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主要道路的演变

经山海关走辽西走廊是现在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主要交通线。然而，山海关的前身临渝关晚至隋唐时期方才产生，此前该道并非畅行通途。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有三条主要道路，经山海关走辽西走廊的“傍海道”为其中之一，另外两条是由今喜峰口通过燕山的“卢龙道”和由今古北口通过燕山的“古北道”。迄唐为止，一直以卢龙道为主，辽时以古北道为主，金时始以傍海道为主。

今喜峰口一带夹峙滦河的隘道在汉魏时称“卢龙塞”。卢龙道即出卢龙塞沿滦河左岸北行，再沿滦河支流瀑河北上，直到老哈河上游西岸折而东去，沿大凌河趋向东北 2。从远古起，该道就沟通着东北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旧石器时代大凌河上游和老哈河上游沿岸的原始文化遗迹具有中原地区原始文化向北推移的特征，说明大凌河谷即为人类由中原移入东北的通道 3。新石器时代在大凌河谷所形成的密集的原始聚落及其文化性质与燕山以南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更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 4。大凌河和瀑河河谷出土的青铜器反映出在商周时期这条孔道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趋密切 5。卢龙塞以南的令支，春秋时已成为中原华夏族与东北山戎族相互争夺的要地 6，战国时卢龙塞已以令疵塞的名称出现，当时即作为天下九塞之一与崤关（函谷关）等并重 7。关塞是道路的咽喉，著名关塞必然控制着重要道路。因此，通过令疵塞的卢龙道在东北与中原之间交通上所处的地位自然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西汉右北平、辽西两郡的主要设置几乎都在这一路上 8。东汉时鲜卑出没频繁，人们仍冒被劫之险而走此路 9。魏晋南北朝时期攻伐频仍，戎马往来依然多从卢龙道。曹操平定乌桓的著名战役即由卢龙道出兵 10。前燕慕容隽南伐石赵，分兵三路而下，亲率主力仍出卢龙道，另外两路都是轻兵 11。隋唐时期一般往来仍以卢龙道为常，去往东北地区的要路“营州入安东道”，即经卢龙道入营州柳城后再继续前行 12。

隋唐以前卢龙道在东北与中原之间交通上一直起主导作用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沿海地表长期积水，阻碍通行（详后）；另一方面大凌河恰由西南流向东北，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之路直指东北腹地。迄唐为止，东北开发中心一直在大凌河流域及其以东的辽宁南部温暖湿润宜农地区。且大凌河谷亦温暖湿润，宜于生产，便于生活，历来人口比较稠密，便于商旅往来。故大凌河谷堪称一条名符其实的走廊。

宋辽时期契丹人不仅囊括东北大部地区，建立了空前的地方割据政权，还据有中原大片土地，出入中原的交通更为重要，往来也愈加频繁，特别是经济贸易需要大为增加，傍海道和古北道在此期间都有显著发展。辽国在三条道路的三大关口，即古北口、松亭关（汉魏卢龙塞）、渝关（相当于后来的山海关）三处都设有税官 13，说明三条路上商旅往来都很频繁。军事上契丹南下也并取三路 14。但由于辽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都以西部的西喇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打破了历来以辽东襄平、辽西柳城为东北地区重心的局面，主要交通线也随之改变：卢龙道（宋辽时称为“松亭路”）失去优势地位，西面的古北道一跃而起，成为东北与中原之间最主要的通道。需要指出，卢龙道重要性的下降是相对古北道地位的上升而言，从其自身发展来看，也是日益发挥更大作用。商旅往来在卢龙道也是经常的，并且由辽中京大定府到南京析津府还时或取道于此 15。由中原直接前往松辽平原地区则更是常行的要路 16。

