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贸易管制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 ^[19] （这个大名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的创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国土地上的矿石转化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他们可以用比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更诱人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法国人，或者说整个法国，从好心肠的佛兰德斯人 ^[20] 那儿购买一定量的铁，只需付出较少的劳动。于是受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激励，法国人就充分地发挥这种局面的优势，每天都有无数的制钉者、金属加工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犁匠或者是本人，或者是派遣中间商，跑到比利时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铁。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赤手空拳进行直接干预，以阻止这种陋习继续蔓延。这当然是收效甚微，因为只有他自己会受到伤害。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扛起我的马枪，我要在我的腰里别上四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装满子弹，我要打开枪上的刺刀，最后，他全副武装起来。我要到边界上去，我首先要杀了那些金属加工工匠、制钉匠、铁匠、技工、锁匠，他们竟然只管追求自己的利润，而不管我的死活。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然而，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想法，让那战斗激情凉了半截。毕竟，那些跑去买铁的人，我们的那些同胞，也是我的敌人，也很有可能采取自卫行动，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杀掉他们，而是他们可能干掉我。而且，即便把我的全部仆人都派上阵，恐怕也未必能守住整个边界。还有，我这么大张旗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比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大。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只好长叹一口气，颓然倒下，听之任之。突然，他有了一个很棒的主意。

他记起来了，巴黎有一个伟大的法律工厂。他自问道，法律是什么玩意儿？法律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一旦颁布，不管好坏，每个人都得遵守。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政府组织了一支公共警察队伍，而为了维持这支所谓的公共警察队伍,国家专门拨出了人力财力。

那么，如果我能让这间伟大的巴黎工厂搞出一部小小的精密的法律，宣布“查禁比利时出产的铁”，比利时铁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政府会派两万人去替代我的那几个仆人，到边界上去对付我痛恨的那些金属加工工匠、锁匠、铁匠、手艺人、技工和犁匠。当然，为了让这两万名关税官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体魄，就需要每年拨给他们2500万法郎，而这笔钱，自然也出自那些铁匠、钉匠、手艺人和犁匠的腰包。经过这样一番组织，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标了，而我自己却什么也不用付出；我再也不会显得像掮客那样野蛮了；我可以按我自己喜欢的价格出售铁了。看着我们伟大的人民这么被人不体面地愚弄，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们老是宣称自己是欧洲一切进步的先驱和推进者，这下总算给他们当头一棒。这可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完全值得一试。

于是，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来到法律工厂（也许我会另找个时间来讲讲他在这里所进行的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今天，我只想谈谈他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些活动步骤），他站在那些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法律制造家们给这一番话迷住了。他们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这么容易地增加国民财富啊。于是他们投票通过了禁止法令。他们说：“干吗还要说什么劳动和储蓄？如果一项法令就可以搞定一切，那么，增加国民财富的这些痛苦的办法还有什么用处？”

的确，法律会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所预料的所有后果，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后果；公平地说，他的推理也许并没有错，只是很不完整。为了寻求特权，他指出了能够看得见的那些效应，却掩藏了那些看不见的效应。他指明了两个人物形象，而实际上，在这幅图景中还存在着第三个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补上他遗漏的那些情节，不管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遗漏的。

是的，通过立法程序落入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保险箱的那5法郎对他本人和那些因此而得到就业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法律下令从月亮上落下这5法郎，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坏效应来抵消这些好效应。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100苏并不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金属加工工匠、针匠、车匠、铁匠、犁匠、建筑工的腰包，一句话，出自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口袋。今天，他掏出了这笔钱，却连一毫克的铁都没有得到。于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立刻就变了样了，因为非常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得到的好处，将被詹姆斯·好人先生的损失所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当然可以用这5法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但这5法郎如果在詹姆斯·好人先生手里，他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石子之所以刚好是扔到这个湖里的某个地方，完全是因为，法律禁止把它扔到别的湖里。

于是，看不见的东西抵消了看得见的东西；而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后果则是某种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却正是法律所导致的，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可悲的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还要说，有一个第三者还藏在阴影中。我得让他在此显身，而他将能揭示我们还得再损失5个法郎，这样我们才算搞清楚了整个过程中的全部后果。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15个法郎，这是他劳动的果实（我们是在追溯他还可以自由行动的那个时候）。他怎么使用这15个法郎？他用10个法郎买了一顶女帽，他用这顶帽子来换取（或者由他的中介替他换取）100千克比利时出产的铁。他手里还有5个法郎。他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而会用它们付给某位匠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来交换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某些东西——比如，用它跟某位出版商换取一本波舒哀 ^[21] 所著的《通史》。

因此，他对国内工业的贡献是15个法郎，即：

支付给巴黎的女帽制造和贩卖商的10个法郎

支付给出版商的5个法郎

至于詹姆斯·好人先生，他用他的15个法郎得到了两样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即：

（1） 100千克的铁

（2） 一本书

现在却颁布了法令。

詹姆斯·好人先生会怎么样呢？国内工业会怎么样呢？

詹姆斯·好人先生把这15法郎一股脑儿全部给了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换取他的100千克铁，然后，他除了可以使用这些铁之外，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他丧失了那本书或者别的任何一个与此价值相当的东西带来的享受。他也损失了那5法郎。你都赞成这种说法吧，你不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不能不承认，贸易限制抬高了价格，消费者则损失了这5法郎的差额。

然而，有人却说，国内工业得到了这个差额。

不，它没有得到这个差额；因为，颁布法令后，这笔钱带来的促进作用是一样的，都是15法郎。

由于颁布了法令，詹姆斯·好人先生的15法郎只能全都交给冶铁商，而在法令颁布之前，这笔钱却可以分成两份，分别给女帽制造贩卖商和书商。

而从道德的立场看，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个人在边界上所能动用的力量，和这项法令为他的利益所发挥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竟然认为，抢掠只要变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就我本人而言，我无法想象比这更令人惊心的事了。但是，也许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其经济后果总是不会有什么两样。

你可以从随便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而如果你冷静地考察这一问题，你就会发现，从合法或非法的抢掠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我们并不想否认，这可能为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或他的行业，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为国内工业，带来了5法郎的好处。但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两层损失：一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以前他买那些铁只需要10法郎，现在却需要支付15法郎；另一个蒙受损失的是国内工业，它不再能够得到那5法郎的差额。你自己选择一下，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好处能够补偿哪个损失。你没有选择的那一项就必然是一个净损失。

道德：使用暴力并不是生产，而是破坏。天哪，如果使用暴力也算生产，那么，法国就该比现在富裕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