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永济渠

一、隋唐永济渠的开凿

隋炀帝即位后，为了漕运便利和东伐高丽的需要，利用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南通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18。通济渠自板渚开始，经开封、杞县、睢县、永城、宿州、灵璧、泗洪，至盱眙入于淮水。淮水以南则自山阳（今淮安）利用古代邗沟，南至江都（今扬州）入于长江。大业六年（610年）为东巡会稽（今绍兴），开凿了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19，这就是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发现高丽欲与突厥结盟之后，决定讨伐高丽。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决定以幽州作为讨伐高丽的军事基地，为了便利漕运以供辽东军需，“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20。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涿郡蓟城营建临朔宫。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21。大业七年（611年）二月隋炀帝北巡涿郡，“乙亥，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22，“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23同年五月，隋炀帝命名征伐各地民夫及军士输送军需物资。“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24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征伐辽东大军集于涿郡，总数113万，号称200万，征辽大军从蓟城出发，军队行进长度前后长达数百里。百万大军汇聚涿郡，大量军需物资也需要运至幽州，所需要的劳力人数更多，《隋书》称“其馈运者倍之”25，由此判断从事军需物资供应的人数应多达200多万人。此后于九年三月、十年三月，隋炀帝又两次东征高丽，粮草均经永济渠运往涿郡，蓟城是当时最重要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根据记载，当时“城中仓库山积”，置留守名将镇守，数万兵众屯驻。《旧唐书·罗艺传》记载：“涿郡物殷阜，加有伐辽器仗，仓粟盈积。又临朔宫中多珍产，屯兵数万。”26

唐初，唐太宗也发动了征讨高丽的战争，仍以幽州作为后方军事基地。贞观十八年（644年）开始准备伐辽工作，七月，“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又命太仆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27。唐太宗患令韦挺负责运粮之事，“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28。十一月，大军会集于幽州。次年，唐太宗自洛阳出发，到达幽州，“（贞观十九年）四月癸卯，誓师于幽州，大飨军……十一月癸酉，大飨军于幽州”29。唐高宗第一次征讨辽东以失败告终。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准备再度征伐高丽，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趣莱州”；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江南诸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30，各载粮米兵员，分自河、海北输幽、平诸州。唐代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东讨契丹，上书言军国机要事时说道：“江南、江淮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充纳军粮。”31来自江淮等地的数千艘船将本年租米自洛阳直接转运到幽州蓟城，必定利用永济渠进行运输。

在隋初和唐初征伐高丽的历次战争中，永济渠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将大量军队运送到前线，而且大量的军事后勤物资也通过运河运到蓟城等地。水路适合长距离、大吨位物资的运输，这是农业社会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欲东征高丽，即有人指出水路运输的益处，“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32。永济渠的开凿，主观上是为征辽东便利漕运，输送粮草，客观上将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区与中原地区和日渐富庶的江淮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重要的沟通南北经济纽带。隋末时大运河已经是“商旅往来，船乘不绝”33，到了唐代大运河的作用更加显著。唐代诗人皮日休说：“隋之疏淇（永济渠）、汴（通济渠），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34

二、永济渠北端经行路线的相关研究

根据研究，永济渠上游利用沁水南抵黄河，由于沁水多沙易于淤浅，永济渠上游的漕运价值并不高。所以，隋唐时期，永济渠的起点一般置于卫州汲县一带，建在卫州大伾山上的黎阳仓位于永济渠渠首的位置，是漕运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在卫州以北，永济渠利用了曹操开凿的白沟故道，经今内黄、大名、临西、清河、德州、吴桥、东光、沧州、青县等20余县，在河北青县北的“独流口”东流入海。由独流口直至运河终点涿郡，主要利用了桑干河等水源，为永济渠北段35。由于《元和郡县志》关于幽州卷帙亡佚，无法得知永济渠至涿郡的经行路线。因此，永济渠北段经行路线也似乎成了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谜团，许多学者对于永济渠的这一段进行过研究探讨。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一书中，经详考认为：永济渠自“卫县以东，北至独流口约五百公里（就直线言）之流程，实亦与郦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具见永济渠之工程实多循汉魏北朝之旧河道也”。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致可以认为，隋唐时期永定河应该经行通州南部地区，永济渠经过通州也就是顺理成章了。《旧唐书》记载，贞观年间唐太宗打算兴兵征辽东，为了运送粮草太宗以韦挺的父亲在隋朝曾官营州总管，经略高丽有经验，并有相关著述，决定由韦挺担任运粮官。贞观十八年（644年）秋，韦挺来到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自桑干河下至卢思台，去幽州八百里。逢安德还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挺以北方寒雪，不可更进，遂下米于台侧贮之，待开岁发春，方事转运，度大兵至，军粮必足，仍驰以闻”36。上述记载明确表明永济渠是利用桑干河河道，只是桑干河的具体走向没有详细说明，由此给后来的研究留下太多的遐想空间。目前关于永济渠北段河道走向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观点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永济渠北段自天津经由潞水北上，至武清县西北之旧县村东北，转向西北，再循桑干水直达涿郡蓟城（图2—1）。根据谭图，永济渠利用桑干水一段路线大致沿凉水河东南行，进入通州南部约马驹桥、于家务、永乐店一带进入天津武清境内，沿今凤河路线汇入潞河。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永济渠路线与谭其骧的观点略同，只是在具体路线上略有偏差，永济渠大约沿凤河东南行至大兴区东南的周营村东行进入通州境，沿通州与廊坊交界北侧一线入武清，再沿凤河进入潞河（图2—2）。

