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浙江提学副使：课士校文，救荒建祠

嘉靖二十二年（1543）初，孔天胤由河南布政使司左参议升浙江提学副使，正四品。

浙江提学副使一任，是孔天胤仕途、人生及学术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他在浙江四年，可以说交游更广、影响更大，而他个人的学术思想也基本成型。

浙江领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十一府，与陕西同为大省，这是两任提学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两地的学风和人文。明清江南学风之盛、学术之隆，远非北方所能及，更不会有陕西“三边”那样的教育落后地区。浙江明清为科举强省，有明一代，中进士者超过三千，仅次于南直隶。明人陈汝元《皇明浙士登科考》序中写道：“吾浙当天下十五之一，而大魁名贤，肩摩厘接，海内推为首藩。”13到这样的省份任学职，既是平生之幸运，却也是巨大的考验。

所以孔天胤对自己能否胜任，感觉非常惶恐，到任后曾写信向故人周金请教。孔天胤在信中说自己如今“庇承乏浙中，谬司文学之事，念其久当俗吏，旧业已销，一且负乘，何可堪胜。伏觊尊慈周畀之训”（《与约庵周老先生》）。其中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

孔天胤到任的具体时间，《明世宗实录》没有详细的记载，孔天胤文章中称“惟岁癸卯，余奉玺书视黉校浙中，则访诸寅采而禀度焉”（《叙赠大中丞净峰张公初从浙之藩参移广东》），年份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是可以确定的。具体的月份，他自己的信中又出现了两种说法，一是“癸卯四月抵浙”（《与王端溪翁》），一是“是岁九月，又仗庇承乏浙中，谬司文学之事”（《与约庵周老先生》）。山西分守参政於敖嘉靖二十二年（1543）正月升职离开山西时孔天胤写有赠文，说“公当启节，余亦南征”，并且孔天胤还主持了当年八月的浙江乡试。由可知四月抵浙较为合理。这一年，孔天胤三十九岁。

在浙江提学任上，有几件事可圈可点。

 

（一）主持乡试

 

嘉靖二十二年（1543）秋八月，孔天胤主持了浙江癸卯科乡试。

据《浙江通志》，该科乡试有王宗沐、禇相、禇大绶、赵祖朝、马三才、姜云鸿（一作姜子羔）、张凤岐、秦鸣雷、徐学诗、张天复、詹莱、王叔杲、陶承学、王三锡、吴伯鹏、赵锦均、赵祖元等九十人中举，地域几遍全浙。九十人中，后有五十八人陆续中进士，其中禇大绶和徐学诗后分别中会试魁首。该科举人中，还有两位后来中了状元的。一位是临海人秦鸣雷，中举次年即高中状元，后担任南京礼部尚书；另一位是山阴人褚大绶，中举十三年后高中状元。该科举人中，吴伯鹏和赵锦均官至尚书，而副使、参政之类更不乏其人。该科中赵祖元、赵祖朝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赵祖述、二十八年（1549）举人赵祖鹏为亲兄弟。赵祖元中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赵祖朝和赵祖鹏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

该科中有一代名臣王宗沐，次年中进士，为著名学者，在历史、地理、理学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嘉靖三十五年（1556）任江西提学副使，修王阳明祠，建正学、怀玉书院，于白鹿洞聚集诸生，亲自答疑讲学。嘉靖四十年（1561）出任山西布政使，后官至南京刑部左侍郎、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大同、山西。王宗沐任山西布政使时孔天胤已致仕归汾，得知消息后，孔天胤写信给王宗沐，称“明公道德文章，政事兼隆并茂，海内颙颙争先睹之为快，晋鄙之人，何幸遂得被蒙保厘之惠耶”，并告知当时山西的情况，“惟晋鄙内阨强宗，外迫骄虏，近益敝矣”，相信王宗沐到山西后，“必顺风而翔，含景而熙矣”（《与王敬所方伯》）。王宗沐上任后，有书币寄送孔天胤。对于王宗沐治晋之功，孔天胤称“我公文学政事，玉英而金辉矣，一时社稷生灵之幸乃尔，此文武之道所以不堕也”（《再与王敬所方伯》）。

