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卡尔霍恩生命的最后7年中，地区冲突越来越集中于新领地的取得及其在蓄奴制社会和自由社会之间的分配。由于南部内部不团结，致使国会法令废止权原则归于失败。与西部的联合既不稳定，也不确定。卡尔霍恩也无法促成他所建议的与北部资本的联合。这样，防卫问题越来越多地转向在得克萨斯、墨西哥和通过战争从墨西哥强夺的广大区域获取新的蓄奴领地的企图，以及防止北部把西部变成自由劳动的地区。
卡尔霍恩对得克萨斯的兴趣本意是要采取守势，但从表现形式来看却是过度的攻势。英国当时急切想找到新的市场和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棉花供应源，答应向得克萨斯提供财政援助和保护，以鼓励其保持独立。1843年，布鲁厄姆勋爵和阿伯丁勋爵公开承认英国意在得克萨斯鼓励废奴运动的同时鼓励国家独立，当时任国务卿的卡尔霍恩立即警觉地站出来把兼并问题同彻底维护奴隶制联系起来。南部人担心，如果在边境上再出现一个逃亡奴隶的庇护所，出现一个独立的、自由劳动的产棉国的范例，南部的社会结构就会受到威胁。卡尔霍恩坦率地对英国公使说，英国企图在得克萨斯摧毁一个“对美国和平、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的体制”!1844年，他发表了一篇分析英国的动机的文章。他指责说，英国由于使自己殖民帝国的奴隶获得了自由，因而丧失了在世界热带产品——包括棉花——生产中的地盘，危及了在其帝国内的投资，如今处境远远不如仍存在奴隶制的美国南部和巴西这样的地区。英国为了力争“重新取得并保持在热带种植业、商业和势力方面的优势”，正在不顾一切地企图破坏“其成功的竞争者”优越的劳工制度，以“摧残或摧毁其生产”。
虽然他积极主张兼并得克萨斯，但在与墨西哥的战争期间却又为南部要求征服和兼并整个墨西哥的情绪感到十分担心。如果拿下墨西哥，他担心对其实施控制的必要性将使行政当局得到巨大的权力和广泛的支持，出现他恰恰十分害怕的联邦权力集中的局面，最终将毁掉宪法确立的制度。他预言南北两部分在处置取得的领土问题上产生的冲突有可能使联邦分裂。“墨西哥是我们面前的禁果；吃下这个禁果的惩罚就是在政治上宣告我们的体制死亡。”
1846年提出的《威尔莫特附文》禁止在将从墨西哥取得的所有领土上实行奴隶制，这对南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卡尔霍恩认为这牵涉到一种理论上的权利，决无考虑妥协的余地，尽管奴隶制几乎没有推行到这些地区的可能性。12月，他对波尔克总统说，他“不想推广奴隶制”，奴隶制“很可能永远不会”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但是，他仍将否决任何载有《威尔莫特附文》的条约，因为“它将牵涉到一项原则”。 [5]
卡尔霍恩越来越担心北部“独霸”各领地以获得自由劳力的倾向。1847年，艾奥瓦 [6] 加入合众国，威斯康星也在争取成为一个正式的州，他表示担心这些领地将会出现12个或15个新的自由州。南部正在迅速丧失在参议院的同等地位，而这是它在联邦政府中维持平等地位的最后堡垒。同年3月，他号召成立一个统一的南部政党，以推动在南部问题上摊牌。他在最后一次重大演说词中断定，权力平衡已经不复存在，这次演说是托人在参议院代读的，当时他已患病垂危。他说，南部已失去“任何足以保护其不受……侵蚀和压迫的手段”。他回顾了北部优势的发展壮大、南部所受的剥削以及联邦道义纽带的逐步瓦解，并警告说，唯一拯救国家的办法是让南部在新获得的西部领地上拥有平等权利 [7] ，并修改《宪法》，归还它在地区平衡被打破前拥有的自卫力量。
一项《宪法》修正案将为南部取得平等地位的保障。卡尔霍恩要求这一保障以一致多数的形式出现，而这正是他政治体系的核心。卡尔霍恩在地区问题方面一直在鼓吹一致多数。他最早是在1833年就《强迫法案》发表的演讲中表述这一思想，最后一次是在《论政府》中作了陈述，该书是他去世以后出版的。他始终认为，按数量多数行事的政府必然不稳定；他提出代之以他所谓的由整个社会来统治的政府——即，在机体上既代表多数又代表少数的政府。不应当靠按人头数数的方式来治理社会，而应考虑重大的经济利益，考虑国家的地理单元和职能单元。为防止多数利益剥削少数利益，每方都应在法制结构中有其适当的喉舌，使之能“或以一致的声音制订并执行法律，或否决法律的执行”。只有采取这一办法，才能使社会的“不同利益、阶层、阶级或部分”都得到保护，“并防止它们之间发生任何冲突和争斗。” [8]
经过一段时间，卡尔霍恩终于相信双重行政官才是在美国推行一致多数原则的最佳途径。国家应当有两个总统，分别代表两大地区中的一个，每个总统对国会法案均有否决权。不经两地区的政治代理人认可，任何措施都不能通过。这样，政府初创时两地区之间曾有的平等地位就可得到恢复。
卡尔霍恩对美国政治中紧张关系的分析肯定可以算美国政治家突出的学术成就之一。他早就预见到北部稳健派和南部保守分子之间的联盟，而这种联盟现已成了美国政治中最庞大的力量之一。南部的等级制度基本上未受多大触动，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表现出比北部更有力地抵制了变革，并不断施加影响，既阻滞了重大改革，又遏制了北部劳动阶级的势力。等级偏见和政治保守主义已使南部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之一。