图2—1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永济渠河道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隋代河北诸郡图幅。

图2—2 《北京历史地图集》中的永济渠河道

资料来源：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隋大业十三年图幅。

2.严耕望的观点

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有专门章节探讨了永济渠的河道走向（图2—3）。他认为，永济渠自幽州城南东南行，经安次县城东郭外，又东经永清县东境，又东南至淤口关北注入巨马河，合流后向东至独流口。其流程之西北半段（安次以北），利用桑干河河道，东南半段（安次以南）则利用《水经注》所记载的滹沱河枯沟与八丈沟，下巨马河37。史念海认为，“永济渠就循着淇水东北行，到了今河北静海县独流镇折而西北行，于今永清县北合桑干水，再西北达于当时的涿郡，也就是唐时的幽州”38。

图2—3 《唐代交通图考》中的永济渠河道

资料来源：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所附“隋唐永济渠图”。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来看，关于永济渠北段的上游河道路线的看法比较一致，即大致沿凉水河一线，但关于永济渠北段的下游河道路线分歧明显。谭图和侯图认为永济渠下游河道利用潞水，而严耕望和史念海则认为永济渠下游河道自安次、永清下行至淤口。

三、永济渠北段经行路线分析

1.永济渠经行路线的框架性分析

研究表明，永定河在辽金以前，河水较为清澈，河道相对稳定。自辽金北京建都以后随着京城大规模的建设，周边山区森林植被遭到大规模开发导致水土流失，永定河泥沙含量增加，河水一进入平原地带，泥沙淤积日趋严重，河道不稳定，频繁改道泛滥。辽金以后，桑干河有“浑河”“小黄河”之称，并且历朝采取不治而治的政策，浑河在卢沟桥以下数百里流域内任其荡漾泛滥，四处摆动，由是水散沙停，散布于各处，地面不断淤高。千百年来，在永定河逐年淤积的作用下，古河道都被埋藏在地表以下，难见天日。康熙三十七年，清廷筑浑河大堤，康熙皇帝赐名“永定河”。虽然永定河筑堤使水灾治理一时收效，但自清中期，永定河下游泥沙淤积日益严重，京南水患频发。根据尹钧科等人的调查，廊坊一带明代地面比今地面低3.5~4米，清初地面比今地面低约1~2米。隋唐时代的地面应在更深的地下，那么永济渠埋深在地下何处呢？据《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记载，永清县城西北四五里地有一个叫作“通泽”的村庄，是隋代设置通泽县治所。《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通泽废县，在（永清）县西五里，隋大业七年置，属涿郡，寻废。”39通泽村外有村民集中取土之地，年深日久，形成一个面积有上千平方米的大坑，深处已达十余米。在大坑底部，有数眼古井出露，井中无水，有修葺井壁的砖头可见，井筒中还有不少陶片出土，多为破碎的陶质水罐。从砖头与陶片特征来看，可确定为隋唐文物。由此可知，隋代地面已经埋在地下10米左右处。在廊坊旧东安城一带，村民打井，在地下8.5米处出土有朽木渣和唐币“开元通宝”。另在固安县城西南六七里处发现系晚唐至五代时期的公主府古墓，均在地表8米以下的位置。根据上述几个出土文物的埋深位置来看，可以断定永清、固安、廊坊等地，隋唐时代的地面普遍要比今地面低8~10米40。由此可知，隋唐永济渠河道埋深在地下8~10米以下，由于埋藏太深，利用遥感等现代科技手段精确确定永济渠河道基本上无能为力。

在受永定河泥沙淤积较小的北京东南的大兴、通州一带，古代地面埋深相对较浅。1991年，北京文物研究所在朝阳区小红门构件厂出沙场内发现了一艘独木舟，出土地点位于今凉水河北侧200米，船底位于距今地面以下约3米处的淤沙层内41。从埋藏位置来看，唐代古河道应该埋藏在地面3~4米左右的位置。