除了王宗沐，该科举人中还有两位后来出仕山西，被《山西通志》列入“名宦”。一位是海宁人褚相，另一位是东阳人赵祖元。褚相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出任山西霍州知州，多有善政，孔天胤归汾后和他多有往来，为其善政作有多篇记文。赵祖元后来担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副使，曾在太平县（今山西襄汾县）兴修水利，教乡民使用水车、耕种水田，孔天胤也为其作有记文。该科举人中，文学优长之士比比皆是，仅有文集者就有十几位，如王宗沐、秦鸣雷、张天复、徐学诗、詹莱、王叔杲、陶承学等。

孔天胤在浙江任上，共主持了两届乡试。第二届，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丙午科。

据《浙江通志》，该科共取高鹤、王汝述、汤日新、胡儒、杨美益、徐惟辑、陆纶、陈文谟、顾言、俞时及、赵祖述、柴祥、赵镗、沈启原、翁时器、戴汝愚、孙大学等举人九十名，地域上也几遍全浙。后来中进士者有三十七人，秀水人汤日新中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会试魁首。虽然总体情况略次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却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江山人赵镗后来官至佥都御史，仁和人顾言官至贵州布政使，归安人陆纶官至四川布政使，鄞县人杨美益官至御史，曾巡按山西。有文集者也比比皆是，如山阴人高鹤有《可也居集》，又曾修《定远县志》。即使后来未中进士者，也多出仕，在各地任知州者数十位，山阴人孙大学（后复王姓，为王大学）曾任山西泽州知州。

对于孔天胤浙江取士的成绩，可谓有目共睹，明人凌迪知在《万姓统谱》中介绍孔天胤：

 

孔天胤，字汝锡，汾州人，宣圣后裔，嘉靖进士第二。督浙江学校，颇称得士。

 

“颇称得士”，这个评价简洁到位。

嘉靖二十二年（1543）秋，浙江按察使卢蕙升职离去，新的按察使还未到位，孔天胤曾暂代理该职。此事见于他写给浙江名士项乔的信中：“讫试之后，又权管司事，狮山至裁稍脱身。”（《与项瓯东》）他所说的狮山，指新任浙江按察使柯相。

 

（二）循学课士

 

从嘉靖二十三年（1544）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孔天胤曾几度出巡，课士、考选，足迹遍历全浙。浙江幅员广袤又多高山大川，跋山涉水，对提学的身体和毅力也是极其艰巨的考验。然而这四次的循行之路，却又充满奇遇。会见故友新朋，交游当地高士，寻访山水寺观名胜，与同道知己一起讨论学术人生、吟诗作赋，孔天胤在行走中获得了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精神成长，这又是非常宝贵的意外收获。

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孔天胤开始上任后的第一次循学，历湖州、嘉兴、处州、宁波四府。

在处州宣平县，教谕梁宗鲁14曾向孔天胤上所著《学规》，深得孔天胤见重（据光绪《惠州府志》卷三十四“儒林”）。

第二次循学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秋，他一路南下，历处州、金华、严州、衢州等府。秋七月，孔天胤自“天台、石梁逾天姥”到达绍兴府新昌县。新昌县先师孔子庙因年久失修毁坏，县令曹天宪重修，从当年十月开始，直到次年正月落成。孔天胤到后“谒先师，课学官、弟子以其道”，应诸生所请为之写记，即《新昌县重建先师孔子庙庭记》。

第三次循学是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暮春。此次循行范围极广，包括严州、金华、温州、台州、绍兴、湖州等府，几乎覆盖了整个浙江。

课士严州期间，恰逢当地乡贤徐怀入乡贤祠，孔天胤主持，并令其孙徐锓负责奉祀之事15。

图9 五代吴越王钱俶《草书手简》，嘉靖二十二年（1543）孔天胤题跋

第四次循学是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这一次，他主要循行了浙江东北的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四府。其行踪，据他写给同年好友赵维垣的《别叙》可知：“前月孟陬，阅嘉湖（嘉兴和湖州）。丙午仲月，余来自嘉湖，阅宁绍（宁波和绍兴），三月二日也。余行二日，到于会稽。”孟陬即正月，仲月即农历二月。

三月二日到达宁波府。嘉靖《宁波府志》中有关于孔天胤表彰蔡氏贞节的记载（嘉靖《宁波府志》卷四十“列女”）。对孝子节妇进行表彰也是提学分内之事，也算是课士途中的花絮吧。

