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科技史上的第一次革命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四大发明”。

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指南针，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北宋的毕昇发展了活字印刷术，南宋时还有一个叫陈规的人发明了火药。但世界上对中国最早发明造纸术大有争议，因为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就开始使用莎草纸。“四大发明”的桂冠被摘走了一顶，中国人愤愤不平了，挑剔其工艺和质量，以说明埃及的莎草纸其实不是真正的纸。2004年，我在埃及博物馆看到了真正的莎草纸，几千年前的莎草纸文书和画图陈列在那里，不由你不信。莎草纸是几千年前古埃及法老时期的重要出口商品，远销古希腊、古罗马及欧洲诸国。这种纸在干燥的环境里千年不朽，是古埃及最值得自豪的科技成果。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聊以自慰的就是“四大发明”，现在“四大发明”变成了“三大发明”，中国人焉能不争？

其实，中国还有一项科技发明为全世界公认，却被我们自己忽略了，那就是蚕的驯化饲养和蚕丝的缫取与织造。因此，中国人不必沮丧造纸术发明权的旁落，即使造纸术属于了古埃及，我们仍旧还有“四大发明”。大约7000年前的伏羲时代，此时尚在渔猎时期，中国已经开始野生蚕的驯化，驯化的目的自然不会是为了好玩，而是古人发现蚕丝可以用来织造，从而代替树叶御寒遮羞。神农之世，中国进入农耕时代，蚕的饲养水平和蚕丝的加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黄帝时代，蚕的饲养与蚕丝加工工艺已臻成熟，才有黄帝夫人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的佳话。这是农耕时代来临之后具有真正意义的一场科技革命。中国丝绸传入欧洲后，欧洲人被来自东方的华丽织物所征服。

与所有的发明一样，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实际上有很长时间的铺垫。西汉时已经有了关于纸的记载，虽然那时的纸质量粗糙、成本昂贵，难以推广。蔡伦的贡献在于，一是利用植物纤维做原料，二是总结出一整套延续至今的造纸工艺。蔡伦之前，废次蚕茧曾经是造纸的原料，可见造纸术与蚕茧也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那么，蚕丝在中国的发现与应用，则是人类幼年时代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科学技术革命，其意义不亚于太行山粟种与大巴山稻种的发现。领导这一革命的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伏羲。至今而言，伏羲依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神秘人物，有关伏羲的传说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几千年。传说虽有荒诞的成分，但亦有真实的内核，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传说是唯一保留祖先记忆的方式。其实伏羲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如女娲、神农氏、黄帝、炎帝、蚩尤一样，往往是远古部落首领的代称。伏羲时代延续了一千多年甚至更长，这个部落的每一任首领或许都是伏羲。伏羲化蚕桑为穗帛，姮桑为三十六瑟，又以蚕丝为二十七弦，可以视为伏羲部落的集体成果。这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地下文物的发掘为此做了有力的物证。1977年，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骨杯上，有明显的蚕纹和丝织物的几何图案，同时出土的还有原始纺织工具。我们把这些文物联系起来，不禁使人想到当时的蚕丝业是在养蚕与机织互相依存中发展起来的，这对于养蚕业是个了不起的发现。1926年，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蚕茧。用显微镜观察，这蚕茧已经腐蚀了一半，但仍旧发光，割的部分极平直，与现在西阴村养的蚕比较，比最小的还小一点。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说，不敢断定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必不是蚕茧的证据，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与没有结论一样。1928年，李济赴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于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那里的博物家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家蚕的老祖先。1967年，日本学者布目顺郎专程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了为茧壳拍摄的反转片，并复原为照片。他从大小、形状上判断，那个茧壳应与现在桑树上的被称为桑蝗的野蚕属同一品种。他还证明了在黄土层中可以长久保存蚕茧，以及利用石刀平直切割蚕茧的可能性。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化石，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李济先生在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记录和报告中说：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我理解，所谓“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就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伏羲属于渔猎时代，神农以后属于农耕时代。渔猎时代是与动物打交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发现蚕茧应该是合情合理的。西阴遗址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其时正是炎黄时代，契合了嫘祖养蚕的传说。汉代出口到西域的丝绸，都盖有朝廷纳税的蓝色关防印记，印记只有两个字“西阴”，可见西阴从炎黄时代以来一直是养蚕的中心地区。

