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德国和奥地利
我们知道，在德国，社会政策和历史学派著作对普通经济学的影响较任何其他国家为甚。这种影响既未完全破坏传统，也未完全摧毁普通经济学的“理论”部分。但在某些方面，却几乎做到了这一点。虽则到1900年，开始出现反作用，到1914年且日趋强烈，但那时二十几岁的人实际上没有受过掌握分析工具的技术的训练，其中有些人实际上把“理论”看成由社会主义或个人主义以及其他类似的哲理和关于“方法”的争论所组成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把理论视为“工具箱”。概括说来，真正土生土长的理论是既不足道又很虚弱的，唯一跳动的脉搏是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学派。事实上，像这样被彻底分散的形势——较前一时期更甚——是难以用简洁的速写来描绘的。我打算作如下极端简化的处理：首先考察一下奥地利学派；而后看一看几个代表性人物，他们只是在下述意义上才说得上组成一个派别，即在前一时期奠定了自己声望的基础，并且作为“元老”对我们正在研究的时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最后，在把马克思主义者保留到本章之末来单独论述的同时，我们将再加上一些代表性人物的名字，这有助于使从前一章就开始描绘的德国经济学者的“生平与著作”这幅图画得以完成，就像可以把印象派画家的几抹颜色说是使图画完成一样。在下面三小节里，我们始终牢记的宗旨是：不惜以对许多个人欠公允这一相当“痛苦的代价”来画出一不过分拥挤的画面。 [157]
（a）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 存在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密文化关系并没有阻止在奥地利出现一个我们所涉及的领域中完全不同于德国的科学形势。这主要是由于两件涉及个人的事实：其一，由于卡尔·门格尔是一位具有异乎寻常力量的领袖；其 二，由于他得到了庞巴维克和维塞尔这两个门徒，他们在学术上跟门格尔相匹敌，他们完成了门格尔的业绩。他们实际上不能叫做第二代，而是有资格被看作一个学派的共同奠基人，这个学派在许多方面将是一个具有惊人重要性和持久性的学派。此外还有几位相当值得注意的追随者（诸如扎克斯和楚克坎德尔），当然在这个时期确也兴起一个第二代。不过我认为把这一小节限于介绍这两位 [158] 领袖和另外两个人即奥斯皮茨和利本，不但恰当而且能给人以正确的印象；后二者，从个人方面看而不是从学说上看，似乎离得远些而且从未获得他们所应得的声誉。
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年），就其经历来说，主要是一个公务员。在评价他的科学著作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就像要想公正评价李嘉图时必须记住他的职业一样。摆在我们面前要读的书并不是庞巴维克心目中认为已告完成的著作——已发表的著述的某些部分是仓促写成的，庞巴维克从没有机会对其结果加以补救。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他一生以下列品质著称的记录中摘引几件有关的事实——这些品质包括一心一意忠于职守、完全公正无私、在学术上极度努力、在文化上兴趣广泛，为人坦率、纯朴，所有这些品质完全不是装出来的，也完全不是出于喜欢自我表现。他的早年科学发展谅必受到一读完普通法科就去当文官这一经历的严重妨碍，我们知道，这样就不能给经济学留下什么余地。他被任命在因斯布鲁克大学教学的时候才三十岁，在那里任教八年就是他能够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从事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全部时间。他是一个刻苦努力、有条不紊、效率很高的工作者，也许，我们也无需因为他从事教学工作而对他蕴藏的精力作很大的扣减。不过，他的精力更多地用在了在各种论战上面，通过这些论战使他成了门格尔学说的最最杰出的拥护者。 [159] 其余的精力则用于撰写他一生的主要著作《资本与资本利息》（第一卷，1884年初版，1921年第四版；英译本1890年版；第二卷，1889年初版，1921年第四版；英译本1891年版）：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英译本作《资本与利息》；第二卷《资本实证论》，英译本用了同名。第一卷包含对利息理论的一系列批判。第二卷包含他自己的创造性贡献。但由于预料到为了准备1896年财政大改革他要重新参加财政部工作，第二卷的写作不得不压缩，并且这一卷书不得不在作者写作过程中一部分一部分地仓促付印。