在宁波府，课士毕即将离开，奉化知县徐献忠送行，孔天胤作诗以示谢意。孔天胤诗今佚，徐献忠和诗《夏日雨中督学孔文谷出奉化有作见示奉次》，称“宪节光南极，文星动远天。道华行处有，藻识镜中悬”，称孔天胤为“宪节”“文星”，赞其德厚才高，声名远播，享誉海内。“道华”联，赞其循行传道、选拔人才之功。

在湖州，孔天胤写信给湖州名士刘麟，表达了对这位前辈学者的敬仰之情，还向刘麟谈到了自己在教育上精卫填海的决心：

 

鄙生宣条无状，正如精卫填海，而士习泛泛洪水警予，非有神禹九年之力，恐天昏地陷莫知止极也。鄙生将衔回木石，戢羽西山，恐伏谒长者，终无晨夕。

 

不久后，孔天胤收到刘麟寄赠的“教札四件，道义大书二件”，回信表达感谢，并谈到了自己所坚守的信念：“‘道义’二字，端雅庄严，谨铭座右。”因“牵于俗务”，二人并未见面，孔天胤希望刘麟能够有机会去杭州，自己必会尽地主之谊，“若秋水蒹葭之际，翁不命禅于西湖，某必鼓箧于苕溪之上矣”（《再与刘坦翁》）。

在湖州，孔天胤还为吴山书院选拔了一位教师，叫浦海滨。此事见于刘麟的《送浦海滨擢国子助教序》一文（《刘清惠集》）。在记述浦海滨湖州学官任上“井井然有条理也，厌厌然其能始终也，斤斤然其明哲也，欣欣然其乐人之臧也，戚戚然其忧人之不修也，遇士大夫以礼处，诸士子以恩”之后，刘麟写道：“督学文谷孔公以文称雄海内，拔浦子于俦人之中，庭论移日，各诧相见之晩，以礼聘校书吴山书院而简擢。”这也是其在循学途中留下的一段佳话。

 

（三）救荒祈雨

 

虽然身为提学只须负责学政，但孔天胤在杭州，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浙江的地方事务。

嘉靖二十三年（1544），杭州大旱，田里无麦禾，粮食严重缺乏，米价上涨到每石一两八钱，道路上随处可见饿殍，即使是富裕的家庭食物也要减半。嘉靖二十四年（1545）随之而来的是比上年更为严重的大饥荒，万历《杭州府志》：“二十四年，杭州大饥”“秋七月丁卯，杭州大雨雹”“百物腾涌，米石价一两八九钱”（万历《杭州府志》卷七“国朝郡事纪下•嘉靖至万历”）。

情势危急，杭州知府陈一贯倾力救荒，却因方法不当反招灾祸。陈一贯，福建福清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陈一贯采用的救荒法，是从富裕之家借米，由僧人于各寺观设粥厂赈济灾民，许多人因过度饥饿而食粥过多，反致大病，丢掉性命的也大有人在。故此有人归咎于陈一贯救荒不得法，陈一贯也在考绩中遭弹劾而被贬官。陈一贯倾力救荒，却落了个被贬官的下场，这个反面教训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从此为官者皆不敢轻易再谈荒政。然万历《杭州府志》作者陈善认为，陈一贯并无大的过错，“救荒无善策，惟发廪与贷之富民”，但由此可能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一些奸猾胥吏也趁乱从中获利。

孔天胤此时也显出了勇于担当的一面。虽然救荒不是提学分内的职责，但他向巡按御史提出了一条他认为可行的建议。万历《杭州府志》记载：

 

二十四年，杭州大饥，提学副使孔天胤行救荒法。天胤见荒甚，建议于巡台略曰：“今民间子弟，欲肄业国子监者，类以不得由学校为耻。议令愿入学者，入米五十石，许其三日即以附学各邑，起选纳银入监籍名，违者黜之。庶稍为饥馑之一济。”按史高懋报曰：“兹议荒政、学政两得之，亟举行，勿缓。”天胤惩前食粥过多致疾，命僧于十门五鼓作薄糜，人给一大瓯，不使饱啜，民颇被惠。

 

