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V

法国启蒙哲学教导：就其本性而言，人非善，亦非恶，他是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变善或变恶的。从这里自然而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必须使这个环境成为尽可能更合理，也就是尽可能更符合人民的利益。因此，旧的秩序被确认为不合理，必须予以革除。诚然，卢梭和他的思想同道者们并不完全是这样说的。他们无条件地认为人性本善。但这在实际上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为了预防，或最少，减弱被歪曲了的人性，必须断然革除社会制度的缺点。

这一结论在法国是符合第三等级的情绪的，他们迅速着手在实际上实施。我们知道，俄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等级，还不能使先进法国人关于人性的学说符合他们的情绪。因此，这一学说虽被移植到俄国土壤，却不能不经受实质性的改变。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如果人成为好或坏取决于他们所受的影响，那就很显然，人性是由教育决定的。18世纪的法国人，赋予教育以巨大的意义。爱尔维修写道：“教育万能”（L’éducation peut tout）。在俄国，叶卡捷琳娜和那些负有使命执行她的观点的社会活动家，都非常乐于复述这个思想。别茨基写道：“显然，一切恶与善的根源在于教育。”我们看到，这同法国启蒙思想家所说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下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了使年青一代受到良好教育，需要一些什么呢？

根据别茨基的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选择直接的根本的手段以外，别无他途。就是说，首先以教育的方法产生所谓新的良种，或新的父母，他们能够将获得的直接和根本教育移植到自己的子女心中；他们的子女又将这一切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就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代代相传。基于这一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开办了各式各样的——虽然，为数不多的——教育机构。

关于我在上面刚刚引述的别茨基的教育观点，卡拉什指出：“一目了然，在这段愤激的议论里，新的理论既有其强的方面，也有其弱的方面。对于公共幸福的真诚预望，提高祖国道德水平的爱国意图，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方法的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似乎建立新的良种会是那样容易。” ^[87]

对于这种观点是不能同意的。别茨基的愤激之谈，远远不是什么既有强的方面，又有弱的方面的新理论。在它里面，恰恰没有强的方面。

法国启蒙思想家丝毫不认为建立人的新良种，是像别茨基所描绘的那样轻而易举的事情。为了证明可以援引同一爱尔维修的见解。

他写道：有两种教育：第一，儿童教育（Celle de l’enfance）；第二，青少年教育（Celle de l’adolescence）。第一种教育是由学校给的；第二种教育是由青少年周围的社会生活给的，或按照我们的哲学家的说法，是由政府的形式和人民的习俗给的；而后者又决定于政治制度。如果第二种教育与第一种相抵触，那它就会完全破坏它的影响。

“假定我从童年起就给我的儿子灌输对祖国的爱，教导他将自己的幸福同善良的，即同对大多数人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的儿子在走进人间之后看到爱国者生活在受轻视、贫困和压迫之中；如果他知道，善良的公民受到权贵和富有人们的敌视，在城市里只有很坏的声誉，此外有德行的公民被剥夺了进入宫廷的途径（这一恩典、荣誉和无疑地构成真正幸福的财富的来源），那就可以稳操胜算地打赌：他会把我看成一个无知的浮夸者和草率的狂人；他会蔑视我，这种蔑视也推广到我的为人；他会沉湎于政府形式和同胞的道德风尚所促使流传的一切罪恶。” ^[88]

按照爱尔维修的意见，在君主专制的土耳其，是谈不上任何好教育的。的确，有些专制统治者十二分热烈地赞扬哲人的中庸之道和古代英雄的高尚品德。但是这种赞扬是谁也欺骗不了的；因为尽人皆知，这些统治者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又是一回事。在他们统治的国家里，也不能对学校和家庭教育，抱有任何希望 ^[89] 。

如果我们考虑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那种言行不一的统治者中的一个，那我们就会明白，爱尔维修对于别茨基所谓在当时的俄国可能建立人的新良种的欢快自信，是断然不会同意的。根据爱尔维修的理论，任何认真的道德教育改革，必须以同样认真的法律和政体改革为前提 ^[90] 。既然对于当时俄国国家制度的改革不可能抱有任何希望，所以爱尔维修不仅不会为别茨基的乐观主义所感染，相反，他会对俄国情况表示完全悲观的观点。试回想，他甚至对于法国的情况也是用悲观的观点去看待的。当然，不是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像他那样彻底。思想的不彻底，使人有时甚至在理论上预示着暗淡结论的地方，也怀着光明的希望。但无论如何，所有法国启蒙思想家都以政治社会改革为教育改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无可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