但是，尽管卡尔霍恩如此远见卓识，他对当时的地区斗争的判断仍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对社会演变的方向异常敏感，但却未能判断出它的速度。他的致命错误在于断定劳资冲突将先于资产阶级和南部种植园主的冲突而成熟。马克思和卡尔霍恩都过高地估计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前者是由于乐观，后者是由于悲观。说服北部群众接受利润制度，这比卡尔霍恩所愿意承认的要容易得多。他未能看出，北部自由社会的发展壮大为中、下层阶级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因而掌握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安全阀，可使民众的不满情绪得到控制。他也未能看出，他认为是北部弱点的不安定情况却正是其力量的秘密之一。他认识到“进步的主要源泉是个人求自身条件改善的欲望”，但无法承认，自由社会激励劳动群众这种基本愿望的力量远远大于他所珍视的“着实挨30下鞭子”的奴隶制。
简言之，卡尔霍恩未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持久的力量。当时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其最旺盛的时期，而他说起来仿佛资本主义已在开始衰亡。杰克逊时期的骚动尤其使他产生误解；他错误地把群众的不满情绪看作革命浪潮的开端，其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使普通人在工商业和政界中得到了更多的机会，因而从长远来看大大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加强。卡尔霍恩毕竟是顽固的保守分子，在保守分子的耳朵里，对上层阶级的每一种轻声批评都像是宣告暴动开始的震耳枪声。
社会分析如要变为成功的政治策略，都必须大致实际接近眼前的现实，而卡尔霍恩的社会分析恰恰缺乏这一点。在他眼里，北部根本不存在能同他那样观察局势的大型资本主义集团。虽然他在对杰克逊失望后曾一度加入辉格党，但要他同克莱和韦伯斯特等资本主义高关税经济的坚定代言人结成长期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到范布伦执政时，他在国库的分库问题上又回到民主党阵营中，以后再未转变。1830年代末，他仍在呼吁北部保守派与种植园主携起手来，当时他承认，对北部资本吸引力最大的辉格党无论在税率问题上还是在废奴问题上都比民主党人更难对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部劳动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在思想上比北部资产阶级更接近于种植园主。工人们并不同情废奴运动，却对南部政客时不时指责北部的工资奴隶制很感兴趣。1837年秋，弗朗西斯·W．皮肯斯，卡尔霍恩的副手之一，在众议院说，就对北部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言，种植园主“完全与北部劳动者处于同样境地”，并且，种植园主“作为一个阶级……是唯一与国内劳动者站在一边的资本家阶级”，对于这一立场，劳动者的代言人伊莱·摩尔表示赞同。卡尔霍恩去世8年之后，詹姆斯·H.哈蒙德在一次著名的讲演中猛烈抨击了“工资奴隶制”，他因此收到北部工人发来的许多感谢信，感谢他揭露了他们的状况。卡尔霍恩本人在1842年至1848年为自己竞选总统作安排时，得到了原北部民主党左翼许多成员的大力支持。菲茨威廉·伯德索尔这位坚定的民主党人和激进派历史学家从纽约给他写信说，“此间的民主党激进派珍视并敬仰自由选举权，他们最支持你。”而卡尔霍恩不久前还估计这样的人会把资本家吓得投入种植园主的怀抱!
作为现实政治家，卡尔霍恩错误的关键在于试图以静止不变的解决办法去应付万变的形势。北部得到发明和工业的促进，力量又得到移民浪潮的加强，人口和财富都在不断增长，人们涌向西部，并修筑铁路把东、西部连接起来。无论一致多数原则还是文件中体现的任何其他原则都无法抵挡人口统计表中每10年反映出来的浪潮。威廉·H．西沃德1850年3月11日的讲演谈到了南部的主要弱点，他说，南部追求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均势。而凡是政治均势，都需要有一种实际的均势作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政治均势就毫无价值可言”。南部无视一切现实情况，坚持要求保持地区均等和人口的大致均等。西沃德奚落道：“而且还要它万世不变!”