孔天胤的办法是让富家子弟以粮食抵学费来充救荒之粮。他提出，民间子弟想到国子监读书的人很多，但限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入学，以不出自学校为耻，如果这些人愿意拿出五十石粮食用于救灾的话，三日内即可允许其入学校读书，表现不好者可以终止其学业，某些方面类似于现代教育制度中“宽进严出”的理念。巡按御史高懋认为该建议对救荒和教育是两得之举，因此下令紧急施行。孔天胤针对以前饥民一次吃粥太多导致生病甚至毙命的问题，命令僧人熬稀粥，每人一次一大碗，不使其吃饱，大大减少了由此出现的生病问题。

孔天胤的这种救荒法到底好不好？万历《杭州府志》作者陈善评价，用这种方式换米赈灾，本质上与卖官鬻爵无异，“然不忍民死而急为图之”，在极端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也是无奈之举，其情可原。况且，“夫孔公为学使，无民社之责，而曲谋赈恤如此”（万历《杭州府志》卷七“国朝郡事纪下•嘉靖至万历”）。

至于有多少人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入学的已，不得而知，乾隆《海宁州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明代诸途入监均赴选，人不必尽由纳粟……二十四年岁荒，提学副使孔天允（胤）建议，民间子弟入米五十石，即起送纳银入监……谓之例生。（乾隆《海宁州志》卷九）

 

可能对教育制度来说，这种方式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然此事为灾年的特殊办法，过灾年而不能调整，也说明了吏治的僵化。

孔天胤还多次参加了杭州的祈雨活动，写有《祈雨文》《再祷雨文》《祷雨告先正文》。孔天胤记述当时情况：“今者雷霆绝响、风雨愆期逾三阅月矣，野草不青，道殣相望。室满啼饥之儿，家垂待哺之老。闾巷悲痛，辗转无聊。仓廪空虚，赈贷莫及。”他祈求神灵“开通山泽，调理阴阳，早施甘澍，一洗叹荒”。虽然祈雨活动未必真能灵验，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官员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孔天胤也曾有诗描述此次大旱（今佚），其友邵经济有和诗《苦旱和孔文谷学宪（讳天胤）韵》（《泉厓诗集》卷三）。

孔天胤还写到了浙江右布政使谢兰（山西代州人）在旱灾中的忧虑以及所采取的措施。

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谢兰从河南按察使升任浙江右布政使，来时正逢杭州大旱，“郡县旱极千里，流莩塞途，守令坐空文不能恤”，谢兰“闵然忧惧，日夜靡宁”（《送浙江右使畹溪谢公赴河南左辖序》）。不仅如此，因为大旱，“藩务殷巨，奸蠹蘙焉”，吏治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官员，谢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定令饬彝，删繁举要，剔弊滞，整纷挠，节器用，顺物宜，救灾害，匡困穷”。而谢兰自己“守俭而履恭，居敬而行简”，以个人的才德做出了表率。只过了两个月，“政有象焉，纲纪章也，于是吏民大悦”。谢兰在浙江任上的时间并不长，当年八月即转任河南左布政使。谢兰后来又升陕西巡抚，雍正《陕西通志》记载，谢兰任巡抚时，“上安攘方略，各有条理。居常核军实，恤民隐”。嘉靖二十六年（1547），“秦陇大饥，啸聚山岩，剑阁道阻”，谢兰“请帑赈恤，擒治渠魁，余即解散”，由此也可侧面了解其治世救荒之才。

好在，浙江在大旱之后，终于下雨了。天降甘霖时，孔天胤与邵经济都用诗表达了喜悦之情。孔天胤诗已佚，从邵经济和诗《得雨和孔文谷宗工韵》“斋居夜半灯花发，为报先生《喜雨吟》”，可略见孔天胤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

 

（四）建祠祀贤

 

