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例外论？进步主义的衰落
在社会福利领域谈论美国例外论往往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其具体特征与欧洲国家并无根本上的差异（Rodgers 1998, pp.255-258 & passim）。但总体来说，美国式福利主义的内在结构还是自成一体的。它表面上反映了19世纪典型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张力，由此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分野，一种围绕普遍主义原则形成的地方主义与联邦主义之间的明确分工，一种即使由国家提供福利，对福利的理解也偏向温和的态度，以及一种逐步被纳入（而不是被取代）政府规范和干预范围的高度商业化活动。尽管美国之前对来自欧洲的意识形态广泛接纳，但在社会政策方面，美国并没有为其提供肥沃土壤。在进步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家们，尤其是身处进步运动及其社会科学家行列里的这些人（Hofstadter, 1955a），无论他们的言论如何具有说服力，与欧洲的进步派相比，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只维持了相当短的时间。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美国政治文化提倡个人奋斗，在其中阶级与集体社群都充斥着种族优越感的社会分野。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的福利体制并未设计一种以族性作为判断社会脆弱性标准的再分配体系。例如在英国，直至20世纪中叶，与种族有关的非歧视性服务才得到认可，它在树立福利意识形态过程中与资源再分配同样意义重大（Titmuss, 1976, p.191）。
由于合众国没有强大的全国性官僚机器，也不存在一个集权化国家的传统，这就使它往往诉诸抽象的并带有些许神秘色彩的宪法属性。宪法提供了公正和凝聚点，在具体的、有分裂倾向的政治层面，这些是无法发挥作用的。然而通过法律形式主义（legal formalism），宪法渗入社会政策的观念之中，同时法院积极参与福利政策的制定。他们接受一种寓于正当程序观念的最低限度的机会平等（Skocpol 1995, pp.Ⅱ, 24-25, 96），倾向于契约而非需要基础之上的权利授予。20世纪前半叶，这一概念上的普遍主义没有能力推动联邦社会政策，这就使社会政策不均衡地偏向于地方主义、市政改革（Faulkner 1931, pp.124-129）以及商业领域为提高效率和以自利为目的地减少浪费（Rimlinger 1971, pp.67, 73），通过各自的方案非集中性地解决工人的福利问题。19与欧洲主要国家不同，美国在制度上和地理上的分野使其无法形成某种整齐划一的福利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国家意识，联邦主义的吸引力促使其形成一种以各州为单位的福利建制（Skocpol 1995, p.Ⅱ）。
最初，福利并未引起多少争议，因为在19世纪它还只是局限于退役军人的抚恤，20世纪早期集中于离退休人员以及母亲津贴、女工保护，当时还没有后来对其正当性造成损害的那种依附性意涵（Berkowitz 1991, pp.ix, 3, 92, 95; Skocpol 1995, pp.7, 76-78, 96）。20值得注意的是，就政府的商业联系而言，即便如美国“劳联”主席塞缪尔·冈伯斯（Samuel Gompers）这样的工联主义者也对政府持怀疑态度。面对一种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劳联领导层往往在支持与反对之间摇摆不定（Patterson 1994, p.33; Skocpol 1995, pp.101, 110-112）。
福利思想更具抱负的形式往往被视为社会主义，美国福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鲁比诺（I.M.Rubinow）遭遇的情况便是如此。实际上，他的思想与以霍布森（J.A.Hobson）为代表的欧洲社会改革思想很接近，鲁比诺本人对霍布森的著作也相当熟悉。在鲁比诺看来，社会保险是“社会努力代替个人努力”，它与危险境遇中的损失分配密切相关，这正是“现代进步主义国家所关心的”，其包含消除贫困，确保个人劳动获得公平回报这类更远大的目标。显而易见的是，鲁比诺的福利概念包含现代文明以及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包括艺术、诗歌以及音乐。社会保险意味着“……依据……那些由于对国家活力的适当考虑而使其迫在眉睫的标准，更为公平地调整社会产品的分配”（Rubinow 1916, pp.3, 5, 10, 481, 491）。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美国社会保障协会秘书长爱泼斯坦（Abraham Epstein）提出了“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这一术语，以超越仅仅将工人作为扶助对象这一阶级局限。“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由于让人想起俾斯麦式的强制性储蓄而未被采纳，“经济保障”（economic security）这一术语则忽视了社会的整体福利（Haber & Cohen 1948, pp.39-40）。
诸如此类的主张在美国文化中能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值得一提的是，进步主义社会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重新提出追求公益（common good）这样的概念，它意味着为个人提供充分实现其潜力的机会，这种公益将由对经济组织的重构予以支持（Dewey 1935, pp.25-26, 51, 88）。从另一种立场出发，一战期间，在一批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为核心的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诸如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沃尔特·韦尔（Walter Weyl）以及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一进步派刊物倡导建立一种再分配基金，以便为补偿工人工伤、残疾或养老保险提供资源（Seideman 1986, p.35）。克罗利认为，“社会福利……是一种必须成为社会明确追求并能有效实现的目标”，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某些永久的需要和利益”。