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陕西、河南布政使：助开马市，忧心国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忧满，孔天胤起复陕西，任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从三品。这年，孔天胤四十六岁。这是他第三次到陕西任职了。

孔天胤第二个号“管涔”，就是本次到陕西后开始使用的号。“文谷”是水，“管涔”是山，他这是在生命的深处，切入故乡山水。从另一层面来说，“文谷”仅流经交城、文水、汾阳、孝义诸县，而“管涔”所代表的汾河却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由晋北的管涔山到晋南的河津县几乎纵贯整个山西。宦游在外，孔天胤是在内心，把整个的山西山水都融汇到了自己的生命结构中，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

 

（一）庚戌之变

 

此次孔天胤在陕西一共待了五年，期间经历了两次升职，都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第一次是由陕西布政使司左参政升陕西按察使司按察使，由从三品升为正三品，职责也由负责行政的分守道改为负责全陕之司法刑名。事记于万历《陕西通志》“职官•按察使”：“孔天胤，山西汾州人，进士，历佥事、副使，嘉靖三十年任。”第二次是由按察使升右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孔天胤有文章称“嘉靖辛亥……时余谬从陕之廉使，移布政右使”（《〈白雪阳春〉序》），“辛亥”即嘉靖三十年（1551），“廉使”即按察使。这次升迁，他再次回到行政职位。同一年连升两级，一来说明当时朝廷特别是陕西正值用人之际，二来也说明孔天胤在陕西之政绩突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俺答率军犯大同。八月，大举入寇，“京师戒严，薄都城”（《明史》），史称“庚戌”之变。兵围京师，俺答提出了“通贡互市”的要求，希望与明王朝恢复正常的边境交易。

据《明史》，在弘治十七年（1504），蒙古与明朝之间一直存在的朝贡关系中断，边患便愈演愈烈。从嘉靖十一年（1532）到嘉靖二十八年（1549），蒙古曾屡次提出互市要求，先是小王子，后是俺答，但都被明王朝拒绝。使事情更趋向于恶化的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和嘉靖二十五年（1546），明王朝“杀使绝贡”激怒俺答，招来更大规模的入侵。嘉靖二十六年（1547），俺答派特使李天爵第五次提出通贡之请，明世宗不仅不允，还下旨以后边臣不得“代为闻奏”，“通事人役违法启衅者处以重典”（《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又“束书矢端，射入军营中”求贡，明世宗再次拒绝。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之后，俺答年年进犯，无岁不入，再加上倭寇犯海上，国家陷入战乱之中。

孔天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陕西上任的。他这样描述当时陕西的情况：“迩来西北多事，而关陕之为殷；四方灾馑，而关陕之为甚。天下民力凋攰，奸宄萌滋，吏治之弗胜也，而关陕之为尤。”（《赠中丞印台傅公进少司空还朝序》）这一方面是因为陕西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惟陕之重，东抗河山之阻，南控郧汉之岩，西阑巨羌，北堵强胡，中峙八郡，间树大藩戎马之会，屏翰之雄，而京邑之右臂也”；另一方面百姓又深受边患和藩府供奉之苦，“百姓之供边者六，而匮其三，供藩府者四，而匮其二。而后民用凋攰，吏治之艰难也”（《贺大中丞樵村贾公巡抚陕西序》）。

任陕西左参政期间，孔天胤曾写信向经常“与士大夫讲方略、论战守”且“谙知九边要害”（雍正《陕西通志•人物》）的南京国子监祭酒王维桢（陕西人）求教。因孔天胤陕西期间的大部分诗歌和前期书信散佚，我们只能从王维桢的回信中了解这次通信的内容。

回信中，王维桢对孔天胤谈及当时寇乱为剧的情况以及仇鸾等人防守的无能，表达出一种异常焦虑的情绪。他认为，当时明朝廷与蒙古军队的强弱情况一目了然，而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却不解决实际问题，令他非常气愤：“议者，疑也。国有举措，可者半，不可者半，则议之，谓议之则是非决矣。今胡骑侵轶明明知强，我兵倒戈明明知弱，强斯推之，弱斯振之，何议之为？”强弱情况一目了然，有什么可议论的？推强振弱，行动比议论更重要。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激愤和焦虑：“仆拊膺痛肠，弗能少宁者也。夫国有危急而众共忧之，是何忠者之盛也；比及任事而复相推毂，又何让者之多也。”议论者多而可任可者少，遇事挺身而出者少而互相推诿者多，令他激愤焦虑莫名。他对孔天胤说，谈到国事，不觉“触目激衷，至废眠食，引纸摇笔，不觉烦赘”，还希望孔天胤“不以为诞谩”（王维桢《答孔文谷大参书》）。