作为提学，孔天胤非常注重当地的文化建设。嘉靖二十三年（1544）灾害未行之时，孔天胤还与时任杭州知府陈一贯改凝真道院为扬清祠，祀浙江乡贤王琦和项麒。

王琦，字文进，钱塘人，永乐年间举于乡。在监察御史任上，治狱平反死囚七十余人；曾任山西按察司佥事提督学校（被祀为山西名宦），以母忧归。起复四川整饬兵备，因非其好而乞归。王琦为官清白，致仕家居后衣食不给，郡守胡濬赠一百两银子给他，王琦认为无功不受赐，坚辞不受，于是胡濬将其清行上报朝廷，以皇帝的名义赐给他。王琦复辞曰：“禄以养士，未闻养民也，无功而食，将无愧于心乎？”官员士绅百姓莫不叹服，后终因饥寒发病卒。项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年间以贡士授南京吏部司务，迁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成化初以母病乞改南京，授刑部福建司员外郎，升江西司郎中，以病告归。雅操尚洁，不入公府。平湖县令宁浦犯事，去拜访项麒并送上一百两银子，项麒厉声斥道：“君事果枉，法司自能直之；苟不枉，则受罪乃其所也。既剥民以自蔑，复以蔑己者蔑人，是诚何心哉！”宁浦面红耳赤，浑身流汗不止。宁浦走后第二天，项麒无疾而终，享年八十有二。

孔天胤建祠事见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按照田汝成的说法，忠清里本名升平巷，为唐褚遂良旧居。正德十六年（1521）里人胡世宁为都御史，监察御史唐凤仪想为胡世宁建牌坊，胡世宁不同意，建议为“清介绝俗”的王琦和项麒在褚遂良故居的巷口建一小石碑，上写“忠清里”，用于激励后人，唐凤仪照办。“嘉靖十一年，钱塘令王钱立二公神位于禇祠并祀之。嘉靖二十三年，提学副使孔天胤、郡守陈一贯以凝真道院奉二公，题曰‘扬清祠’。”康熙《杭州府志》记载与此类似，并补记了嘉靖二十年（1541），陈一贯的堂弟，也是孔天胤同年陈仕贤任杭州知府，曾另外建了一座祠堂，然而过于狭小且简陋，所以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天胤和陈一贯商量，把附近的凝真庵改建为扬清祠，以区别于祭祀褚遂良的“忠清祠”。扬清祠落成，陈一贯写有《扬清祠记》。

据康熙《杭州府志》，扬清祠曾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毁于火灾，嘉靖二十九年（1550）知府孙孟重建。又有文献记载，清咸丰年间，太平军两次攻入杭州，扬清祠毁，丁申主持修复，丁午为此搜集资料编撰了《扬清祠志》。16扬清祠后来又经过多次修建改易，“文革”初毁。

除了建扬清祠，嘉靖二十三年（1544），孔天胤和陈一贯又在斯如里建先贤祠，祀先贤曾子。祠堂后又多次重修，万历十三年（1585）毁，后巡按御史王世扬、傅好礼下檄复建。万历十五年（1587）巡抚都御史温纯新、提学副使范惟一、刘东星相继录其后守之。

 

（五）为地方事务作记

 

嘉靖二十四年（1545）冬，杭州府仁和县在谢体升的主持下，对船厂进行了改建。孔天胤写有《浙江改建船厂记》一文。此事《浙江通志》有载：“《改建船厂记》，《仁和县志》，孔天寅（胤）撰。”

漕运制度作为经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明代造船技术极其发达，造船厂遍布运河沿岸和沿海。孔天胤文中记载，明朝建立以来，浙江漕船或从江苏淮南解料，或在邻近省份招工制作，有时候也由本省制造，经常改变，但都有弊端。后来虽在仁和县的谢村修建船厂，但船厂初期比较简陋，“然厥厂兴于草创，其地高窐，河港间隔，势既难于临视，而官旗商匠利于私便，犹往往散作他所”，因不便于管理，所以常常被用作其他场所。谢体升到任后，着手改建船厂。此次改建，对船厂的位置进行了转移，“置关外板桥地便”；其经费来源，是“变取故厂之值与其扣库之羡”；场地选择，“贾民隙地六亩”。

改建之后的船厂，“中构前堂五楹，左右厢各五间；后堂五楹，左右厢各三间，为部使者督临之所。周方缭以崇墉，前启大门，门东置把总居之，门西置分理亭一所，群有司居之”，这都是便于官员监察；“又栅河两头严其启闭”，加强管理。此役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冬动工，二十四年（1545）仲春落成，“事尽便宜，官民一无扰焉”。

 

（六）主盟“西湖八社”

 

孔天胤在担任浙江提学期间，杭州出现了著名的“西湖八社”，有《西湖八社诗帖》传世。关于八社的起源和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是说：

