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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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国

1870年到1914年法国的形势确实很奇怪。瓦尔拉在工作(到1892年或这一年左右),库尔诺也从默默无闻中冒了出来。在事实分析领域,有勒普莱及其学派、西米安、勒瓦瑟、芒图、马丁以及其他许多人。 [150] 要是只计算最高成就,我们似乎会倾向于把法国经济学摆在所有国家的首位。但是除了事实领域的那些最高成就之外,别的最高成就几乎完全未产生影响,而且几乎没有那种范围较广的活动的任何征象,而这种活动在我们时代却有很快收回失地之功。 [151] 不过,那个时期法国学院派经济学的声誉不高,并不是由于它在“纯理论”领域的缺欠——而且就应用领域而言,轻视它更没有理由——而是由于别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会妨碍越出常规的现代激进派对它的承认,也就是说,由于格拉德斯通派所说的自

①和莱昂·萨伊。他们都是反国家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迷于这样一种信念,其大意是: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驳斥社会主义学说,是反对一切社会改革计划和任何一种国家干预计划中所包含的恶劣谬论。特别是他们坚定地站在正在没落的无条件自由贸易和放任主义旗帜这一边。这很容易说明为什么他们不受社会主义者、激进派、天主教革新派、社会连带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欢迎,虽然这一点对我们关系不大。对我们关系大的则是下面这个事实:他们的分析从方

① 勒鲁瓦—博留和库塞尔—塞纽尔,前面第三编第四章业已论及。莫里斯·布洛克的概论性著作《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的发展》(1890年初版;1897年再版,两卷本)则是作为这个学派所想象的抽象分析著作的鲜明标本来提出的。对勒鲁瓦—博留的《论财富分配》(1881年版)也不应不予注意。

法论上看就像他们的政见一样反动。他们简直不关心我们所谈的问题的纯科学方面。J.B.萨伊和巴师夏,以及随后稍稍冲淡了的边际效用理论,便满足了他们的科学口味。某些同情这个派别的政见的人则飞得较高,做了值得注意的工作,虽则他们不是这个派别内圈的成员,从而意味深长地很少被提及。下面两个无论何时都应算作著名经济学家的人尤其如此,这就是科尔森和谢松。注意下面一点也并非不重要:他们两人全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在这个方面他们又都继承了带有杜皮伊的名字、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生气的法国传统。如果我愿意对学派一词采用本书所采用的意义以外的任何其他意义的话,我肯定应当把公用事业部门中这些聪明的法国工程师算作一个学派,他们这些人对科学的经济学过去作出了,而且现在仍正作出巨大的贡献。 [152]

然而甚至另外一些人,他们不能说是飞得很高,却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们的哲学是很可怜的,他们的理论是软弱无力的,但当他们写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像马歇尔一样,

埃米尔·谢松(1836-1910年;《选集》,1911年版)是另一个有许多优点的人。我只想提一下他主持的一个讲座,其讲稿后来以《统计几何》为题于1887年发表。这本书充满了有关统计需求、收益及成本曲线、位置及运费(他提出一种运费无差异曲线)、工资(他在这里发展了现在通称为“蛛网”的模式)、作为工资函数的销售、对原料来源的合理选择、质量、产品变异、利润最高化等等意见,有些具有很强的首创性。我要感谢H.施特尔博士向我指出这个把各种工具和概念糅在一起的令人惊奇的集合体,不然就会忽略它。

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极其接近于工商业和政治的实际,他们大多数是从切身经验中而不是从报纸上认识这种实际的。他们的著作充满现实主义和机敏的气氛,由此而部分地弥补了科学灵感的不足。 [153]

政治家们很少会喜欢一个不是维护自由贸易就是沉迷于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的派别。因此,当政府开始在法国的所有大学的所有法律系设立经济学教授职位的时候(1878年),就尽力使新教授不全是带有巴黎派政治色彩的人物。当然,这造成了变化,但是,除了把经济学的光辉带到直到那时还不得不为黑暗所笼罩的最不幸的地方,这种变化在开始时便是政治性质多于科学性质。但是,这些自己觉得不仅在一个意义上是新人的新人,聚拢起来,创办了“非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评论》(1887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助长放任主义的自然法抱怀疑态度,对正在得势的保护制度多少更为偏爱,并使自己成为较缓和的社会改革纲领的俘虏。从科学上看,因是而生的结果起初很小。但从任命这些教授算起,在三十五年的过程中,不仅由于这些新教授本身的作用,而且受时代精神之赐,还是取得了许多巨大的进步;巴黎的气氛活跃起来了,虽然一小撮放任主义的忠实分子还是像李奥倪大的斯巴达人之在德摩比利那样坚持到底,其坚强信念之惊人不亚于其寿命。

至于代表人物的名字,只要提下面几个就够了:P.L.科魏斯,与其说是位经济学家,毋宁说是位法律学家,受德国社会政策和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即使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物;查尔斯·季德和查尔斯·里斯特,是后来出名的; [154] 还有两个人,兰德里和阿夫塔利昂, [155] 他们的成就也居于法国经济学家的新纪元的最前列。就我所知,所有那些阐述社会改造体系的派别,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社会连带主义者在内,没有一个作出值得经济分析史加以注意的贡献。 [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