可以看出，王维桢向他传递的是朝廷当时的情况，且有一种失望忧虑的情绪，似乎没有为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主意。

 

（二）循行咸阳

 

嘉靖二十九年（1550），孔天胤循行至咸阳，适分巡副使张涣督修咸阳周文王、武王陵寝及周公太公墓成，受知县孙湛所请，孔天胤作《重修周文王、武王陵寝及周公、太公墓祠记》。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向来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的人格魅力是天下知识分子希望后世帝王能够具备的优秀品质。尧、舜之后，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天下追随，周武王讨伐暴纣而重建清平之世，成为后世的圣王典范；周公、太公是周武王重要的辅佐力量，助其灭商也助其治国理政，是天下贤相的典范。圣君贤相，正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心中不倒的理想旗帜。而文王、武王、周公、太公陵寝墓祠在咸阳，“咸阳之北，毕原之上，有周文王、武王之陵在焉。而周公、太公之墓，亦在于是”，咸阳修而饬之，其意义一方面在于文化建设，另一方也是要在国家遭逢外族入侵的战乱之中给当地官民一种精神信仰：文武未坠于地，文武在兹，一切都会安好。

此墓祠祀，万历《咸阳县新志》及雍正《陕西通志》俱载。

 

（三）助开马市

 

嘉靖三十一年（1552），在陕西总督王以旂的推动下，延绥、宁夏马市开。其时孔天胤已升陕西右布政使，因参与其事，得到了朝廷嘉奖。《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一年（1552）正月：

以延、宁马市成，赏原任陕西巡抚鲍象贤、巡抚贾应春、布政孔天胤银币有差，通事猛忽儿等升一级。

 

《明史•王以旂传》：“延绥、宁夏开马市，二镇市五千匹。其长狠台吉等约束所部，终市无哗，以旂以闻。”有王以旂在，马市就能正常运行。虽然后来朝廷下令关停所有马市，但王以旂在陕西任上所维持的马市，依然为陕西的边防安宁及蒙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陕西官民一度免受战乱。作为陕西右布政使，孔天胤也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四）关中得子

 

嘉靖三十年（1551），孔天胤在陕西任上喜得一子。这一年，他已四十七岁。

孔天胤母忧期满初入关后，在给同年谢少南的信中，称“忧殇之余，多病且衰，嗣且未立，抱关以来，益复无绪”（《与谢与槐少参》）；致仕后给王崇庆的一封信中，称“小儿七岁，小女十岁，足娱目前”（《再与端溪翁》），可知其时已有一女一子。孔天胤刻于万历四年（1576）的《文谷渔嬉稿》中，有《儿阶生日诗以勉之》一首，首句称“年当五五学何如，可是趋庭效伯鱼”，“五五”指二十五岁。由此可推知孔阶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此前孔天胤已有一女，当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汾州期间。

孔阶出生之前，孔天民已有子孔阳，这从王崇庆后来所写墓表中名字的排序即可看出：“孙男四，曰阳，曰阶，曰陟，曰陞，俱幼学。”（王（崇庆《孔麟新郑县君墓表》））孔天胤一生只有这一子一女，孔天民共有三子，分别为孔阳、孔陟、孔陞。

孔天胤四十七岁得子，自是人生大事，他多年来“四十无儿”“子嗣不立”之类的感叹从此可以休矣。当时同任关中的同年苏志皋为画《古桂双喜图》，并作题画诗曰：

 

古桂花重发，云荪蔓女萝。灵禽相对语，佳气晚来多。20

 

孔天胤任职陕西期间，苏志皋任陕西左参政分巡关内道。孔天胤与苏志皋情感上最为相通之处，便是二人均曾任颍州兵备。

苏志皋贺诗中写到的古桂花发、荪蔓女萝、灵禽对语，都是吉祥意象。而“佳气晚来多”一句，更是称贺其四十七岁得子之福。

陕西兵备副使张瀚也写诗祝贺。其《贺孔右使诞子》其二曰：

 