 

明嘉靖壬戌（1262），闽人祝时泰游于杭州，与其友结诗社西湖上，凡会吟者八：曰紫阳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飞来社，曰月岩社，曰南屏社，曰紫云社，曰洞霄社。时泰与光州知州仁和高应冕、承天府知府钱塘方九叙、江西副使钱塘童汉臣、诸生徽州王寅、仁和刘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诗集为此编。分春社、秋社二目，明之季年，讲学者聚徒，朋党分而门户立；吟诗者结社，声气盛而文章衰。当其中叶，兆已先见矣。

 

四库馆臣认为西湖八社实际上开启了明末党争之先河，而清代杭世骏则将该社作为杭州地区文人结社风雅的一个高峰：“武林（杭州）自西湖八社而后，风雅衰息几二百年。”

今检《西湖八社诗帖》，可知“西湖八社”成员如下：祝时泰，字汝亨，号九山，闽人；高应冕，字文中，号颖湖，仁和人；王寅，字仲房，号十岳，新安人；刘子伯，字安元，号望阳，仁和人；方九叙，字禹绩，号十洲，钱塘人；童汉臣，字仲良，号南衡，钱塘人；沈仕，字懋学，号青门，仁和人。“八社”应有八人分主，而成员只有七人，这就是问题所在：七个人，为什么有八个社？孔天胤是否参加了诗社？

“西湖八社”成员之一方九叙在《西湖八社诗帖序》中云：“丙午，予尝与田豫阳氏八人结社湖曲，赋诗纪游，今所传《西湖社选》是也。嗣是海隅称兵，词翰路塞，眷怀故社，盖缺焉有间矣。”这里所说的结社时间在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嘉靖壬戌”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又是第二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西湖八社”？

对于孔天胤是否参加了“西湖八社”，如今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今人何宗美认为孔天胤是八社成员：“孔天胤参与的是西湖八社中玉岑诗社的唱和，后来他回山西故里，离开了诗社，但仍与社友保持联系。社友对他怀有深深的怀念之情，在收到他的《寄怀》（指孔天胤《寄怀玉岑诗社》）一诗后，诗社专为他举行了一次诗会，社友各赋一篇以答之，这实际上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特殊的唱答，说明诗社的活动并不完全受到时空的限制。”17

而王文荣则认为孔天胤未参加成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西湖八社”，参加的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西湖书社”。“西湖书社”成员包括方九叙、田汝成、沈仕、李元昭、童汉臣、张太华等七人，“如果加上孔天胤，则西湖书社的人数即为八人，正与方九叙所说丙午之社的‘八人’之数相符”。他认为，“西湖书社”成员和“西湖八社”成员有交集，但不完全相同，比如田汝成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已经去世，故不可能参加“西湖八社”；李元昭生卒年不详，或许也已故去。因此“西湖八社”部分成员除了源于“西湖书社”外，还必有其他诗社人员参加。

王文荣认为孔天胤不仅参加了嘉靖二十五年（1546）“西湖书社”的活动，而且是书社主盟人。他的依据是高应冕《答孔文谷见寄之作》一诗：

 

三晋风流老宪臣，十年闭阁谢丝纶。云山曾结同心社，桃李犹含异地春。忆别忽惊容鬓改，感时空负岁华新。怜君绿野高秋兴，还念西湖旧主人。

 

他认为此诗明白地说出，孔天胤在“西湖八社”活动之时已经退职家居至少十年了。至于说“曾结同心社”，说明孔天胤此前曾在西湖与高应冕等人结社唱和。“在嘉靖中期，文人与当地官员共同结社唱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有官员参加，通常情况下，该官员常常成为社团的主盟者，高应冕所云‘西湖旧主人’或许可以表明孔天胤曾做过西湖书社的盟主。”18

今检《西湖八社诗帖》，可见其中附有一首孔天胤写给玉岑诗社的《寄怀玉岑诗社》：

 

莲社千年变诗社，江山文藻别为春。卷中珠玉传高咏，图里冠裳见伟人。望极瑶峰树若荠，梦回瑶圃草如茵。游鱼亦有声音趣，欲往从之溯广钧。

 