结果，各种独特的想法只是很不完善地被拼凑在一起；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若干实质问题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而书中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思想倾向；有决定意义的后几章坦率地说只是未定稿（参阅第二版未修订本的序言），只达到了他所达得到的水平，而未达到他想要达到的水平。紧接着从1889年到1904年，又有一段辉煌而又非常有趣的经历，在这期间他三度入阁，除了从公务繁忙中抽出的短暂休假和零星时间——特别是在清晨——以外，再无更多的空闲。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同大学教学保持着外围关系（他仍担任维也纳大学名誉教授，偶尔指导一个研究班）。他也还能够写一些论战性质或说明性质的文章。特别是，他写出了批判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那部著名著作。 [160] 但是他不能再写什么有创造性的著作了。1905年终于有了空闲，当时他拒绝了国王授予的最有利的要职，而接受了维也纳大学“常任”（专任）教授的聘任。这就等于说，除了自愿承担的工作以外可以摆脱一切，也摆脱现代生活的无谓烦恼，因为当时环境之下的所有“当道者”都对这位声誉卓著的枢密顾问官无限尊敬。然而他的脑力和体力都比他的年龄更显得苍老了。虽然他一直指导他那出名的研究班到死（1914年），他的创造能力却早用光了。他固然对《资本与资本利息》做了一些修改工作，并且增写了庞大的附录，但再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进步了。《资本与资本利息》的增订第三版于1909-1914年份三卷出版〔第二卷扩大成两卷：第二卷上和第二卷下〕；没有更动的第四版则附有冯·维塞尔的一篇导言，于1921年出版。
我们先不管庞巴维克对于边际效用原理的倡导，先不管他对马克思的批判以及其他可以提及的事情，而来探究一下他的主要贡献的性质与意义何在。大多数人给予的回答很可能是：他的贡献主要是利息理论和与之有联系的“生产周期”。这一回答极不全面。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以及附带地，庞巴维克的生产周期，只是经济过程的综合模式中的两个要素，该模式的根子可以溯诸李嘉图的著作，又和马克思的模式相类似。很自然，它的一部分是完整的分配理论——而不单是利息理论，这个分配理论在“完全发达的资本市场”中达到了顶峰（参阅《资本实证论》下册第四编，第三版及第四版），在那里存货、周转期、工资和利息同时得到决定。对于他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如果我们想加个标签的话，那最好把他叫做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161]
因此，庞巴维克的成就带有李嘉图的根子， [162] 虽然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同样也没有认识下面这个事实：在一极为重要的方面，约翰·雷抢在了他的前面。 [163] 最后，更加明确得多的是，杰文斯也抢在了他的前面——他跟杰文斯的关系和马歇尔跟杰文斯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常常还有另一些人领先于庞巴维克；我们知道，在一点上，西尼尔处于领先地位，在另一点上，纽科姆的《原理》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主观上，庞巴维克是门格尔无比虔诚的门徒，以至几乎没有必要再寻找其他影响了。这还不仅是说，他在价值及价格问题上追随了门格尔；甚至连下列两个命题，即能够通过延长生产周期来增加一定“数量”资本的生产力，和相对眼前的快乐而言，我们习惯于低估将来的快乐，也都是门格尔早已指出过的； [164] 可是我们将要看到，这两个命题正是庞巴维克所特有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的两块基石。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杰文斯在时间上的居先，使人对庞巴维克的首创性产生了疑问。有人会争辩说：有本事把处于胚胎状态的启示发展成为一个壮观的有机整体的人，是根本不需要什么启示的。实际上没有必要作这种争辩。使庞巴维克成为经济科学的伟大建筑师之一的，正是上面粗略描绘的庞巴维克的经济过程模式或庞巴维克的经济过程图式，而这个图式既完全出乎杰文斯的想象力范围之外，又完全出乎门格尔的想象力范围之外。