清夜梦熊罴，嘉辰弄掌珠。渥洼龙是种，舟穴凤鸟雏。在箧经堪授，悬壶志不孤。迟余具汤饼，莫惜倒银壶。（张瀚《奚囊蠧馀》卷六）

 

“梦熊罴”，也作“梦熊”，生男孩的代称。典出《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和？维熊维罴……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宋王安石《思王逢原》诗：“又说当产子，产子知何时？贤者宜有后，固当梦熊罴。”张瀚以此典故，祝贺孔天胤生子。渥洼，指代神马。唐韩琮《公子行》：“别殿承恩泽，飞龙赐渥洼。”神马凤鸟，皆祥瑞之物。第三联，张瀚祝贺孔天胤从此所学有传人，济世有同道。

 

（五）主持乡试

 

嘉靖三十一年（1552）是乡试之年，孔天胤为当时主考官代作了《陕西壬子科乡试录序》。

序中记载，尽管处于蒙古兵入侵之际，但“克慎厥事”却是必须的，因为在朝廷用人之际，作为明年会试、廷试之初选，这一次考试至关重要。因而陕西官员从上到下，从职在教育的官员到其他部门官员，全都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孔天胤文集中《陕西壬子科乡试录序》一文，参与人员的名字全部略去，只以“某”代，今检嘉靖三十一年《陕西乡试录序》，可还原其全貌：“巡按监察御史姚一元寔监临之御史按部”，“提调则布政使张臬、左参议张铎，监试则按察使李冕、副使殷学，其诸执事咸秩如虔如惟，式画既已昭矣，乃进巡按监察御史刘世魁、提学副使谢少南所简士二千有奇，三试之，得中式士六十有五人，文若干篇，遵制录献”。两千余人，三次考试，最后得六十五人，按比例在百分之三左右，即每百人中仅选三人，可见考选之严。

此次乡试还得到了朝廷及全陕各方官员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份名单，也为历史保存了一份珍贵资料，让我们看到此年陕西各方官员为人才之选拔各自付出的努力。

孔天胤在陕西期间，刊刻图书多部，此事将在后文“图书刊刻”部分详述。

 

（六）升职河南

 

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孔天胤由陕西右布政使升河南左布政使，其陕西右布政使一职由同年何其高继任。嘉靖《河南通志》“职官•左布政使”：

 

孔天胤，汝修（锡），汾州人，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任。

 

离开关中前，张瀚又写有《关中送孔左使之河南》（《奚囊蠧馀》卷六）一首。诗中说：“扑人桃李盈栏槛，四壁辉光图与书”，孔天胤在陕西已遍地桃李，而他两袖清风，唯图与书；然而尽管在陕西待的时间长，其教育理想却并未尽皆实现：“新丰斗酒青门楼，十年笑共三秦游。传经未遂关尹愿，骊歌已促离人忧。”如今即将离开陕西前往河南，同样是荣回故地，“黄河东去出三门，萦回伊洛到梁园”，一定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河南也会再续佳篇。

孔天胤在河南任上之事，未见更多文字记载。《送黄翠岩宪副出曹门》是目前发现的孔天胤任河南左布政使期间唯一一首诗。该诗《孔文谷诗集》未收，见于清人赵瑾编选的诗集《晋风选》21。此诗赠河南布政司参议黄洪毗（曾任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时升江西副使。诗曰：

 

曹门东望水如烟，画舫连天势欲仙。材睹豫章应目信，人离叔度果谁贤。诗情一付蒹葭里，剑气遥瞻牛斗边。君到江南忆江北，可堪春草绿芊眠。

 

曹门在开封，始建于唐朝，后梁改名为建阳门，后晋改称迎春门，后周改为政和门，宋代命名为迎春门，明代又称为仁和门，俗称大东门，因为通往曹州，故称曹门。

致仕汾州后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孔天胤为河南临漳县创建邺二大夫祠及临漳知县路王道上京考绩写了（《创建邺二大父祠祀》）（《赠坦斋路公考绩之京序》）赠序。当时临漳知县路王道派人送信给孔天胤，说“公旧岳牧，又尝分守兹郡，其记言以表之碑”。您曾经做过河南左布政使，还做过分守河北道，临漳就是您的辖县之一，您来写这碑记，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一年，他还为曾任河南左布政使的故人张，作《南溪小隐图序》，时张已致任。

这是他此次与河南交集为数不多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