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788年，帕特里克·亨利在辩论反对联邦宪法时问道：“既然北部各州是多数，南部成员如何能够阻止在南部各州实行最苛刻沉重的税收?”对北部多数的这种担心像南部沼泽地中的植物一样迅速成熟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南部成长壮大起来，但北部成长壮大得更快。1790年，卡尔霍恩8岁，当时北部和南部的人口实际上相等。到1850年，即卡尔霍恩去世的时候，北部人口已达1352.7万人，而南部只有961.2万人。这种优势也反映在国会中。虽然南部政治家在政府中占的比例很大，与其人口并不相称，但联邦政策仍有利于北部资本，南部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北部货运商、银行家和制造商的口袋。当然，就南部资金外流的大部分而言，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因为南部几乎没有自己的航运业、银行业和制造业。但也有相当的部分是由于南部人心目中的政府“人为”干预——保护性关税——造成的。首先激起南部斗志昂扬的不是奴隶问题，而是税率。南部种植园主眼看着手下的男男女女乃至儿童在田野中艰苦劳作创造的财富不断地从他们手中滑走，他们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卡尔霍恩说：“我们所求的富足只是让我们得到自己的果实。”
南部的领袖们开始疑虑这一切到何时才能结束。既然北部一开始就占了优势，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利用联邦政府进一步扩大两部分之间的政治力量差距，并利用南部的不断衰弱而不顾一切地把剥削推向不堪忍受的极端?南部领袖们为本地区的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感到受屈辱，对这种状况的政治意义感到担心，外界对他们“特殊制度”的谴责又使他们不安，因而对两个地区力量平衡的每一次波动都作出了极为激烈和过度焦虑的反应。如何维持这种平衡是卡尔霍恩考虑的中心问题，他全力以赴，22年中始终抓住不放。早在1831年他就悲叹说：“南部……是固定不变的、毫无希望的少数。”5年后，他又在参议院夸大其词地说：“我们在这里是极少数，被包围在压倒多数之中。”1833年，他在谈到“强迫法案”时说，他认为南部面临“一个敌对的立法制度……一种压迫性的不平等税收办法……拨款不公而无度……致使较弱的权益集团的全部劳动和资本依附于较强的集团”。
1830年以后，废奴主义的呼声开始出现，南部对这一所谓的威胁的反感情绪日增。在刺激南部态度激烈起来并想到要脱离联邦方面，究竟是对于废奴主张的恐惧起的作用大，还是对进一步遭受经济剥削的恐惧起的作用大，争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如果力量完全转为有利于北部，它就既可以在经济上奴役种植园主阶层，又可以使奴隶获得解放。因此，南部领袖们集中精力于争取地区力量平衡，并不人为地去区分各自的理由。正如卡尔霍恩在1844年所说，“掠夺和煽动”是“有血缘关系的敌对手段”。“税收夺走了我们的劳动收益，废奴的主张则打击劳动本身。”
当然，自愿解放奴隶是不可能的。要理解旧南部各州的心态，就必须认识到，解放奴隶不仅意味着以雇佣劳动取代奴隶劳动，而且意味着白人丧失至高无上地位，推翻等级制度——简言之，这意味着一种文明的结束。虽然卡尔霍恩曾谴责买卖奴隶是一种“可憎的生意”，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同意杰斐逊派对奴隶制的看法，即，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但只应是暂时性的。这种观点普遍流行于卡尔霍恩青年时代的南部。1820年，他曾与约翰·昆西·亚当斯交谈过一次，此次交谈表明他是如何暗暗同意奴隶制的等级前提的。亚当斯谈到平等，谈到人生尊严和价值。卡尔霍恩承认亚当斯的信念“是正义和高尚的”，但又补充说，这些信念在南部事实上只适用于白人。他说，奴隶制是“白人之间平等的最佳保证，使他们一律平等……它甚至不允许存在某一白人可以对另一白人盛气凌人的不平等”。
卡尔霍恩是第一个在国会公开表达了南部几乎全体白人逐渐形成的看法的声名显赫的政治家。1837年，他在参议院断言，奴隶制“并非邪恶，而是好事——是件十足的好事”。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奴隶制一定总是优于自由劳资关系，只是说它是黑人与白人之间形成的最佳关系。他争辩说，奴隶制为黑人带来了很多好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留给劳动者如此多的份额，向他们索取得如此之少，而……又如此悉心照料其生老病死。”他们的生活条件大大优于欧洲所谓更文明社会贫民院中之贫民。至于奴隶制在政治方面的意义，“我敢断言，南部两个种族之间的现存关系……构成了建立自由稳定的政治体制的最牢固坚实的基础。”