这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经过伏羲驯化蚕种，嫘祖推广养蚕，到汉代丝绸惊艳世界，历经数千年才完成了这项漫长而伟大的蚕业生产科技革命过程。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上天入地，然而复制一件汉代的素纱丝衣却用了二十年还没有达到原物标准，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在遥远的洪荒时代需要多少代的不懈努力去发现和创造。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即使一项极简单的发明，也需要数十万年，比如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就用了一百多万年，从用天火到钻木取火也用了几十万年。《皇图要览》说：“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伏羲和西陵氏嫘祖相隔上千年甚或数千年之久，这就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的漫长过程。这项技术的科学性在古代没有留下翔实的文字资料，现在我们只能靠出土文物来佐证。现代科学家从染色体数与同工酶的研究角度，证实了野蚕与家蚕的连续性、近缘性、同族性。

古人藏着许许多多的谜。除了史书记载外，从不同角度神秘地再现，让人相信这不是神话而是事实。1958年，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丝麻两类纺织品，同时还有稻谷。通过放射性碳素测定，这个丝织物距今约4800年，是距今年代最早的丝织实物。这个丝织实物告诉世界，人类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传播是毋庸置疑的。野蚕在4800年前已经登堂入室，人工饲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那遥远的古代，伏羲部族之后，这项伟大的工程谁来继承？担子落到神农部族身上，神农耕桑得利，究年受福，继续着这项伟大的事业。他在做一件重复而又不一样的工作，选种、淘汰、发现、审定。技术是逐渐进步的，主角却是不断变更的。华夏民族的祖先在黄河流域的广阔地域碰撞、激荡、兼并。黄帝打败了东方的入侵者蚩尤，成为黄河流域军事部落联盟的盟主。此时已是铜石并用时代，亦即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为了巩固政权，他把养蚕和采铜作为推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他的妻子嫘祖这一伟大的女性负责蚕丝技术的推广普及。《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始蚕，皇帝斩蚩尤，蚕神献丝，称织维之功。”《通鉴纲目》记载：“黄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蚕事即国事，在养蚕期间，她用织葛的纺织方法织出了第一件丝袍献给黄帝。《路史》称：“西陵氏之女嫘祖，帝为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嫘祖继承前辈的技术成果，兢兢业业，从不怠懈，不辞辛苦地研究家蚕育种，推广普及纺丝、供衣事业。“教民育蚕、织丝茧、供衣服”这十个字，把这位西陵氏夫人刻画得活灵活现。她没有养尊处优，没有颐指气使，没有珠光宝气，而是风尘仆仆地为国事奔忙。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协助黄帝确立以农桑为立国之本，被后人奉为“先蚕”圣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人之一。

伏羲、神农、黄帝以及那位勇敢的悲剧性前辈蚩尤，或许都是这项科技革命的发明者和推动者。神农时代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三大军事部落，黄帝、炎帝据有黄河中游，蚩尤部落占据黄河下游。炎、黄结盟，逐鹿之战打败蚩尤。炎、黄之间又起纷争，战于阪泉，炎帝部落一部分败退南方。其时，蚕丝技术在黄河流域已经很普及，炎帝部落在败退长江流域的过程中，这项技术也随之被带到江南。不排除在此之前蚕丝技术已经流行于江南，但是炎帝部落大规模南下，带去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包括蚕丝业技术，使江南的养蚕缫丝技术更新换代，确是可能的，所以就有了长江流域的蚕丝推广。西南蚕丛氏这位神秘人物是蜀人养蚕的祖先，属羌族的首领，羌族以伏羲为先祖，在蚕丝发展的历史上，他们是独立的一支还是黄河流域的分支，目前还难以确认。