此诗也见于孔天胤《孔文谷诗集》卷四。莲社本为以念佛为主的团体，是佛教净土宗最初的结社，因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修行时，院中广种白莲，以莲花分九品次第接人，故称莲社。玉岑诗社是由方九叙主持，收到孔天胤诗，除沈仕外，六人各自和诗一首。沈仕当年可能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曾多次寄诗给孔天胤，隆庆元年（1567）还欲到汾州拜访，孔天胤写有《寄答徵君沈青门先生，与徵君别二十四年矣，今年得濮上九月寄音，有千里见访之意，因赋此寄答》一首。

除上文所引高应冕之诗，其他五人和诗中，多有孔天胤曾参加“西湖书社”甚至“西湖八社”的一些信息。祝时泰诗中有“九苞羡尔为仪早，五斗怜予入社迟”，似可说明孔天胤曾主盟西湖书社，而自己当时还未加入；王寅诗中有“使君揽辔临安暇，社结林逋废宅傍。别去湖山遗丽藻，后来觞咏觉荒凉”句，“结社”二字似也可证孔天胤在西湖结社之事；刘子伯诗中有“激烈当年侍我师，于今卧壑更无为。鹪鹩曾忝云霄誉，蟠木今惭匠斧遗”，可知当年曾师事孔天胤，孔天胤曾为其斧正诗歌；方九叙诗中有“箧中共宝陈遵牍，门外空传叙夜车。已打荆扉朝夕望，汾阳消息竟何如”，可知众人对孔天胤所寄诗书的珍视，以及对汾阳消息的牵挂；童汉臣诗中有“劳君千里掷瑶琼，云树迢迢隔社盟。汾水月明来雁梦，吴峰秋晚插萸情”，“隔社盟”似也隐含着孔天胤遥列“西湖八社”成员之一的信息。童汉臣甚至希望孔天胤有朝一日能够再游浙江，“何日西湖一樽酒，倒骑白鹿过山城”。

在此我们也仅能做一些推测，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孔天胤应该如王文荣所说，确实为嘉靖二十五年（1546）“西湖书社”的成员之一，甚至就是主盟人；第二，成立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西湖八社”，正式成员只有七人，加上孔天胤正好为八人，这从孔天胤诗歌被附于《西湖八社诗帖》末端，有六位社员各自的和诗也可知其一端。当然，真实的情况也许永远是一个历史疑团，恐怕只有当时的亲历者知道吧。

孔天胤致仕汾州后，与浙江诗人群体依然保持着联系。

万历二年（1574）孔天胤七十寿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寿诗。孔天胤写于万历三年（1575）的寄谢诗中，有《寄谢张东沙、范东溟、吕南渠、陈抑庵、马松里诸老见寿》。张东沙，即张时彻（1500~1577），浙江鄞县人，累官南京兵部尚书；范东溟，即同年范钦；吕南渠，同年吕本；陈抑庵，曾以山西左参政分守冀南道驻汾州的老友陈洪濛；马松里，浙江仁和人马三才。检马三才《自由堂稿》万历二年（1574）甲戌卷，可见《文谷孔师七十寿章三十韵》一首。这是马三才诗集中最长的一首，共五十六句。其中有诗句总结了孔天胤的才情及教化陕西、浙江之功：

 

词赋追风雅，文章迈汉秦。三关扬藻鉴，两浙荐陶甄。扬历风猷著，勋劳屏翰匀。斗山驰誉望，桃李竞纷缤。

 

诗末曰：“临风歌短曲，万里附双鳞。”表达了远隔千里的祝福。

孔天胤万历三年（1575）还有《寄谢沈句章、范阆峰、刘望洋三隐君见寿》一诗，可知万历二年（1574）为其写祝寿诗的，还有沈明臣、范阆峰、刘望洋。沈明臣，字嘉则，号句章山人，浙江鄞县人。范阆峰，隐士。刘望洋，即刘子伯，浙江“西湖八社”成员之一。

特别是“西湖八社”成员之一沈仕，还寄来了一幅画，令他在观画中，仿佛重回西湖，闻钟上竺。在《寄酬沈青门以诗画见寿》中，孔天胤写道：

 

遥忆江门老谪仙，高踪偃蹇思悠然。心空上竺闻钟地，目迥西湖看月天。五岳旧游移入画，六文精藻韵成篇。前秋遗我双鳞素，怀袖时时发彩烟。

 

