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II
在研究18世纪的俄国文化时，尤其需要这样的小心谨慎。在彼得改革前的罗斯，道德是听命于宗教的。彼得改革不可能立即结束道德条规对宗教教条，乃至对仪式的这种从属关系。我们知道，“学术侍从”对于这类问题的态度就已远远不够彻底；至于分裂派对于西方影响的反应，就更不用提了。
即使在塔季谢夫的思想里，世俗的因素居于统治地位，然而就是塔季谢夫，也毕竟未同宗教决裂。至于康捷米尔，尽管他常常乐于谈论道德，他不像莫斯科的学究们那样引述圣者传，而是引述世俗的，甚至多神论的思想家；然而宗教对于他的头脑却保持了巨大的权力。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同僧侣等级斗争中开始达到的结论，他是望而生畏的 [70] 。完全可能，在康捷米尔看来，狄德罗也是一位对于道德非常危险的无神论者。然而塔季谢夫和康捷米尔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人物啊！在比他们落后的人们中间，莫斯科的道德服从宗教的习惯，一定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保全。而且，不仅在18世纪上半期如此。诚然，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贵族的欧化阶层，确曾以巨大的猎奇心理倾听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反宗教宣传。对于这种宣传的爱好，甚至多多少少成为一时风尚。但是在这种时麾爱好后面往往发生怎样的反应，是可从洛普欣的例子中看出的。
他曾短期间爱好唯物主义，甚至为了进行宣传，还翻译过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第2篇最后一章 [71] 。但是他刚刚译完，便感到沉痛的后悔，一夜没睡，将他的无神论的手稿焚毁了 [72] 。
方-维津在青年时期醉心自由思想，但他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根据他的“真诚坦白”，他回忆同自由思想者的交往，不能不感到害怕。
如所周知，他后来瘫痪了。人们传说，有一次他坐在莫斯科大学教堂里对学生说：“以我为鉴罢，我是因自由思想而受惩罚的。”这种传言可能失实，但是这里丝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把疾病当作惩罚的观点，是方-维津青年时期所反对的观点之一。
那些不再把宗教看作道德的必要基础的人们，洛普欣和方-维津自然会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对这种人的评价，那就犯了很大的错误。方-维津在其《真诚坦白》里谈到他结识一位“公爵，青年作家”，这位作家带领他同一批在“渎神及亵渎活动中”混日子的无神论者相会。在渎神及亵渎行为中混时间，意味着浪费时间，也就是做一个没有真正职业的人。我们如果相信方-维津，那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这位自由思想传导者的特点，纵然不是道德败坏，无论如何也是空虚无聊。另一方面，这同一方-维津在忏悔以前写的一封致亲友书里，却把这位公爵描绘为具有严肃理论兴趣的人物 [73] 。此外，根据其他证明，他原来还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叶利谢伊》的作者马伊科夫喜爱这一青年伏尔泰信徒的“开明思想和高贵品格” [74] 。方-维津在恢复其童年的信仰以后，认为不仅俄国的“伏尔泰信徒”，而且所有先进的法国人，都是不道德的。他在1778年9月18/29日从亚亨发给帕宁伯爵的信中写道：“达朗贝之流和狄德罗之流，就其本质说，同我每天在林荫道上所看到的江湖骗子，完全一样，他们都为金钱而欺骗人民。在江湖骗子和哲学家之间的唯一差别，仅在于后者除了爱财如命，还兼而无比地追求虚荣。”你们会同意，这些证人的供词是不足为信的。可是这样的证人还有不少呢！无论在当时的文艺作品或在关于他的回忆录里，都充满了对伏尔泰信徒的否定态度。西波夫斯基说得对，这种情况使我们深信，整个地说，俄国社会几乎都是敌视他们的 [75] 。这就是说，整个地说，俄国社会甚至对于有关他们的完全不符事实的传说，也都欣然信从。
假定我们的证人的证词，值得更多的信任。赫尔岑本人便认识很多俄国伏尔泰的信徒。他说，他所遇到的一些老年人，“即使不是共济会会员，也是伏尔泰的信徒或唯物主义者。”然而这位当然值得重视的证人也认为在彼得堡，与在法国相反，18世纪哲学是多少有些有害的影响的。按照他的意见，这一差别的形成，是由于在法国，新学说在使人们摆脱旧的成见的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更高的道德意向，“使他们成为革命者”；而在俄国，新学说徒然破坏了束缚着半野蛮人性的最后纽带，没有用任何东西去代替旧信仰和旧道德观念。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竞相响应生活享受的号召，但是在他们灵魂里听不到呼吁人们夺取伟大再生的庄严警钟 [76] 。
对于这些证词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在前面谈到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时就已指出，拄着宗教的拐杖才能行走的道德，在被夺去这些拐杖时是要倒塌的 [77] 。某些欧化的俄国人利用新学说作为麻痹自己的良心的手段，也就是替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作自我辩解，有时还要在人前作为替自己辩解的手段。这样的假定是没有什么不可信的。很可能，在俄国重演了法国在百科全书派时代以前很久就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法国自由派习惯于将自己头脑中有关道德戒条的概念同他们对于宗教和教堂的概念联系起来，出于对僧侣等级的憎恶而破坏这些戒条。一位法国学者说：“他们由于反宗教而道德败坏。” [78] 温斯基说：在他的俄国同代人之间流行着不遵守斋戒，不履行教堂规定的仪式，“对僧侣和教规发出自由评论”。官宦阶级和僧侣的冲突，在莫斯科罗斯时代就已经存在。如果在当时，这种冲突能够促使官宦们吸收宗教异端的理论，那么，在彼得后的俄国，这种冲突就能够促使某些为数很少的贵族对一般宗教采取否定的态度。既然对一般宗教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在俄国就必然要出现由于反宗教而产生的道德败坏。