他有关美利坚生活美好展望的主张包括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其中，公共的、友爱互助式利益得到积极国家的推动，而这种活动将有助于个人自由。在1912年竞选过程中，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采纳了这一主张（Croly 1909, 1909, pp.186-190, 207-208; Croly 1915, pp.148-149, 188-197; Rimlinger 1971, p.64）。李普曼逐渐认识到，20世纪初社会效能（在英国称为国民效能）的混入使关注点集中于有关人口质量的优生学考量以及人类相互依存式发展之上。他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在于“保障和补偿自由主义本身进步式发展所带来的损害”。对于福利自由主义的性质，他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洞见，同时，他并不像英国自由派那样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尤其是后者对市场更高程度的不信任。李普曼指出：“相对于社会秩序来说，自由主义是激进的，而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分工，自由主义却是保守的。”（Lippmann 1956, pp.213, 224, 236）
诸如此类的福利主张其灵感主要来自英国，但却带有本土资本主义的变形，它将社会整体论与个人努力相结合，然而却在美国的意识形态角逐中败下阵来，即便个人与社会贡献的平衡也在人们看来过于宽泛。合众国并未产生一大批如在英国那样左右公众想象并改变一整套主导思想体系的福利理论家。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制度性举措并不必然反映进步派的福利理论，而且政府的许多政策也并非源自欧洲已有的那些连贯的、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Young 1996, pp.169-170）。恰恰相反，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为福利举措有害于一个健康社会的维系，他的这一观点在美国仍然有着强有力的影响。斯宾塞的美国学生萨姆纳（W.G.Sumner）曾指出，社会秩序“与物理世界的秩序一样，都由自然规律所确定。人类所能做的最多只是由于无知和自命不凡而破坏社会规律的运行”（Spencer 1969; Sumner 1914, p.37; Taylor 1992; Hofstadter 1955b; Rimlinger 1971, pp.48-49）。值得注意的是，减少福利既是实践上的，也是措辞上的；福利这一术语与“社会保障”被严格区分开，后者专指给予贫困者的施舍，并被设计为一种从总岁入中支取的有条件的馈赠。从意识形态上说，有条件的馈赠这一语汇即“不受欢迎”（non grata）的意思。福利与社会保障的这一关键区分对社会保障概念做了限定，使它的无条件物质救助伴以有条件的社会认可（King 1999, pp.150, 270; Patterson 1994, p.76）。这一区分正是比阿特丽斯·韦布之所以不接受社会保险的关键，因为后者将使保险与救助之间那种备受指责的界限永久化（Mc Briar 1962, p.276）。
社会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往往用社会-经济契约取代平等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在社会-经济契约中，必须通过良好的行为换取社会扶助。用1936年一份官方报告的话说就是，典型的美国福利体制“并不直接向个人提供生活的保障，而是为个人提供机会，并迫使他自己为自身的生活保障去努力……而为了得到这样的机会，个人必须依靠自我奋斗”。21美国人的福利思想渗透着一种个人主义，它强调个人在改善自身经济福利方面的责任，例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看来，养老金就是“人们在工龄期所获得的自然利润以及保险费”（Rimlinger 1971, p.214），而当个人未能实现这些预期时将会受到群体的惩罚。国家的作用在于促成这种责任的履行，其表达只能被理解为一套私人交易，而非一种完整的社会连带或有机论的展现。社会保险旨在保护“一种独立精神”，这种精神被视为“美国例外论的实质所在”。22它与法国人将风险常态化的做法相距何止千里。
对责任的强调很快便转变为这样一种话语：（自然）权利居于主导，它揭示出美国政治思想中宪政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一个关键分歧，前者关涉程序平等，要求对个人给予保护，而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持保守立场的社群主义采用了共和主义式语汇和符号，对个人主义构成极大的约制。后者盛行于社会政策领域，在其他西方社会，该领域已经成为国家-个人关系发生转型的决定性舞台。在合众国，社会福利体制维护其尊严和正当性的途径只有通过工作-供给-保障这样的伦理链条，而对福利的狭隘解释由于与某种国家主导下的再分配体制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变得声名狼藉，这一再分配体制所依据的是需要而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赚取。“将国家作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工具”（Rubinow 1916, p.500），这种有关国家的新概念即便在新政派人士中也未找到信从者。虽然欧洲国家的福利实践缺少自己的理论目标，但美国的福利实践却反映了一种在有关激进变革的概念上更为简单化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商业的作用、福利的购买还是对私人利益的呼吁，都反映了美国福利体制的市场特色，而这在欧洲也同样明显。1949年后，在成立不久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术语作为一种建立在坚实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福利的象征而日渐突出，而在法国，对公共与私人安排的混合的依赖，成为将福利概念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那份得到广泛赞誉的《贝弗里奇报告》也极为倚重于市场，这说明它本身也是英国整个福利思想复杂系统中的一部分。正如马歇尔所正确指出的，这一体系遏制了对市场力量自由运行的影响、干预以及替代（Marshall 1965, p.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