永济渠埋藏于地下，其经行路线又无明确的文献记载可资利用，无疑增加了研究河道走向的难度。尽管目前没有直接的史料可供利用，但还有不少史料可以间接判断永济渠的大致经行路线。

大业七年，隋炀帝乘船沿永济渠北上幽州，在路上曾新设置两个县，这非常值得注意。《太平寰宇记》云：“隋大业七年征辽，途经淤河口，当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隋末乱离，百姓南移，就是城。唐贞观元年，以丰利、文安二县相逼，遂废文安城，仍移文安名，就丰利城置文安县，即今理也。”42贞观元年，丰利县省并入文安，文安迁至于原丰利城，此后文安县治所未有变动，可知隋代丰利县治所即今文安县城。既然隋炀帝途经淤河口并置丰利县，可知永济渠一定经过今文安。另外，隋炀帝还在今永清县城西设置通泽县，“隋大业七年，于今县西五里置通泽县，隋末废”43。隋炀帝设置丰利、通泽两县与其北上征辽的时间吻合，且都位于永济渠附近，显然这两个县的设置与永济渠有密切关系。永济渠是重要的军事物资补给通道，保证漕河运输畅通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借鉴后世金代事例，金朝实行潞水漕运后，曾确定运河沿线州县负责治理漕河事务的制度，“（泰和）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於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44。隋时安次县至文安县之间距离约70公里，永济渠经过这里，并且众多河流在此交汇，堤防维护、水道疏浚等工程均需朝廷进行有效管理，而二者中间地段距离遥远，管理不易，因此，这两个县的设置很可能是出于维护永济渠河道以保持漕运畅通的目的。若永济渠利用潞水，那么隋炀帝在经潞水北上时，却在距离潞水很远的永清县一带设置通泽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结合《太平寰宇记》对永济渠的记载，可以断定永济渠北段系经文安、永清、安次一线抵达蓟城，并没有利用潞水。

2.考古发现与永济渠河道的推测

（1）北京城南的唐代古河道

近年，北京大学学者岳升阳等人在北京外城南护城河和西护城河底的管道工程中发现唐代古河道。2006年3~4月，高碑店中水管道工程永定门桥至西便门桥段开工，岳升阳等调查了白纸坊桥至开阳桥的工程剖面，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河流洪水遗迹。在右安门桥东侧，出现含有大量唐代陶瓷片的含砾石砂层，砂层一直延续到东面的开阳西桥，剖面宽度在500米以上。右安门东桥以东100余米处，出土古树一株，古树仅余根部和根部以上70厘米高的树干，古树下面是一块厚30多厘米的灰色粉土层，树根固着在土层中。这块灰色粉土层已被水流严重侵蚀，东西只有数米宽，上面被将近2米厚的含砾砂层所覆盖，下面是早期的砾石层。这株古树可能是生长在河滩上的树木，在洪水中被埋入砂层之中。古树的14C测年为1165±3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770~980年，属于晚唐时期。从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在一千多年间，古河道呈现出向东摆动的特征。在唐代河流沉积层的东北边缘，也就是古水故道的东北边缘，仍保留着古水故道边缘的沉积地层。在开阳桥西北的清芷园工地岩土考古发现，西汉时期的地层叠压在灰色淤泥层之上，这处残存的早期河流沉积层呈西北至东南向分布，由清芷园延伸至开阳桥下，没有完全被唐代河流所侵蚀。