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几个最杰出人物，特别是维克塞尔和陶西格 [165] ，事实上就是这样看待他的。但多得多的人却从一开始就批评他和诋毁他。这是由于，第一，庞巴维克一贯很谨慎，虽然他有极多的学生，可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妨碍他像马歇尔那样把这些学生变成门徒，因此他从没有获得一批为捍卫他而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科学卫士。第二，这位著名辩论家积累了有些人不想慢慢跟他算账的许多争端。 [166] 第三，像前解释过的，庞巴维克的著作不是一部成熟的著作：它实质上（而非形式上）是一部初稿，没能发展成为更完善得多的东西，而且后来也再没有继续发展。加之，由于技术原始，特别是由于缺少数学训练，庞巴维克究竟能不能完善其著作，也是很可怀疑的。于是，他的著作除使人很难理解之外，还充满了招致批评的不当之处——例如要按他的论述，“生产周期”几乎等于废话——并且妨碍读者进一步深入到他的思想核心。其结果，对他的个别论点的批评往往很成功，而这样零零碎碎地吃败仗又损害了整体的名誉。他甚至受到欧文·费雪这样出名公正的人的批评，后者甚至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利息论》有多少应该归功于庞巴维克，虽然费雪肯定比所有的人都迫切希望，或甚至过于迫切希望能公正对待他所能发现的前辈。到凯恩斯写《货币论》的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庞巴维克的理论只不过是个离奇的错误，不必加以认真的讨论。可是他的思想还是继续起作用，并使人们，包括那些批评者与诋毁者在内，都从中受到教益。事实上，他的思想自始就是这样起作用的：虽然庞巴维克很少赢得敬意，信徒也很少，但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经济学界的伟大导师之一。 [167]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1851-1926年）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位天生的思想家。青年时期一度短暂地担任文官和六十多岁时更短暂地一度入阁，是他一生在布拉格和维也纳所过的既平静又无变故的学术生涯的唯一中断。然而，这位思想家的特征是难以描述的。他的伟大之处是具有深入到事物内部的广阔想象力。但是他没使这种想象力很好地发挥作用，因为他不仅像庞巴维克一样缺少必要的技术训练，而且还加上他缺少炮制有力论点所需要的天赋才能。我们已经提到他的社会学（《公理与强权》，1910年版；《权力的规律》，1926年版），对这种社会学本应给予更多的注意。他对货币理论的重大贡献将在适当的地方提到。在他关于一般理论的三部伟大著作当中，第一部《论经济价值的来源和主要规律》（1884年版）除具有重新强调和发展门格尔关于价值的理论的功绩（他创造了Grenznutzen〔边际〕一词）外别无其他，虽然单是这一点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第二部《自然价值》（1889年版；英译本1893年版）完成了奥地利学派的成本与分配理论（他创造了Zwrechnung〔归属〕一词），对这些理论门格尔仅仅略述梗概，而且，尽管有门格尔的概述，尽管有显著的技术上的错误，仍应该把这部著作列为一项首创性成就；第三部《社会经济理论》（见M.韦伯的《社会经济学概论》第一卷，1914年版；英译本作《社会经济学》，1927年版），虽则实质上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却是对他一生经济思想的总结，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历史上——但是，各个历史学家对他的看法却大不相同——主要把他看作是完成奥地利学派理论结构的人物，虽然他的有些看法和瓦尔拉的看法更类似而不是和门格尔的看法更类似。对于他作为理论家的意义的最高评价可以在施蒂格勒教授的书中找到，这本书只在这里提一下就算了。 [168] 他的《论文集》（1949年版）则由冯·哈耶克教授编辑并作传。
为篇幅所限只能简略地提一提下面两个著名人士的著作；这两个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1837-1906年）和理查德·利本（1842-1919年）。前者是一个同卡特尔作斗争的工业家——尽管卡特尔增加了他的利润（他把增加的利润转给了他的雇工），又是和别人共同提出采用累进所得税法案的政治家。后者是前者的亲戚，又是他科学上的合作者，是一个有艺术欣赏力的私营银行家。他们写出了这个时期杰出的理论著作之一，《价格理论研究》（1889年版；第一部分于1887年单独发表；法译本1914年版）。从技术上看，他们远远优于他们本国人；而由于这一点，还由于他们把局部分析问题摆在最显著的地位，他们的著作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奥地利学派”的色彩。这部著作颇受埃奇沃思的赏识，并得到欧文·费雪的更大赏识，但在本国却默默无闻。他们的总供求和边际供求曲线（他们没有使用平均曲线）在当时是首创性的贡献，附录中那个根本没人注意的一般理论也是如此。