况且，卡尔霍恩的论点含有十足的反动意味，因此就会自己拆台。他的前提是，文明社会必须建筑在一个受压迫的、受剥削的劳动大军，即哈蒙德所谓的“低贱者”阶级之上。假如社会底层必须有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假如南部奴隶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处境优于北部的自由工人，假如奴隶制是政治体制的最牢靠坚实基础，那么全体工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似乎还有什么理由不放弃自由而去做奴隶呢?这个前提甚至对南部更是不幸。卡尔霍恩在这个结论前退缩了，但某些南部人却没有。乔治·菲茨休就是在19世纪50年代宣扬这样的论点而出了名。虽然追随菲茨休的南部人可能极少，但这件事本身却给了北部政治活动家一个极好的机会，可用以唤起自由人们，特别是对奴隶制的道德与否持无所谓态度的人，站出来反对奴隶制的扩散。
卡尔霍恩能够看出并好像很有道理地阐述北部社会的每一个弱点，但他所处的地位却迫使他闭目不看南部的弱点。他在逻辑上的首尾一贯性很强，但在道义问题上却连最基本的坚定性都没有。在这方面，很难像威尔茨教授等人那样认为他是“维护一切少数权利和利益的伟大战士”。诚然，卡尔霍恩极为系统地阐述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问题，而且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可能对后人经常归因于此的政治理论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但怎么能够认为他提出的实际办法也有同样的价值呢?他对少数权利根本没有关心可言，因为这类权利只有现代的自由思想界才感兴趣——持异议者表达非正统思想的权利，保持与国家相违背的个人良心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权利。归根结底，他所关心的只是有钱人的少数。一致多数原则只是一种与保护持异议者毫无关系的手段，其特定目的是保护拥有巨大势力的既得利益。即使是在南部，卡尔霍恩也根本不想保护知识界的少数、批评者和持异议者。克莱门特·伊顿教授在所著《南部各州的思想自由》一书中把他排在“那些使南部人民思想中形成了导致褊狭的成见”的政客的首位。最后，他真正想保护的并不是少数权利，而是少数特权。在决定国家政策方面，他要求的不仅仅是让少数在决策方面获得相应的发言权，而是想让它得到平等的发言权。他一定不能理解弗吉尼亚的威廉·H．罗恩的说法，即，他“从未想到［少数］除了自由地、和平地并且合法地在可能时把自己转变为多数的权利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权利”。任何少数，无论是属于北部还是属于南部，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卡尔霍恩意见不一，他就决不会把这种基本权利交给它。事实上，他起初关于奴隶制问题的一些重要演讲就是出于否定少数有请愿权利的企图。
卡尔霍恩是民主国度中的少数派代言人，国家主义时代中的州独立主义者，自由进步时代中的奴隶主，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国家中的农业派。他在思想上变得十分固执，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可以看到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物，却对鼻子底下的事物视而不见；能够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预见到未来的一些重大趋向，但又始终不注意当前的现实，这成了他独有的特点，显出他才智卓绝而又十分抽象并脱离现实。他的弱点在于一切都按公式和逻辑，不近人情，这只是说他活着就是在不停地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过于专横——竟把自己的思想凌驾于现实之上。他看不到世界是人、情绪和道德的巨大综合体，因为他在生活中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甚至不知如何与人友好相处，他本应受到这方面的教导。举例而言，他较容易设想南部在奴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优于北部的文化，因为他自己没有文化生活可言，只有一种敏捷而刚健的思维方式。当他真的在南部的查尔斯顿发现文化生活时，他只是希望有一场瘟疫降在它头上，这或许就象征了他在南部历史中的地位。
[1] 由于1824年大选的特殊情况，虽然杰克逊竞选失败，卡尔霍恩仍当选为副总统。
[2] 卡尔霍恩的这份报告未获正式通过，但由于卡罗来纳州议会下院曾下令把它印发5000份，一般都把这份报告视为正式文件。
[3] 卡尔霍恩最典型的诡辩是他对《独立宣言》哲学思想的攻击，他将它理解为就是指“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命题……其中毫无真实之处。开头的‘人人生而’一语根本不对。人不是生出来的，只有婴儿才是生出来的，他们长大成人……并不生而自由。婴儿不能自由行事……”任何人如果从他这些部分的论著开始接触卡尔霍恩，将很难相信他对天赋权利理论会有正确而犀利的批评，然而他提出了。
[4] 如果剔去其中的评价部分和煽动性的语言，卡尔霍恩的预测与“重建时期”共和党激进派实际采用的计划十分相似。
[5]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罗伯特·图姆斯于1849年1月22日写信给J．J．克里坦登说，“美国不可能成为实行奴隶制的国度。我们只不过要捍卫荣誉……并使国家不受各种蛊惑之危害。”
[6] 旧译衣阿华。——译者
[7] 不知卡尔霍恩究竟是改变了他原先向波尔克承诺的想法，即不指望奴隶制会推行到西部领地，还是仍然认为仅仅在原则上取得胜利也是十分重要的。
[8] 卡尔霍恩开始涉足政界时，南卡罗来纳实际上就是在实行一致多数原则，当时州议会两院中，一院分给沿海种植园地区，另一院分给内地农场主。但威廉·A．沙珀曾指出，一致多数原则在该州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少数，即种植园主，一直握有大权，“直至把多数争取到其利益和体制一边”。
南部某些人怀有一种希望：既然两大党内都有南部的一派，南部就可以在两党制内而不是在《宪法》本身范围内实行非正式的一致多数原则。此项计划在一定时间内是可行的，但卡尔霍恩不相信它能长期起作用。他争论说，各政党终必“多少带上某种地区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会不断加强。如果各党都带上地区色彩，一致意见只会出现在一项正式的宪法修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