在唐代河道中发现了人工护岸、古船残骸、陶瓷砖瓦残片等文化遗物。在白纸坊桥南面的唐代河道北侧发现有三处木桩和石块组成的河岸残迹，第一处位于白纸坊桥以南约84米处，下部为木桩，上部为石块，木桩直径最大为28厘米。在它南面大约27米的地方是第二处护岸遗迹，在大约3米宽的范围内分布有木桩、木板、汉白玉石块等。由于受到水流破坏较大，遗迹保留很不完整。由此向南10米，是第三处护岸遗迹。第三处护岸遗迹在三处遗迹中规模最大，护岸的下部是木桩，木桩最大直径为34厘米，木桩之上是长方形汉白玉石块砌筑的岸墙，共存留有四层，石块厚30~32厘米，宽50~60厘米，石块之间的砌土中发现有白瓷片。木桩经14C测年，为距今1215±4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680~900年，属于唐代中后期。另外，此次调查还发现三条木船残骸和一处木船构件的堆积，从木船特征和埋藏情况推测，应为同一时代的遗物。第一条木船出土于白纸坊桥南约94米处，即第一处护岸遗迹南侧约9米处。船体仅露出底板部分，船头朝北，偏西数度，船位于砂层底部，船头依河底地势微微翘起，有一个向上的折弯。从挖出的船板残骸看，船头部位应该有用原木挖成的弧形护板，弧形护板厚度约10厘米。船板厚8厘米，宽约30厘米，船板相接处相互咬合，缝隙处施以白腻子，并以铁钉加固。船板出露长度超过315米，由于没有考古发掘，不知其全貌。第二条船出土于开阳西桥西约250米处，埋藏于唐代砂层中部，已十分残破，船身呈西北—东南向，船体向一侧倾斜约20度。船底残宽214米，板厚4~5厘米。船旁砂中有唐开元通宝钱一枚。第三条船出土于开阳西桥西约145米处，埋藏于灰褐色的粉土之中，很像是某一次河流过程的岸边。船头西向，偏南约15度。船体埋藏姿态尾高头低，呈5度倾斜角。船残长约9米，两侧船帮外撇，舷高约18米，船底宽约216米。船板厚4.15~5厘米，宽24~31厘米，船尾板残高60厘米，厚9厘米。船板接口处交错咬合，缝隙内填充白色腻子。船内有横木加固，横木之间的距离多在40~60厘米，船头底板向前翘起约30度。船木的14C测年，为距今1240±40年，树轮校正为公元670~890年，属于唐代中后期。船构件出土于开阳西桥西数米处，埋藏于护城河底以下约215米深处的灰褐色粉土中。在大约10米的范围内，分布有木板、木杆、弧形木板、横木等。

右安门以东唐代古河道走向为西北至东南走向，河道砂层的实际宽度约为300米。在白纸坊桥南，唐代古河道大致呈东西向分布，与白纸坊桥下的护城河呈垂直相交状，该处隋唐河道砂层的宽度有多次变动。河道砂层的南缘在白纸坊桥南约290米处。砂层向南尖灭，在尖灭处的砂层中裹挟有陶片、土块和植物残体。陶片中包含有汉代陶片和北朝时期的手按纹灰陶瓦残片，年代应不早于北朝。在白纸坊桥南约196米处，有另一次砂层的南缘，砂层透镜体向南尖灭，尖灭处的砂层中裹挟有大量唐代陶片、土块和植物残体。植物的14C测年为1360±4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600~780年，属于唐代早期。此砂层晚于前一道砂层，显示砂层南缘向北移动。白纸坊桥南侧的隋唐河道北岸也有变动，河道的北缘在白纸坊桥南侧，那里的灰色淤泥层距白纸坊桥仅有5米左右。但人工修筑的护岸在桥南约100米处。护岸有两至三道，早期的在北侧，晚期的在南侧，反映出河道北岸在向南推移。由此可以推测此处河道砂层的总宽度大约为290多米，后减至100余米。当然这一宽度表示的只是河道中砂层的总宽度，它是由多次洪水过程形成的，并不代表平时的水流宽度。从白纸坊桥南侧剖面和右安门东侧剖面看，唐代河道的含砾砂层底面虽然深浅不一，但平均深度都在护城河河底以下3米左右处，也就是今地表以下7~8米深处。河道中的砂砾石层厚度多在1.5~2米，其下为早期河流的砾石层。

今人推测永济渠上游河段应该是利用了蓟城南面的桑干河。“大业七年，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45大军出发之前，炀帝在城南桑乾河上举行仪式。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644年）亲征高丽，以幽州作为军队补给的重要基地，向辽东运送粮草也是由桑干河出发的。永济渠在蓟城南面的一段应是利用了桑干河河道。此次出土的隋唐河道，可能就是隋炀帝、唐太宗时期蓟城南面的桑干河46。

（2）朝阳区小红门出土沉船与古河道

1991年11月，朝阳区小红门构件厂出沙场内发现了一艘独木舟，出土地点位于今凉水河北侧200米，船底位于距今地面以下约3米处的淤沙层内。该木船系用一根大柏木的主干刳制而成，先将柏木沿纵向截成平面，树干断面呈现半圆形，然后在平面上向下挖空形成船体。船体长9.7米，船体中部保持完好，两端被水冲刷破损，船头宽约80厘米，船舱上口宽约70厘米，尾端宽110厘米，上口宽100厘米，船体最宽处116厘米。船舱深度48~60厘米，船舱壁及底部厚4~10厘米。舱内出土的几件瓷器从器物做法和器形上来看，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因此可以断定该船的年代为唐代。考古人员在现场清理时，发现在距地面1米深处沙层内有少量明代青花瓷残片，在距地面2~2.5米深处沙层内出土金元时代的残沟纹砖及白瓷、钧窑瓷碗罐残片。从出土地点和地层位置来看，唐代的古河道应位于今凉水河北侧200米处，古河道废弃时间约在明代。从木船的长度、重量来看，这条河道的水量在唐代还是很可观的（图2—4）47。根据此船的位置判断，隋唐时期的永济渠很可能就经过这里。