为了一只柔弱的蚕虫，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前仆后继，代代相传，不停追求，不断完善。当代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论蚕丝业时说“蚕丝事业，中国发现甚早，起先皆在北方，确属不移之定论，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贡献更大”。据台湾学者尹良莹先生研究，蚕丝涉及的领域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是最为完整的自然科学。蚕丝在技术上的贡献，更是从人类的长期观察和发现开始的。蚕卵之初就给人以艺术之感。雌蛾腺囊中急速流出的液体在空气中迅速固化，瞬时变成了一粒粒布局均匀、饱满剔透的珍珠。卵色变化多端，三天之内由米黄色变成赤豆色，过渡到灰褐色。蚁蚕从卵里突破，变成一群小小的“艺术家”，在绿色桑叶的地毯上舞蹈，依稀可以听见啃桑叶的“沙沙”声，是美妙的生命之乐。进入龄期，它们用休眠的办法积蓄力量，脱旧衣换新装。五龄蚕确实可爱，在涅槃前它做尽了姿态，上仰前躯，停止饮食，或无所事事，到处游走，或转绕徘徊，寻寻觅觅，规划和构建自己的艺术之家。它们寻找支点，吐丝拉网，营造空间。人们只注意了蚕的经济功能，却忽略了它与生俱来的艺术才能。它们昼夜不停，始终如一，百折不挠，坚持自己的目标，一吐为快，一丝到底，用完美的特技给人类提供了最美的锦绣。正如古籍《书经》所言：“无他技。”

在育种上，蚕业更是严谨而有法度。明代崇祯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茧色有黄白两种，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黄丝。”又说：“今将早雄配晚雌，幻出嘉种。”实际上就是讲杂交育种之方法。两百多年以后，奥地利修道士孟德尔在1865年发表了两大遗传定律之一的基因分离定律，即“杂合体中决定某一性状的成对遗传因子，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彼此分离，互不干扰，使得配子中只具有成对遗传因子中的一个，从而产生数目相等的、两种类型的配子，且独立地遗传给后代”。许多中国人把孟德尔定律奉为圭臬，不屑于自己祖先的《天工开物》，殊不知自己的国家就是全球最有权威的遗传育种第一国。

蚕在文字上的创造更是丰富多彩，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童年时期的社会形态、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仓颉造字在中国妇孺皆知。仓颉造字的方法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为首，而蚕、桑、蠶（茧）、絲（丝）诸字均为象形字。桑字由叒、木两部分构成，叒为桑树之叶，木为桑树之干。蠶字由无、曰、虫三部分构成。“无”，像蚕的眼，并列成对而生。“曰”，像蚕的胴部环节。“虫”，像蚕足，并列成对而生。一般昆虫采用形声字，独有蚕是象形字。絲——则用“巾、系”而构字。通过象形的造字方法将中国史前蚕桑生产格局完整地书写出来。仓颉造字为什么对蚕、桑、蠶、絲如此偏爱？其实并不难猜测。仓颉是黄帝时期的一位官员，当黄帝确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坚持蚕丝革命，且安排妃子参加蚕事。当然，这是当时华夏帝国的一件大事，所有的官员都要围绕大局创造性地工作。蚕丝为人的着衣所依赖，与人关系密切，因此，蚕、桑、蠶、絲成为中国独具魅力的象形文字，有着独特的社会背景。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人类能够定居，学会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逐渐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

伏羲化蚕，嫘祖始蚕，应当说是人类科技史上的一次革命，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革命。懂得自己，了解自己，是中华民族子孙应有的责任。史学家夏鼐先生说：“中国是世界史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蚕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持久的历史连续性、深厚的民族凝聚力。正是这样持久而深厚的力量，实现了世界科技史上的一次革命，交织成中华民族的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