南部把奴隶解放看作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灾难。卡尔霍恩在1849年草拟的一份宣言中描绘了一系列他认为废奴主义者可能会采取的做法，先是逐步破坏奴隶制，直到北部能够“操纵各领地”，争取到足够的州，占全联邦3/4，进而通过一项解放奴隶的修正案。灾难还不止于此。由于两个种族“除了处于当前这种关系外不可能和睦或互利相处”，必有一个种族获得支配地位。奴隶获得解放之后，“就会获得选举权和在联邦政府担任公职的权利，从而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就会被提高到与其先前的主人相同的地步”。他们会在政治上与北部的支持者联成一气，和他们采取一致行动，“使南部白种人完全屈从他们”。黑人以及可能与之联合起来的那些堕落的白人将占居联邦大部分职位并取得大部分官职任命权，“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凌驾于南部白人之上”。失去主人地位的白种人将别无他法，只有离开祖先留下的家园，把国家拱手交给黑人。 [4]
面对这种危险，南部决不能坐等自己衰弱下去，只能以最坚决的战斗姿态，站稳脚跟，迎击敌人于边境之上。必须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否则不堪设想。“什么!低头认输!牺牲生命也比低头认输强!”
卡尔霍恩有一个长处：他虽然通晓关于宪法辩论的一切学问，但不满足于完全按常规或依照宪法来解释地区争执，而是跨越了这个水平，把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理解为阶级之间的平衡。虽然他并没有完整的历史理论，但却看出人类发展史的每一个时期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和剥削。他相信“事实上从来未存在过一部分人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富裕文明社会”。不难“找出使各文明社会的财富如此分配不均的各种手段，揭示通过什么办法使以劳动生产财富的人所得如此之少以及非生产者阶级所得如此之多”。他完全相信税率就是这些方法之一，认为它是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确定无疑的手段之一。早在1828年，他就在《申论与抗议》一文中对税率制度作了如下分析：
待我们［种植园主］被汲干榨尽之后，斗争将在资本家和操作者［工人］之间展开；因为它终将把社会划分为这两个阶级。我们这里必将会出现与欧洲同样的斗争问题。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工资的跌落必快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降低，直至操作者地位降至最低点——凭劳动所得的部分产品将难以维持生计。
卡尔霍恩在《论政府》一文中预言，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增长，“贫富差距将更加强烈地显露出来，”“无知和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所占的比例将会加大。这样，“彼此之间相互冲突的倾向将会加强；另外，穷人和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数将相应增多，因而在按数量多数统治的政府中，富人和野心家当中不乏为取得控制权而对他们加以鼓动和引导的领袖人物。”
这些论点并不仅仅是说给公众听的。1831年，他的一位朋友记录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卡尔霍恩“谈到资本有摧毁和吸取社会财产，并造成本身与操作者之间的冲突的趋势”。卡尔霍恩曾对艾伯特·布里斯班说，“资本家拥有劳动工具，只求从劳动中榨取全部利润，使劳动者老、病无助，得靠自己解决。”1837年，他在给哈蒙德的信中写道，他“不曾了解下层在平等独立方面已取得了”如哈蒙德所说的“那么巨大的进步”。“我看现代社会正在奔向某种新的、未经试验过的状态。”1846年，他向女儿安娜承认，“我担心的是，政治科学的进步远远落在与物质有关的进步之后，后一种进步会导致动乱和革命，有可能阻滞乃至扼止前者。”在杰克逊反银行斗争的高潮中，他写信给儿子詹姆斯说，北部许多人的观点都在接近南部的观点。他们不仅害怕杰克逊本人掌握的权力，而且也害怕“本地区的穷人和堕落者。他们开始感觉到我早就预料到的情况，自己人对他们造成的威胁比奴隶对我们造成的威胁更大”。