图2—4 小红门出土之独木舟

另据民国三十六年北平市郊区地图中，小红门村西北凉水河北侧1公里左右有宋家楼、五间楼等三个地名，与凉水河基本平行分布。楼字地名皆与河流堤防有关，至少形成于金元时期，是古河道存在的指示性地名，这在后文中有论证。该处地名也证明历史上的古河道在今凉水河的北侧附近。

3.通州南部漕运河道的判断与分析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代初期，对于元朝的历史文献多有收集，其中就保留有元代《经世大典》关于京通仓储情况的记载。元《经世大典》详细记载了大都城、通州和河西务三个地方粮仓名称、间数和储量规模。元代通州共设置十三仓，在《元史》、《禁扁》和《经世大典》三个文献当中均有记载。《经世大典》记载的通州十三仓有：乃积仓、及秭仓、富衍仓、庆丰仓、延丰仓、足食仓、广储仓、乐岁仓、盈止仓、富有仓、南狄仓、德仁府仓和杜舍仓（表2—1）48。但元史当中记载的通州十三仓则为乃积仓、及秭仓、富衍仓、庆丰仓、延丰仓、足食仓、广储仓、乐岁仓、盈止仓、富有仓、有年仓、及衍仓、富储仓。元王士点撰《禁扁》关于通州十三仓的记载与《元史》一致。两相比较，可发现《经世大典》中的南狄仓、德仁府仓和杜舍仓这三个漕仓与《元史》和《禁扁》中的记载不同。

表2—1 《经世大典》所载通州十三仓

实际上，元代通州十三仓当以《禁扁》、《元史》为准。《经世大典》所记载的南狄、德仁府和杜舍是今通州的三个乡村地名。南狄是今永乐店镇南堤寺村，南堤寺原名南堤，村中有光绪十五年立娘娘庙碑，碑文中有“通州漷邑南堤天仙娘娘庙”之语，至今当地百姓仍习惯称南堤寺村为南堤村。《永乐大典》抄写元代的记载写作南狄，康熙、乾隆和光绪版《通州志》皆写作南德。南狄、南德都是南堤的异写，民国《通县志要》写作南堤。在现状南堤寺村之北，有一个村叫作北堤寺。显然，南堤、北堤是相对而言的，既然叫作堤，那么堤之间一定有河流存在。在野外采访中得知，南堤寺和北堤寺之间原来属于地势低洼地带，当地居民称之为河影子，在其中尚能找到螺蛳、河蚌等水生动物遗迹。另南堤寺村娘娘庙后以前曾有一个很高的土堆，村民称之为“河山子”，很可能是以前的河堤或风积沙土堆。

德仁府是德仁务村，在华北地区的村落中，凡是叫作“某家务”的村落也叫作“某家府”，务府不分，故有“逢府必务”或“逢务必府”的说法，德仁务村今天也叫作德仁府。另据《通州文物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在德仁务村东南修挖水渠时，曾发现一艘古代沉船，长约20米49。此外，自德仁务村北向西北延伸一直到南堤寺村与北堤寺村之间有一个略洼的条状地带，当地居民说这里“十年九潦”，并猜测这里过去可能是一条河。

杜舍是杜社，马驹桥镇有大杜社、小杜社两个村。从成村规律来讲，很可能大杜社村就是早期记载的杜舍，小杜社村可能是后来分化出来而形成的。

从文献上可以知道，南狄、杜舍和德仁府这三个地方拥有粮仓，且记载入京城仓储文献当中，显然不可能为社仓或常平仓，必定与漕运有一定关系。这几个村的仓储记载说明元代有一条漕渠经过这里，但德仁府、南狄、杜舍三个漕仓规模很小，可以推断出其漕运功能已经严重弱化。《辽史》记载，辽圣宗统和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漷阴镇水，漂溺三十余村，诏疏旧渠”50。漷阴镇位于今通州南的大小北关和前后南关村之间。漷阴镇于辽太平中设为漷阴县，今大杜社、南堤寺村、德仁务村均为漷阴县的属地，元代经过此处的漕河去漷阴镇不远。统和十二年漷阴镇大水漂没三十余个村子，朝廷命令疏挖旧渠，说明这条河渠早就存在。联想到清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允祥即沿着大杜社、南堤村、德仁务一线开挖凉水新河以排除通州、武清一带沥水的事实。辽统和十二年疏挖旧渠，显然是为了排除漷阴镇一带滞留的积涝之水。元代《经世大典》所记载的经过杜舍、南狄与德仁府的漕河很可能就是辽代的旧渠。既然辽代漷阴镇附近有“旧渠”，说明该渠早于辽代，据此推测“旧渠”很可能是隋唐时期的永济渠。