这段珍贵的西湖情缘，也成为孔天胤晚年温聲的回忆。

 

（七）四十岁的心路历程

 

孔天胤的四十岁是在浙江任上度过的，这一年，他经历了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

孔子对人生的四十岁非常重视。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后生可畏，但如果这“后生”到四五十岁还没什么成就，声名不显，那也就没什么可畏的了。孔子更多是把四十岁作为一个界线，而五十岁则是一个上限。这也正是令孔天胤感到焦虑的原因。

这一时期，孔天胤在给多人的信中，都提到了“四十无闻”的焦虑。在给昔日恩师陈讲的信中，他说“且今年四十即已无闻，况复后来？聪明益有所不逮耶，诚负明教甚矣”（《与陈中川宗师》）；在给同年谢九仪的信中，他说“秋当四十，痛感无闻”（《与谢右溪年丈》），再次表达了对学问无成的焦虑；在给同年蔡汝楠的信中，他说“不榖冉冉而老，即已无闻，又冒此文司不能引去，益可姗已。门下其何以教之？”（《与蔡白石》）他同样也把这种焦虑情绪传递给了同年好友钱薇。孔天胤循学到嘉兴海盐县时曾前去拜访，二人促膝长谈：“三宿剧谈，不遑寝息。盖遇心朋，不觉忘情世外，安知劳倦也”19。

对于孔天胤四十岁的困惑，钱薇写了《论四十不惑与孔文谷》与他讨论。钱薇认为，孔天胤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无闻”：

 

吾同年丈孔文谷，汾人也，其诵法夫子与人同，而其得诸心、体诸身，发挥其蕴藉每与人异，方未四十已能摅露所有。登明庭奉大对，天子擢居一甲，旋受命而来督学吾两浙，夫未四十之时已潜窥不惑之蕴而献之当宁（指皇帝）。今自四十而往，所以淑吾髦士，由浙而暨海内，其教无穷，其泽无尽矣。

 

孔天胤已颇有闻于当世。一是在读书上，他同样和别人一样以孔子儒家典籍为本，但所得所悟所发挥都和别人不同，不到四十岁即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二是当年登天子之堂廷对，以一甲赐进士及第，不到四十岁已有诸多有益的见解献于当朝，可谓闻名天下；三是掌教两浙，颇有建树，其声名、教育思想和方法，已由浙江传至海内，惠泽无穷。更何况，孔天胤来自山西，山西素来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汾晋之间，高山大岑，不异泰岱，英贤时起。时有王文中氏，以王道陈阙下，退而续经，以继圣绪。我明有薛文清氏，以圣学入赞，密勿救正为多。文谷继之而兴，显名当代，而且年届四十，自今以往，皆入圣之基也。

 

钱薇将孔天胤定位为继王通、薛瑄之后的山西学者。孔天胤如今年届四十，而四十岁是“入圣”的重要阶段。一个人能够将其以往所学收拢归口、有所著述，就是从四十岁开始的。钱薇说，自己如今四十三岁了，对此也“自省懵如”，反而希望孔天胤能为其指点迷津。

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孔天胤在浙江时期，开始自觉运用了“河汾”二字以标注自己的身份。在他所刻书籍、所写序言中，落款大多为“河汾孔天胤”，而非以前的“汾州孔天胤”或“太原孔天胤”。他将“河汾孔天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识，表达的是他对于山西深厚的学术文化的高度认同和自觉承继。

钱薇的一番论述，让孔天胤“四十岁心结”稍得缓解。

孔天胤在浙江的任职，以其母病故而告终。新郑县君卒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孔麟新郑县君墓表》）。噩耗传来，孔天胤急归奔丧。关于孔天胤这次奔丧之情状，钱薇在《奠孔母夫人新郑县君》中写道：“哀音忽仆，督学登途。大教孺慕，出涕滂沱。士子群奔，莫攀素车。”熊过在其祭文《祭新郑县君文》中则写道：“维嘉靖二十五年（1546）岁次丙午月日，浙江按察司提学副使文谷孔公以母郡主之丧，瞻云靡及，戴星而奔，其友等睠言阴教，哀此棘人，杼忱致奠。”（熊过《南沙先生文集》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