上面我把奥地利学派说成是德国一般经济学中两个能起作用的势力之一。但是这个势力直到1900年以后才显著表现出来，而且甚至再晚些时候德国人对它的态度也不那么友善。 [169] 之所以如此有几点理由。第一，主要对自己那时代的实际问题和历史著作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不会欢迎他们认为基本是错误的或者至少不感兴趣的那一种研究的复兴。第二，除了施穆勒——他后来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之外，许多人都把理论同“曼彻斯特主义”，也就是同无条件的放任主义联系起来。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不仅是他们所不喜欢的那种分析的复兴，而且是他们所憎恶的那种经济思想——或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第三，当时大多数理论家不是受马克思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理论中当然除了资产阶级的新辩解之外看不见其他——就是英国“古典派”的忠实信徒：他们之中有些人对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的钦佩较之马歇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不像马歇尔，他们坚决不肯超越这两个人。 [170] 各式各样的游击战士——他们独自试作新的开始——也不想接受这样一种分析图式，这种分析图式尽管非常简单，但若未受过某种理论训练，是无法体会它的。在英国，刚开头的进展很快就碰上马歇尔学派这座堡垒，它“巍然高耸”在奥地利学派这间茅屋之前。在美国，许多经济学家豪爽地承认了奥地利学派。但是，由于这个国家有本国的“边际”学派，又由于若干最负盛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特别是欧文·费雪，追随瓦尔拉，而不是追随奥地利三人同盟，其形势就跟英国没有多大区别了。在法国，奥地利学派的学说正好同该国的传统相一致，而又比瓦尔拉的数理派学说更易于接受，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勒鲁瓦·博留、季德、兰德里、科尔森（虽然他较偏向于瓦尔拉派）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对他很殷勤。在意大利，起初有很大成功。但是奥地利学派的冲力不久就逐渐消失，或者说被帕累托的学说所湮没。奥地利学派最早而又最持久的成功是在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
（b）元老们。 庞巴维克有一次告诉一个浮躁而又执拗的青年人说，科学只有等到老教授们一个个死去才会进步。可是，在他们死去而科学取得进步之前，这些老教授仍是场上人物，其中有些人我们必须提到。我选择了罗雪尔，他一直活到1894年，还有克尼斯、舍夫勒、施泰因，这些人我们在前面都提到过，他们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关于罗雪尔，无须再多说什么了。卡尔·克尼斯（1821-1890年）主要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把海德堡变成学习与研究中心，在那里各式各样的人都受到欢迎并被聚集在一起工作。在他的许多著作当中，我只提一下他的主要著作《货币与信用》（1873-1879年出版）。阿尔伯特·舍夫勒，是施瓦本激进派——如果他活到今天，并且活在美国，我们就要把他说成是“新政实行家”或甚至“只会空谈的温和激进派”了；他在1871年当了奥地利内阁部长，随后在他的家乡小城过了三十多年悠闲的学者生活；他很少有教学机会，但是作为作家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除非他那雄心勃勃的《社会机体的结构与生命》（1875-1878年出版）一书里有比我所能从中找到的更多的东西，否则就不能认为经济分析有多少要归功于他。他在赋税方面的著作将在适当的地方提到〔第六章中关于赋税的一节没有写完——编者〕。洛伦茨·冯·施泰因（1815-1890年）是攻读法国社会主义的学生，1855-1888年在维也纳大学当教授，成为公共行政与财政学的权威。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并不足道，我之提到他只是因为从整幅画面中略去一位无疑是杰出的人物，似乎不太合适。