另在大杜社村西北，有前堰上村、后堰上村。在后堰上村西北的凉水河北岸有一个村叫水南村，显然是因位于河流或湖泊之南而得名，但今天水南村北却是一片田地，丝毫没有水的影子。水南村西北有次渠村，从名字上来看，村名来源与河流有关。那么，次渠村名的含义是什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先得考察一下几个地名。今平谷城区东南泃河边有东寺渠、西寺渠两个村，因村中有八蜡庙，且濒临泃河，故名“寺渠”，但当地老人皆称作“刺”渠；大连旅顺有寺儿沟村，当地皆读作“刺儿沟”，因该村位于山沟内，且山沟内建于明代的寺庙而得名；延庆有茨顶村，因该村临近的山顶上有寺庙而得名。上述几个地名均因寺庙和地物而得名，按照现代发音分别为“寺渠”“寺儿沟”“寺顶”，但实际上民间将“寺”字皆读作“cì”，并且存在于“寺”字打头的地名当中，在国内还有许多类似的地名可作为佐证。由此，可判断通州次渠地名中的“次”字，当为“寺”字，次渠村得名应与其村内的寺庙有关。事实上，次渠村的确有一座大庙叫作宝光寺。按文献记载，次渠村宝光寺建于元代，寺内有定光佛舍利塔，塔高30余米，是方圆十几里地最高的建筑。可以想象，此寺庙势必成为村落指代性地标，另外该村位于一条河流之畔，也成为该村的指代性地标，该村自然命名为“寺渠”，因“寺”读为“cì”，故文字上记作“次渠”。现状次渠村附近并没有河流，从次渠村名来看，历史上村旁应当有一条河流经过。依据宝光寺建成年代可知，至少在元代，次渠村附近是有一条河流存在的。根据上述地名分析，可知在水南村北侧西北至次渠村，早期应有一个河流存在，并且该段河流位于流经大杜社、南堤寺、德仁务的漕渠的上游，且都为西北—东南向，应当是同一条河。这条河存在时间至少在元代及其以前，并且这条河自西北而上，可抵达朝阳区小红门。

那么，这条河是哪条河呢？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对马驹桥村的地名进行分析。《通州文物志》记载，马驹桥村曾发现有一金代金崇教院通州都纲大德塔经幢，根据铭文记载，马驹桥金代叫作马驹里，经幢建于金明昌二年（1190年）51。马驹桥应是来源于马驹里和村北河上的桥梁，当是后来建桥以后才出现马驹桥这个名称，由此推测金明昌二年浑河尚未改道至此，或浑河流经此处，但还没有建桥。结合水南村、次渠村这两个地名分析，至少元代在次渠村和水南村北部一线有一条河存在，这条河向东南流经大杜社、南堤寺、德仁务等村落。根据永定河历史上自北向南摆动的规律，推测至少在金明昌二年以前，浑河自小红门向东南流经次渠、水南、堰上、大杜社、南堤寺、德仁务一带，还未改道经过马驹桥。如果作进一步推测，这条河应当就是辽代统和十二年所疏浚的“旧渠”。元《经世大典》记载杜社、南堤和德仁务有漕仓，说明该河历史上曾经有漕运功能。这条河既然辽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且辽距唐时代较近，由此进一步推测，该河应当是隋唐时期的永济渠，辽金元时期也曾有所利用，只是小规模运输，缺乏相关记载。

4.廊坊地区的永济渠河道分析

按照前面的分析，可判定永济渠约在德仁务附近向南进入今河北省廊坊境内。由于廊坊以南地区元明清时期受永定河影响很大，故河道遗迹几无保留，只能依据文献记载进行宏观分析，同时结合地名进行微观上的考证。《太平寰宇记》幽州安次县条记载：“本汉旧县，东枕永济渠。”52说明安次县有永济渠。现代研究者多以为“东枕永济渠”意味着永济渠经过安次县城东，其实未必，本段文字并未详明县治与永济渠的关系。若永济渠在安次县东境，用“东枕永济渠”也说得过去。因此，这句话只说明永济渠经过安次县之东。

今廊坊市南有马头镇，位于唐宋安次县治所旧州镇东南，永乐《顺天府志》记载东安县有马头社53。按马头当系“码头”的谐音，显然此地名与航运有密切联系。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贯通，运河沿线出现很多叫做码头的村落，如通州的马头村、张家湾的上马头、下马头、武清河西务北的马头村，其他与码头相关的地名有通州的双埠头、南运河的泊头等。从北运河沿线马头村的得名来看，这些村落均位于运河边并有着长期通航历史。据此推断，廊坊的马头村显示出这里曾有河流经过，并且能够通航。按照文献记载，永济渠在安次县东境，且此处除了永济渠在这一带长期作为通航河道以外，就没有其他漕运河道了。因此，码头地名的得来应与永济渠有一定关系。

