取得胜利的时刻变成它原初意欲摧毁之目标。”在他看来，美国也许是人类抗拒纳粹恐怖的最后堡垒了。之后他在一个全国的广播节目中说：“我不会再含糊其辞；我相信美国必须竭尽全能确保希特勒的完败。”他号召政府立即将美国的战机及其他军用设备提供给盟军。1940年9月24日在新学年开始的一个集会上，柯南特对学生说：

我们所面临的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是战争吗？许多人都这样想，可我却要唱一下反调。战争不是我们面临的最坏的可能；最坏的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完胜。可以想见这样的完胜将在他们军事上的胜利之后，将我们的共和国也列入其受害者的名单之内。或者，我们将在纳粹系统的强制下，通过绥靖政策，在他们控制了大洋之后成为一个附庸国。83

这年的6月27日，柯南特已经接受了布什（Vannevar Bush）的邀请，加入由罗斯福总统任命的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并在一年后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美国在“二战”中能够动员全国顶尖的科研力量，研制各种先进武器以克敌制胜，柯南特功不可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柯南特领导的国防研究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科学家通力合作，成功完成“曼哈顿计划”，赶在纳粹德国之前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后来他还参与了一个顾问小组，协助杜鲁门总统作出了在日本首先使用原子弹的决定。84

柯南特参与罗斯福政府的决策机构在哈佛校园里引发许多争议。作为哈佛校长，他调动大学的科研力量与政府密切合作，这件事本身已经够离经叛道的了，加上他经常往来于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疏于大学内政，让人诟病。柯南特顺水推舟，对大学进行分权管理，赋予院长们前所未有的权力，并任命巴克（Paul Buck）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学务副校长（Provost），在他离校期间代行校长职责。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柯南特校长生涯的转折点。由于柯南特在罗斯福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哈佛也成为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据点。哈佛从国防研究委员会得到总共3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仅次于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851942年哈佛的毕业典礼迎来了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和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两位重量级嘉宾；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43年造访哈佛，与柯南特商谈原子能研究问题，更是大大提升了柯南特在这场保卫世界和平的战争中的领袖地位。此时，反战学生们口中那个“柯南特先生的战争”（Mr. Conant’s War）早已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位战争领导者的崇敬和他们身为哈佛人的骄傲。86

据说被柯南特选为学务副校长的巴克矮胖而又秃顶，和高瘦清癯的柯南特站在一起活脱脱是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扎再世。今天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为柯南特那种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所感动。战争初期，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摧枯拉朽，对许多美国人包括哈佛人产生震慑作用，加上美国多年奉行门罗主义原则，远离战火成为当时美国的主流思潮。因此，当柯南特在校园里振臂一呼，并全身心地投入反法西斯战争时，他应当做好了成为哈佛最糟糕校长的心理准备。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其远见洞识不能见容于凡夫俗子，却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柯南特在校园的不作为，说明国家与大学在他心中孰先孰后早已不是问题。而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选择为国效力，这件事本身已经为大学抢占了道德高地。我们不能想象，假如柯南特当初选择留在校园继续当他的校长，即便他在学术和管理上成就卓著，哈佛又如何能够在战后担当起美国大学的领袖重任？

1953年柯南特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担任美国驻德国波恩高级外交官（High Commissioner）。立志按照德国模式改造美国大学，最后自己成为战后德国的改造者之一：柯南特严肃的职业生涯居然在末尾带上了一点戏剧色彩。

从1869年艾略特成为校长到1953年柯南特校长卸任，哈佛在这84年中完成了它从一个地区性的（新英格兰）、精英贵族式的、以教学为主的私立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华丽转身。艾略特的选修制度帮助哈佛告别了“言必称希腊”的古典式本科教育模式，而他对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改造则开启了哈佛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威尔是美国大学多元化运动的先驱。他以学术精英来取代家族精英，将哈佛的大门从地区、阶层和种族等几个方面进一步打开。柯南特踩着他两位前任的脚印，将学术精英的选拔进一步制度化。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教授终身制和学生录取制度在他的手中初具规模。更重要的是，经过“二战”的洗礼，柯南特带领大学走出新英格兰——哈佛从此成为美国的哈佛、世界的哈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