但是这种道德败坏通常仍是异常表面的：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与其说是罪恶的真正爱好者，不如说是“罪恶的夸大者”。我们知道，“罪恶的夸大者”往往比罪恶的告发者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更高情操 [79] 。18世纪俄国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败坏”——如谢尔巴托夫所鲜明描述 [80] ——并不是由于百科全书派的影响。它在文化不高的叶卡捷琳娜一世的宫廷里，就已经使人强烈感到。就是那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尽管人们都将道德败坏归罪于他们，然而就是他们也曾提出一些共知的意见，有助于了解道德败坏的根源。爱尔维修很不错地阐明了奴隶制一方面与专制独裁制度；另一方面与某些道德沦丧的因果联系 [81] 。
还须考虑到，那些在俄国揭发“伏尔泰的信徒”道德败坏的人们，往往本身就在道德上极为可疑的。只要提出捷普洛夫就够了：重新回到笃信宗教的道路上的方-维津，同他有过一次关于信仰的富有教益的谈话。尽人皆知，罗蒙诺索夫从这个坏透了的“书吏和滑头”那里，曾经得到多少东西。
在俄国贵族的狭小眼界范围内，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说，有时是会采取荒谬的形式的。这是很自然的。法国解放哲学的俄国追随者，是很不讨人喜欢的。他们有时简直令人发笑。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些真正悲剧性的人物。如果他们的灵魂听不到号召人类争取再生的警钟，那他们也由于这种充耳不闻而首先付出了代价；而他们所以会充耳不闻，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理解一直是很片面的，然而尽管他们的理解很片面，但他们毕竟比他们周围的人们要高出得多。他们厌恶这个环境，正如青年的奥尔金-纳晓金和赫沃罗斯季宁的《杜克斯》厌恶改革前的莫斯科一样。他们同样遭受着沉重的精神痛苦。但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没有受到这种痛苦。1793年，雅罗斯拉夫尔的一个富有地主奥波琴宁决定自杀，在遗嘱中写道：“死不过是从存在转变为完全的死灭……我是没有任何截断自己的存在的理由的。就我的境况说，未来对于我是一个逍遥自在和美好如意的存在。然而这种存在是会转瞬即逝的。”这篇遗嘱似乎可以使人假定，我们通过奥波琴宁看到一种人，这种人由于丧失对死后存在的信仰而失去了生的意志。也许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新哲学未能锻炼欧化俄国人的毅力，相反，由于他们缺少掌握某些科学真理的素养而削弱了这种毅力。但是请读读奥波琴宁处理他的书籍的遗言罢，你们便可看到，事情并非如此。
他写道：“书，我的心爱的书呀！我不知道留给何人。我相信这里谁也不需要它们。……它们是我的唯一宝藏。在我的一生，只有它们哺育了我。最后，如果没有它们，我的生命便会陷于无限的悲痛，我就会早已轻蔑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由于精神孤独而造成的自杀，这种精神孤独难道不就是精神痛苦的最可怕形式吗！自杀者正是这样说的：“最后，对俄国生活的真正憎恶，这就是迫使我主动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动力。”
古罗马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就是这样割断他们的血管，以免看到奴隶制度和道德沦丧的。很可能，奥波琴宁周围的谎言与罪恶的黑暗王国，很有可能把他看为道德败坏的典型。
人们说，在我国18世纪自由思想家的面孔上，有着某种潦倒沉沦和精神分裂的烙印。这是否由于他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遭遇过导致奥波琴宁死亡的悲剧呢？
我国的自由思想家没有听清楚唤醒他的同代文明人类的钟声：“俄国的伏尔泰的信徒”对于政治往往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但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当然，只要不是简单的盲目模仿——由于推动了思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的自由思想铺平了道路。西波夫斯基写道：“如果18世纪主要是无神论的世纪，那么，20世纪初期和亚历山大一世王朝初年和20年代，在我国思想史中便是自由主义——主要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时代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主义者——空想家已经没有以往的祖传信仰：政治自由主义和宗教自由主义并行不悖。” [82]
这里需要略加限制：并非所有亚历山大时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宗教的自由思想家。已故帕甫洛夫-西尔万斯基令人信服地指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通过18世纪哲学，亦即通过唯物主义，确乎达到了政治的自由思想。按照他的正确见解，19世纪20年代的典型的先进思想代表人物，是“受过启蒙时代法国著作教育的政治家和唯物论者” [83] 。
不仅这样。我们很快看到，就在18世纪，那些由于先进政治观点（不是由于误会）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也都是受过法国解放哲学的教育的。
更有进者：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第三等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甚至在俄国官宦阶级的解放过程中，就已经是一种异常有用的武器了。如果此外还再补充指明，叶卡捷琳娜时代文学所吸收的人道主义的崇高的、尊贵的一切，也都应归功于这一意识形态，那就不难理解，当时法国影响的积极方面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比消极影响更为重要了 [84] 。
B.B.西波夫斯基在我所引用的论文里提出了不少资料，有助于对这种富有成效的影响作出正确的估计。但是他也“从法国史学家莫里逊”那里抄袭了关于伏尔泰学派的极端偏颇的——在消极的意义上——评价。顺便指出，他所引述的史学家实际上不是莫里逊（Morisson），而是诺里逊（Jean-Felix Nourisson） [85] 。这个史学家是现时的一个保守派，而保守派对伟大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中的革命作用，是不能轻予宽恕的 [86] 。我国的“伏尔泰的信徒”真倒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