（c）代表人物。 当人们想到我们所概述的时期中德国经济学家的时候，首先浮上脑际的学术领袖名字当然是前一章业已提到的那些人，特别是布伦坦诺、比歇尔、克纳普、施穆勒、桑巴特、瓦格纳和M.韦伯了。为了说明多方面的情况，我还挑选了博特基威切、迪尔、迪策尔、劳恩哈德、莱克塞斯、菲利波维奇和舒尔茨—格弗尼茨等几个人。但是，我应该到此为止。许多成功的教师，诸如约翰尼斯·康拉德——他是许多美国来访者的热心顾问——或古斯塔夫·科恩、波勒、赫尔德，以及杰出的纳塞或赫克纳等，则应略而不论。
在第一批人里面，只有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年）还需要补充几句。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为社会政策而斗争的领袖，又是——政治上的——保守的改革家。此外，他在货币方面还有使他增光的有内容的作品，将在第八章加以评介。我们也要介绍他在财政学方面的著作（《财政学》，四卷本，1877-1901年出版）。推想得出，在历史上他的声誉所依据的正是这些成就。而在这里，我们则要把他看作一般的分析经济学家。他觉得自己是在反对历史主义这个意义上是“理论家”。然而，他虽然决不拥护施穆勒派，却通过他那——如果不是完全新奇的——对（制度上的、行为规范上的和过程上的）历史—法律范畴和经济范畴所作的著名区分，强调了历史相对性，这种区分也许是无须再作解释的。他经常说，洛贝尔图斯和舍夫勒是使他受益最多的两位经济学家；他也一直表现出对李嘉图怀有批判性的兴趣，对他说来，后者永远是他所认为的“那种”理论家。对于他那时代的著作，他仅仅吸取了表面上的意[KG-*9]思，虽然对许多外国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马歇尔和陶西格，他也
给予了承认——仅仅是在形式上承认，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反过来也得到他们的承认，特别是得到马歇尔的承认。除货币领域外，对于他在分析经济学方面的首创性甚或他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能给以很高评价的。可是他的名字却远比许多专门分析家要流传得更久。在他那受系统化狂热病影响而简直令人不能忍受的浩瀚著作中，这里要提到的只是他的《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1876年第一版）一书，这本书后来被他和别人合写的巨著《手册》（《政治经济学手册》）所取代。
上面所说的第二批人是由成分很复杂的人组成的。拉迪斯拉斯·冯·博特基威切（1868-1931年）是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171] 并且是地位很高的莱克塞斯派统计学家。作为理论家，他主要作为对马克思 [172] 和庞巴维克的最有力的批评家之一而著名。就经济理论而言，他那从本质上说好挑毛病的倾向妨碍他写出有创造性的著作。这还不是一切。他的批评每涉及细节的时候也是最精彩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着意“寻章摘句”的人，而对于理论模式的更广方面和更深意义，却不放在眼里。博特基威切自称是马歇尔派。但这不过是说，他喜欢马歇尔《原理》中某些最不令人钦佩、最不进步的东西。然而，如果他不是站在侧线位相反，卡尔·迪尔（1864-1943年）则没有站在侧线上；他在弗赖堡占据了德国经济学最著名的讲座之一——其所以著名，部分由于在他以前就著名，也部分由于他的缘故。他又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教师，虽然在讲堂上不及在研究班上表现得那么出色，他的研究班组织了并鼓舞了很多的学生。他具有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尤其是主张一切都具有历史相对性。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家”，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在同某些哲理打交道，在作概念上的争论时候并不放弃理论，而把理论作为手段来解决问题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既不是首创的又不是很现代的，也不是很精细的——其根源出诸英国的“古典派”， [173] 但是这种理论仍不失为有用的理论，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很大意义。