古北道在十六国时已见通行，但因其险狭崎岖，山路漫长，去往东北方向极为不便，一直没有成为经常性的通途，其作用远不能与卢龙道相比。前燕慕容皝曾由此道南袭后赵蓟城，自谓“诡路出其不意” 17，可见该道很少行走。古北口在十六国时称蠮螉塞 18，入蠮螉塞即可直达塞内重镇蓟城。该道始自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经今顺义县、密云县附近，北渡潮河出古北口后，在滦平县东北渡过滦河，东趋平泉县，与卢龙道相会。但在北达汉平冈城附近后，又沿老哈河北上，抵辽中京大定府。继续北进，可达辽上京临潢府 19。辽建国之初就多由此道南下，以后也一直是契丹兵南出的要路 20。宋辽之间使节频繁往返，几乎无一不出此道。辽国沿途设有驿馆，置民供给行旅 21。如此完备的交通设施，是东北与中原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辽国还在古北口置有榷场，使山南山北得以贸易 22。可见，在经济方面古北道也比其他两道更为重要。

女真人继契丹人之后据有东北，建立金国。女真兴起于松花江流域，所都上京会宁府在松花江支流阿什河畔，正处于东北腹心。辽时通过古北道到老哈河、西喇木伦河流域再联系这些地区的交通体系，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超越前代的大量交往，卢龙道也已难以胜任。这样，东部傍海道得到进一步利用，成为这一时期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主要通路。

傍海道的畅通，是滨海地带自然环境逐渐改善和人类生产开发的共同结果。辽西走廊地势平衍，依山面海，是连接东北与中原的天然良所。但历史上有相当长时期地表积水严重，以致迟迟不得畅行。曹操北伐乌桓时起初曾试图取道于此，可面对他的是一派“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的大水，因而不得不改走卢龙道。为曹操指路的田畴称此路夏秋受阻于水由来已久，并非偶然现象 23。实际上正是如此，西汉辽西郡所属十四个县无一位于今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 24。说明非但交通受阻，生产开发也历来深受限制。东汉灵帝时辽西太守赵苞遣使从今山东迎家眷到官，当时辽西郡西部已为鲜卑出没之地，卢龙道不能畅行，而辽西郡治所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距海又较近，赵苞的家眷却仍然走卢龙道，结果被鲜卑抓去杀掉 25。可见傍海道确是久阻于水。滨海地带的积水还很可能和辽河下游广泛发育的沼泽—辽泽相连属 26，这就更要加重对交通的影响。为利用平坦的地势，人们也不断开辟着这条道路。如慕容隽南伐石赵、北齐文宣帝北讨契丹都曾趁冬季地冻时机分兵出傍海道 27。但该道毕竟很艰难，因为受季节积水所限，沿海一直是无人地带。曹操平定乌桓后由海滨回师，时逢天旱，积水已退，但军马不得饮食，以致需杀马数千匹充饥，凿地三十余丈而得饮水 28。如此景象，一般人不能不视为畏途。

隋唐时期情况开始有所转变，虽一般往来仍主要经由卢龙道，但傍海道的地位已开始上升，在隋唐几次东征中都起了主要作用。

隋唐出征高丽，均经由临渝关 29。临渝关（又称渝关、榆关等）位于今河北抚宁县东榆关镇，与明清以后辽西走廊南端的山海关位置不同，地理形势也有所差异，但应同样是傍海道上的关口。日本学者松井等却据此认为隋唐临渝关路并未如明清山海关路一样傍海北上，而是出临渝关后转向西北，沿今滦河支流青龙河左岸北趋大凌河，再折而东去 30。这种设想是不切实际的。首先，迄于宋金，东起碣石，西止五台，燕山南北除松亭、金坡、居庸、古北、渝关五关外，其余路径“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马” 31。而宋金所谓渝关路乃指傍海道则是明确无疑的。隋唐出师辽东，几乎倾尽全国之师，史称出师之盛，亘古未有。以隋大业八年之行为例，军兵与馈运民夫计有三百万人左右，其队伍“首尾相接，连营渐进” 32，若竟能走仅可通人的山路，实在不可思议。其次，几次出兵都是先驻平州再出渝关，若出青龙河左岸，从平州（今卢龙县）北上最为便捷，根本没有必要舍近就远，绕道渝关。