从这些很有特点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一些后来经马克思详尽阐明和完善的几点大致相似的思想：关于遍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劳动价值理论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的集中；工人阶级状况降至生存线以下；劳动者阶级对资本家的反抗不断加剧；关于社会革命的预言。不同之处在于，卡尔霍恩主张不应允许发生革命。为了防止发生革命，他一连多年始终在建议建立理查德·柯伦特所谓的“种植园主—资本家合作，反对阶级敌人”。在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中，南部由于其优越的社会稳定性，可以作为稳健的力量大起作用。反过来，北部的保守分子就应当自愿压低废奴主义的宣传鼓动调门；他们最好认识到，推翻南部的奴隶制就会为北部的社会革命打下基础。
［他在参议院说，］在财富和文明的高级阶段，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冲突。南部的社会条件使我们免于这一冲突产生的混乱和危险；这就说明了各蓄奴州的政治状况远比北部稳定安宁的原因。……下一代人的经验将充分证明，就争取自由而稳定的体制而言，只要我们不受他人干扰，或只要我们……及时成功地挡住这种干扰，我们的社会条件是多么优于其他地区。
1838年1月9日，卡尔霍恩进一步阐述了南部不可能发生“劳资”冲突的原因，而这种冲突却使“所有不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制度的富裕和高度文明的国家极难建立和维持自由体制”。这是因为，南部各州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聚合体，而是由社会集体构成的聚合体。“每一个种植园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主人就是首领，他把资本和劳动的利益统一集于自身，他是这个社会的共同代表。”在南部各州，劳动和资本的利益“都得到同等代表，完全协调一致”。因而，南部在整个合众国内成了
制度的平衡力；这一巨大的稳健力量，使其他不是很幸运组成的部分免于贸然发生冲突。在北部劳资冲突日益增多的趋势中，南部过去和将来都把重量压在稳健的一边；不论是劳方或资方有一方危及我们政治制度的平衡，南部都会给以打击。
1836年，卡尔霍恩向“冷静而慎重的”北部人指出：
本国现有体制对这些人有深切的利害关系，如今针对南部各州制度的攻击很容易转而针对维护他们自己的财产和安全的制度。用以反对［南部］制度的论点只要稍作修改即可同样有效地用以反对北部的制度，包括其银行业，北部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财产和资本。
1847年，他又提醒北部稳健派注意，“维护和保持蓄奴州平衡作用”与他们有着多么重大的利害关系。“请先生们接受这一警告吧：他们反对我们就等于反对自己。”两年后，他又补充说，失去了南部，北部“将失去赖以维系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的团结中心点；并将……为由于贫富之间的倾轧不和而产生的一切动荡和冲突所苦”。这些警告都不过是出自卡尔霍恩长期坚持的信仰，这就是他对乔西亚·昆西说过的，“北部绅士们同南部绅士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位卡罗来纳人并不真的指望他的呼吁和预言会改变北部的公众舆论，但他希望结局会做到这一点。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会把北部稳健派推入种植园主的怀抱，但正如他在1835年对达夫·格林承认的，“只有上帝知道”北部是否有理智看清局势“及时保住自己和国家体制”。
卡尔霍恩为地区问题准备了一种巧妙的解决办法：由南部起抵制劳工动乱的平衡轮的作用，作为回报，北部的稳健派应与南部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针对奴隶制问题的一切蛊惑。他针对关税问题提出的方案最清楚地体现在1845年致艾伯特·劳伦斯的一封信中：北部制造商应与种植园主在为出口市场而生产方面联合起来。这样，至多不过使制造商无法单独获得国内市场的兴隆生意，而“重要的是占领国外市场”，为此，高税率就只能是一种障碍。北部应与英国制造商竞争，途径是降低税收，进口廉价原材料，并为对外贸易展开大力竞争。“做到这些，种植园主与制造商之间的全部冲突就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