海因里希·迪策尔（1857-1935年），另一个（在波恩）担任主要教授席位的人，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也主要是理论家，在严密逻辑方面胜过迪尔。但是，作为教师，无论就脾气说，还是就科学讲演内容的异常贫乏说，都是效果不太好的。他“浅尝辄止”，并且在学术上停留在他早年所处的地位，即“古典派”地位。虽然他在“古典派”路线上做了某些还算不错的工作，并为瓦格纳的《手册》写了关于理论的有趣的一卷（《理论的社会经济学》；主要讲方法问题），但除了他同庞巴维克的论战外，人们似乎不会想起他。
瓦格纳和迪策尔的例子表明，造成这样一种分析工作乍看起来好像黯然失色的，乃是他们所传授的理论的性质，而不是社会政策，也不是历史主义；虽然这种分析工作本身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其他分析工作却似乎还有必要。威廉·勒克塞斯（1837-1914年）这位大统计学家的例子，则从稍微不同的角度表明了同样的情况。勒克塞斯的确在许多领域都写出了很高水平的著作，尤其是在货币政策与对外贸易方面。当《资本论》第三卷问世的时候，他又成为抨击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著名批评家之一。但是所有这些著作在理论方面都表现有弱点，这些弱点就一位无疑有异常敏锐的才智的人来说是出人意外的。不过，他的教科书解开了这个谜，从他的教科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勒克塞斯对于改善分析工具的工作毫不感兴趣；他是在反对理论的气氛中成熟起来的，根本不能理解在他中年时期突然冒出来的新思想在科学上的可能性。由于他纯学术上的兴趣是在统计理论上面，他甚至丝毫没有想到可以用数学来为他的经济学服务，而数学是他不必付出艰苦努力就能够掌握的。
我们绝不应该略而不提欧根·冯·菲利波维奇（1858-1917年）；而且我们在下文中还将不得不再次提到他，以用他那著名的教科书来作为典型范例，说明“大学生所得到的”是什么。他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教师之一，是才智很高的人物，对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深感兴趣，又是一个细心的思想家，易于接受他所能理解的科学经济学方面的各种思潮。这些优点，尤其在科学趣味上的这种宽宏大量，使他成为迫切需要调解时的一个理想调解人。他公平对待施穆勒和门格尔两人以及他们所支持的一切；他
衷心赞同新政型的社会政策；虽然他本身不是“理论家”——他本人的研究完全是“实用”性的——但他却在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努力使分析技能不跌到一无所有的水平。他跟德国经济学的精神发生关系比其他奥地利学派人士早得多——他在维也纳当教授，正是由于他的影响，而且主要通过他所写的教科书，才使边际效用理论渗入到德国学生中间。
格哈特·冯·舒尔茨—格弗尔尼茨（1864-1943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的极好例子。就技术经济学而言，这位弗赖堡教授几乎根本不能称作经济学家。但他的身份多得很；他是一个道地的社会哲学家，又几乎是一个我想称之为社会神学家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并不缺乏现实感的政治观察家。因此他写出了范围很广的著作， [174] 不管我们对这些著作的认识论立场会抱什么看法，它们除在各自所属的领域是杰作外，还都各有自己的地位。这些著作的写作是有目的的，是要宣扬一种社会福音。但除非有一个出色的技术家从旁指导，光宣扬是不够的。他似乎从来也没有认识到，如果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推理应用到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上，我们就不仅需要有社会眼光、理想和事实，而且还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因为我们并不是拉普拉斯式的天才。由于没有把最低限度的技术经济学交给他的学生（以及，为了这个目的，自己先去学习这门知识），他也就不知不觉地使他的学生受到了损害，而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很有名的人物。