松井等推断隋唐东征军未走傍海道的重要理由是认为隋唐军曾经由营州柳城。金毓黻先生也持同样见解 33。首先要澄清隋唐东征是否必经柳城。在隋唐历次东征中，途经柳城的记载仅见唐太宗出征时李兵发柳城和太宗回师至柳城。柳城为东北战略要地，皇帝亲行，不当漏而不记。唐太宗东征时，李是统兵先行，他完全可能傍海北上后先勒兵柳城，再行进发。唐太宗班师至柳城则别有一番用心。此役唐军损失惨重，太宗自恨重蹈隋之故辙，为安抚民心他特地奔赴柳城，为阵亡士卒行葬作祭 34。同时，征讨高丽也是对塞外其他诸部族的威慑。契丹、奚都曾发兵从征，也为笼络他们并向其他部族宣示唐朝的恩惠，太宗才到营州，尽召其君长、老人而赐以缯 35。

唐太宗的行程时间，也反映出他至柳城是绕道专程前往的。出师时太宗由平州到辽泽约行走十三天 36。南宋许亢宗奉使金国走傍海道，从平州到辽泽约用十一天 37。许亢宗只身匹马，日行八十多里；唐太宗六军随发，理应稍慢一些。所以二者所取路径应当一致。无论再绕哪一道，都需要更多时间，途经柳城更不可能。至于班师时只用十天就从柳城驰入临渝关，更是非走傍海道不可 38。

文献记载不能证明隋唐东征军曾经由卢龙道或青龙河谷的道路，却可反映出其所经行的道路为傍海道。隋炀帝大业八年征高丽回师时曾驻于柳城所辖的临海顿（又作望海顿或望海镇），其地临海，在辽河以西 39。大凌河口至辽河口之间的滨海地带沼泽深重，无法行人，临海顿必定在大凌河口至临渝关之间的海滨，正当傍海道上。可见，隋唐临渝关和明清山海关一样，控扼的是傍海道。

隋唐东征出入傍海道，原因之一是规模过大，卢龙道难以承负。卢龙道行经山地，峻坂萦折，早有“九峥之名” 40。所以曹操平定乌桓时先要“堑山堙谷”，修治一番 41。慕容隽伐赵也先槎山通道，以后又专门修凿，才仅可方轨 42。隋唐倾国东征，自然难以通行。加之去往辽东傍海道更为便捷，但更重要的是海滨积水状况当已改善，因为隋唐时期其他交往也逐渐多利用此路，因而才有设置渝关的必要。如开元四年契丹威胁营州，都督许钦澹即从渝关撤回 43。唐张守节《史记·朝鲜列传·正义》注汉使涉何自朝鲜归国所入之塞为“平州榆林关”（榆林当为临渝讹转）。汉时并无与唐临渝关相应的关塞，《史记正义》所述，反映的正是唐代使节往返也走过渝关一道。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上长期积水，沿海地区还不能马上开发。五代时晋出帝北迁黄龙府行傍海道，出渝关至锦州之间，目睹遍地沙碛，一路饥不得食，只好吃草木野果 44。与曹操杀马为食的情形相比照，其荒凉程度无甚相差，一般往来不能不受到严重限制。所以，这时的主要交通道路还是卢龙道。

从辽时起，沿海地区才得到开发利用。辽圣宗时在渝关至锦州之间设置了来、隰、迁、润四州，并在隰州置有盐场 45。为傍海道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赖此，辽国才可能在渝关设官征收商税。商旅大量往来，反映其交通能力已大幅度增进。到金国兴起、南下中原之时，恰是水到渠成。灭辽之初，女真割燕京与宋，却不舍平州，就是因该道为女真南下最重要的通道。得平州后，女真立即将其升为南京，作为经营中原的门户。随之又从上京会宁府到南京平州每隔五十里设置了驿站，取代古北道成为东北与中原之间管理、设施最完善的道路 46。此后宋金使节往来，均取此道 47。经过有金一代的经营，终于完成了傍海道的开辟，辽西走廊展现出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