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人民大众是骚乱并不堪改造的，而政府又必须靠其选票和赞同才能建立，那么宪法制订者能够做些什么呢?开国先辈并没有提议改变人类天性，使之符合较理想的制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他们过分相信自己了解人类的过去一向是怎样的和将来必定会怎样。18世纪的思想家非常相信普遍性。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当时的思想方法是“在历史领域内上下求索，企图找到一种排除了时间、地点偶然性的一般性的人，普遍性的人”。麦迪逊声称，政治分歧意见和派别形成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天性”，永远无法消除。戴维·休谟写道：“普遍承认人的行为有极大的一致性，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都一样；人性在原则上和实践上从不改变。同样的动机总是产生同样的行为。同样的原因往往造成同样的事件。”

既然人类是无法改变的追求私利的动物，就不能求助于人类的克制能力。指望善行制约邪恶实乃求之过多；因此，开国先辈们转而依赖于以恶制恶。麦迪逊在大会期间有一次曾指责古维纳尔·莫里斯“不断反复灌输人类在政治上的极端堕落的论调以及以恶反恶、以利反利的必要性”。可是，后来正是麦迪逊自己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51篇中对同一主题作了一个绝妙的陈述： ^[1]

自由放任学派的政治经济学者说，私害可成为公益；如果私利不受国家干预或允许其追求自己的目的，就会靠天佑或自然而然地取得经济上有益的效果。但是，开国先辈对政治斗争并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如果一个阶层或利益集团在一个缺乏宪法上的平衡力量的国家掌握了控制权，就必然会掠夺其他各种利益集团。开国先辈们当然特别担心穷人掠夺富人，但其中大多数可能都会承认，富人如果不受制约也会掠夺穷人。甚至古维纳尔·莫里斯也是如此，他既极接近极端的上层阶级立场，又非常坦率而明智，在会上说，“财富会腐蚀思想，助长权力欲，并驱使人们去压迫人。历史证明这就是富人的趋势。”

开国先辈们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平衡的政府”，这一思想至少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阿 ^[2] 时代。这个古老的概念在18世纪得到了新的赞许，牛顿的科学工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占了主导地位，机械比喻很自然地涌现在人们的思维之中，就像19世纪达尔文主义气氛之下的生物学比喻一样。人类在宇宙中发现了一种合理的秩序，因而也希望能将它移植到政治中去；或者像约翰·亚当斯所说的那样，政府可以“按自然的简单原理树立起来”。麦迪逊则更是完全用牛顿式的语言说，在组建这样的“自然”政府时，必须“使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相互关系，以此互为制约，各司其职”。开国先辈们相信，只要国家设计得当，就可以形成一种协调的互相抑制的制度，各种利益集团之间、阶级之间、派系之间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就可以相互制约。

因此，开国先辈们的探索实际上简化为主要是寻求一些宪法方案，以此迫使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制约和控制。对于主张联邦制宪法的人来说，这类方案有三个显著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来维持秩序，以防范民众骚动或多数人统治。就一个州而言，可能会有一派崛起并以武力取得全面控制；但如果各州结成联邦，中央政府就可加以干预制止。汉密尔顿曾引孟德斯鸠的话说：“如果结成邦联之一邦有民众造反之事，邦联内其他各邦可起而平定之。”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第10篇中进而论说道，多数派是可能产生的各派中最危险的一派，因为多数派最有能力取得全面的权势。然而，如果政治社会范围很广泛，并包容大量各不相同的局部利益，“数量和局部情势本身必然使”具有一致多数利益的公民“无法一致地实施其压迫计划”。这样，“要求发行纸币、废除债务、均分财产或任何其他不当或险恶计划的狂热行为”对首要的有产者利益集团的危险就较小了。

完善的立宪政府的第二个优点在于代表制本身。在小型的直接民主国家，民众不稳定的情绪支配着立法；但正如麦迪逊所说，代议制政府“使公众意见流经选出的公民机构，从而使它得到完善和扩大”。人民选出的代表在明智和审慎方面都胜过群众集会的人民本身。汉密尔顿坦率地预言会出现一种行业家长制，各行各业的有财势成员将在政治上代表其他人。例如，商人是其雇员和与其有关的机师和工匠的“天然代表”。汉密尔顿推测，国会“将由地主、商人和知识界人士组成，对政府的本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开国先辈们当时正在设计的政府的第三个优点，由约翰·亚当斯在他写的《维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制度》一书第一卷中十分详细地指出了，此书在大会期间送达费城，数位代表赞许地提及了该书。 ^[3] 亚当斯认为，必须使贵族统治和民主相互制约。二者应有各自的立法院，两院之上还应各确立一个拥有否决权的称职、有力及公正的行政负责人。此种分离式的集合体内部应包含一种有机的制约力量，并应能在行政负责人的指导下自行控制。整个体系之上应有一个独立的司法机关。这样就可以控制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压制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