甚至在马歇尔所在的英国，也出了几个像霍布森的人。然而在德国和奥地利，在像我试图用“几抹颜色”来描绘的形势下，全体专业经济学家的全面才能不会很高，从而批评的水平也不会很高，像霍布森这样的人必然会得势，自由骑士式的经济学家也必然会很多。在当时的那种训练水平下，即使受过训练的人也常常会把创造能力用错地方，这完全是由于未能理解或未能掌握现有科学工具的缘故。于是，甚至很有才能的人也大大失策，看错了问题，把自己的错误当作发现。其结果，我们就有了一张很长的名单，在那上面列着许多人，他们即使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成功，并占有相当的地位，但却很难从专业观点描述其特征。我将要提一下这类作家里面最出名的几位：埃弗茨、戈特尔、利夫曼、奥本海默和史盘；其中有的人以后就不再提了。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人，使我们有责任说明这样做的理由。
这一责任是不能履行得很恰当的——这需要一整卷的篇幅。我只能讲一讲我的理由，而不能予以证明。奥托·埃弗茨是上述名单中唯一没有获得大学教授职位的人，是多少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他写了一部著作，《劳动与土地》（1890-1891年出版），这本书就其最终形式——这一形式同其最初形式有很大差别——说是以《经济学上的对立》（1906年版）这个书名用法文出版的。该书典型地说明了一个能干的人若不晓得怎样着手去干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在后面的报道中把埃弗茨略去的理由是：去掉可以证明的错误，他的议论就变成平淡无奇的大白话。要想知道不同看法，请参阅法文本的序言。评价F.冯·戈特尔—奥托利林费尔德教授的唯一方法，恐怕是读一读他的书， [175] 这位教授占有显著的地位并有许多信徒，不然的话，我就有理由不提他了。罗伯特·利夫曼（1874-1941年）是一位有功绩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卡特尔问题上。我们感到麻烦的是他的理论（例如，在《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1922年新版中所总结出的理论），该理论表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他所讲的用货币表示的边际报酬均等化这一基本原理（以及他的全部“主观”价格理论），只不过是（漏误除外）奥地利学派理论主要内容的一种特别不方便的表达而已。但他在独立发现这个理论之后，坚决否认与奥地利学派理论有任何类似之处。他浪费了许多卓越才能进行论战，坚持种种谁也不会认真看待或者说谁也不可能认真看待的主张，其余则是关于一些假想问题的毫无意义的言论，诸如价格理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或“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除了他关于卡特尔的著作，他所作的与本书目的有关的净贡献等于零。弗朗兹·奥本海默（1864-1943年）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在“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历史上可能将占有永久地位的社会学家，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教师，造就了许多人才，并且对于通过富有生气的辩论使经济理论的旗帜继续飘扬，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土地私有所持的亨利·乔治式的态度 [176] 本身并不足以说明我何以不肯详细研究他的学说。我之所以不肯这样做的理由是，他的分析工具的情况（他的“客观”价格理论）是无法补救的，或毋宁说，因为补救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进行理论上的训练。但他并不是无见识的人，他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特别是，他看出了概念的用处，并且创造了“比较静态学”一词（见下面第七章第3节）。 [177] 奥恩默·史盘教授， [178] 前面已多次提到过了，他（从1916年起）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工作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形成了一个我们所说的真正学派。这里要讨论的既不是他的社会哲学，也不是他的方法论或社会学。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他的理论。而在这一方面却毫无成果。他的财政学著作或周期论著作或任何其他自称应用了理论的著作所具有的特征，只不过是使用了若干特有的词语而已。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