五代时，柴荣北伐契丹，也曾在隋唐永济渠的基础上疏治水道。为了保证军事后勤供应，柴荣在北伐之前就开始治理通向契丹境内的水道。宋人王巩在其著作《闻见近录》中说：“世宗开御河，本为蓟燕漕运计，御河其不可废也。”54御河等河道的疏治，不仅为收复幽州输送物资作了准备，而且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宋辽对峙时期，以巨马河为界，俗称界河。为防止辽军南下，宋朝在沿巨马河一线利用河流、湖泊较多的特点，将河湖贯穿连通起来，形成一条横亘东西的塘泺。《武经总要前集》记载宋辽边境的乾宁军至霸州之间的塘泺地带时说：

一、塘水东沧州界，去海西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御河岸。

一、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御河西。

一、东起信安军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55。

《宋史·河渠志》对塘泺的记载基本与《武经总要全集》一致：

“其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永济渠为一水……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

根据上述文字记载，可以判定，永济渠经过信安。不过此处的信安，当理解为信安军境内，并非指信安城。信安以北的永济渠河道因文献无记载，无法判定具体河道走向。

五代时期，后唐大将赵德钧镇守幽州十余年，曾开挖河渠以运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记载：“奏发河北数镇丁夫，开王马口至游口，以通水运，凡二百里。”56另《旧五代史·唐明宗纪》也有同样记载：“长兴三年六月壬子朔，幽州赵德钧奏：新开东南河，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运，舟胜千石，画图以献。”57查在廊坊市区西南，永定河北岸有一村落，名叫王玛，当为后唐时的王玛口；淤口，即今河北省霸州东南的信安镇，古称淤口关。今王玛至信安的直线距离不足80里，而赵德钧所开东南河长165里，倍于直线距离有余，说明当时所开的河渠并非直行，而是因旧河，就地势，曲屈而成。这里的旧河必是桑干河的多条故道58。王玛位于旧州镇南，东南可至码头镇，自码头下达淤口。若永济渠从安次县城东经过，则下行可经王玛至今码头村，然后再下行至淤口。若如此，那么赵德钧开东南河很可能利用了永济渠旧河道。若永济渠从安次县东境经过，下经码头至淤口，那么东南河就与永济渠没有关系了。孙冬虎认为，河北南部粮船沿原永济渠至独流口后，西北折入巨马河，溯流西上至淤口，再循新开凿的东南河向东北行，经永清县东境至王马口入桑干河南派，西北浮航至幽州蓟城西南。这条自淤口的至王马口的东南河代替了旧有的永济渠北段，已非隋唐的永济渠了59。

5.信安至文安的永济渠河段

大业七年，隋炀帝征辽，“途经淤河口，当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60。隋炀帝沿着永济渠北上，途经淤河口，并在三条河的合流之地设置丰利县，由此可知三条河流当中必有永济渠，这说明永济渠经过今文安县城附近。关于淤河口，今人均以为是信安，信安唐为淤口关，后周改为淤口寨，宋为信安军，金改信安县，元初省入霸州。但是，文安与信安的直线距离约30多公里，且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以前在两地之间有滹沱河、滱水、易水等诸河流过，嘉靖《霸州志》记载有“新挑河”云：“州南八里许，旧有古河，上自莲花台，下达台山，绵亘数十里，岁久淤塞，诸水散漫为害，副使陆公坤寻故道浚之，水势以杀，民甚赖之。”台山是霸州所辖之地，今有台山村，“在州东三十里，实九河所经，俗谓台山无山是也”61。由此可知，文安淤河口与信安淤河口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按《太平寰宇记》所说淤河口在丰利县一条记载，可判断隋代永济渠当自平舒县向西北流向文安，在文安与另外两条河相汇合，即三河汇流的淤河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画文安附近滹沱河系依据《太平寰宇记》所记，即在文安西北三十里，这不是隋唐时的情形。《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均无滹沱河记载，无法判断其具体流向，但按照丰利县“三河汇流”的情况来看，滹沱河很可能在文安县南即丰利县一带与永济渠合流，并与另一条河流汇合。据此分析，永济渠在文安与滹沱河等河流汇合后，向东北流抵达信安，在信安附近沿桑干河北上抵达蓟城。今人研究多以现代南运河为永济渠之故道，均以为至独流或东北至今天津北上潞水，或西行至信安经桑干河北上，不但与史料记载不符，且以为河流千百年静止不动的观念来分析问题，难免不出错误。

6.关于永济渠自独流口向西沿巨马河至信安河段的分析

《太平寰宇记》记载：“御河，在（乾宁军）城南十一步，每日潮水两至。其河从沧州南界流入本军界，东北一百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东七十里于浊流口入海。此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路。”62永济渠自沧州北流进入乾宁军，即今青县，在军界东北190里处与潮河合流。此处的潮河，当为潞河，系潮河和白河合流而成。潮河与永济渠合流处向西还有一条河流，可抵达淤口、雄州、霸州等处水路，而这条水路当为巨马河。今人研究均以此为基础，认为永济渠利用了巨马河的一段，即永济渠自独流口溯巨马河而上，至淤口溯桑干河上行至幽州。但这段文字实际上描述的是五代和宋朝时的河流走向，柴荣利用巨马河一段开辟御河，并非隋唐永济渠的原样。

御河、潮河和巨马河三河汇流之处，当为唐杜佑所著《通典》当中所记载的“三会海口”。

渔阳郡，东至北平郡三百里，南至三会海口一百八十里，西至范阳郡二百十里，北至庆长城塞二百三十五里，东南到北平郡石城县一百八十五里，西南到范阳郡雍奴县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密云郡二百十七里。63

依据《太平寰宇记》和《通典》可知，按照唐代里数，三会海口距离渔阳郡为180里，距离海岸70里。按唐代一里约合现在的550米左右，依据今天的标准算，三会海口距离渔阳郡为100公里，距离海岸线约为40公里。今天津境内有四道贝壳堤，其中第二道贝壳堤在白沙岭、军粮城、泥沽，向南一直到黄骅的歧口。贝壳堤是古海岸线的标志，根据测年数据分析，第二道贝壳堤形成于距今2500—1100年前，由此可知唐宋时期的海岸线在军粮城、泥沽一线64。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唐代海岸线约在天津葛沽一带。据此推算，唐代三会海口并不在今天的天津三岔口一带，而是在天津市以西的杨柳青附近。近现代学者多以今天津三岔口一带作为唐代的三会海口，其实是错误的。宋仁宗八年（1048年）黄河北支自天津入海，直至金明昌五年（1194年），长达150年左右，并且辽金以后永定河、子牙河等河也在此汇聚，这些河流含沙量大，泥沙淤积，势必推动河口向下游迁移，并且当时这里基本上荒无人烟，在缺少人力的干预下，三会海口怎么会在一千多年时间里居然没有任何变动，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四、永济渠北段河道的推测

隋唐时今永定河称作桑干河，大致沿今凉水河一线东南流，往下应与潞河合流。今涿州有白沟河，该河在涿州境向南流汇入大清河，这是由于受到现代永定河冲积扇的影响而形成的流向。永定河冲积扇自元以后因河道在京南来回摆动而向南延伸，这阻挡了其西侧来自太行山的河流向东南流的流向，被迫改向南流，白沟河就是受到永定河冲积扇向南延伸的影响而被迫改向南流。隋唐时期，古白沟河当在桑干河之南大致与其平行东南流，经行固安、永清、码头镇东南入巨马河。永济渠北段河道应当是利用了桑干河和古白沟河的干流，在两条河流之间横向开挖河道，将两条河流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永济渠的北段。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永济渠北段河流大约在今通州德仁务村以下开河，西南经安次，至通泽县与古白沟河相连，然后利用古白沟河作为运道，下行注入信安境内的巨马河。另信安以东为众河交汇之处，当有许多湖泊存在，通泽县的设置显然是与古白沟河通往此处淀泊遍布的水环境有关。

图2—5 永济渠推测河道示意

综合上述，关于隋唐时期永济渠的大致走向可推测如下：永济渠从蓟城城南沿着今凉水河东南行，经小红门向北偏离凉水河，然后入通州南境，沿着东石、次渠、水南村北一线，再经行大杜社、南堤寺、德仁务村折而向南，进入廊坊市境，很可能经旧州镇东，东南经码头镇，再向南至霸州信安镇，然后西南至文安，再东南至青县，与南运河相会（图2—5）。由于北京至天津之间地势较陡，河水下泄较快，而运河需要保存一定的水量，才能浮送漕船。金元明清时期，为了确保北运河有足够的水量，在河道治理上，采用了使河道弯曲的办法，降低河流的纵比降，减缓河水流速以保持足够的水位。据此推测，隋唐时期的永济渠为保持河道存有足够的水量，当也是采用弯曲形状。

那么，永济渠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从三会海口沿潞水北上，溯流而上由桑干河上游抵达蓟城呢？这可能是因为桑干河和潞河都是北京地区的大型河流，桑干河汇入潞水后，河流水势难以控制的缘故。另三会海口为滨海地区，地域开发程度较低，人口稀少，运河的维护和管理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