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四版前言

本书所提出的见解，在1871年旧金山发行的册子《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中已有简要概述。这个册子发行后，我本希望能尽快作比较详尽的阐述，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机会完成。在这段时间里，我得以更全面、更清晰地审视我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并且愈发坚定地相信它们的正确性；同时，我也明白，这些观点还要克服多少偏见和思维误区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又反过来督促我尽快对其进行全面阐述。

在我正式开始阐述我的观点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明确的声明：本书不仅为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提供参考，也适合没有了解过这个领域的人进行阅读；并且，本书所涉及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无法对所有相关问题进行应有地详尽地论述。因此，我只能竭尽所能，创立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希望读者们能将之应用在有需要的地方。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要努力达成的效果。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经济学基础的读者会更容易理解本书；但是，从理解争议、获得结论的角度来说，阅读本书并不需要做任何预习。我所采用的论据，并不是那种被束之高阁、唯有学究才能亲近的佶屈聱牙，而是来自对日常生产生活的观察和总结，因此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经验进行验证，评判我的论述是否在理。

本书将首先简要叙述一些引出本书探讨内容的事实，然后检视政治经济学如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尽管生产力在逐渐提升，为何人们的工资却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读者将会发现，现有的工资分配理念是建立在一个错觉之上的。事实上，工资产生于人们的有偿劳动，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随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在这里我们将不得不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说——马尔萨斯学说。这个学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和核心（译注：此处指19世纪的经济学），并且强有力地影响了经济学发展的方方面面。马尔萨斯学说认为，人口的增长总是要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然而，通过我的检视，读者亦会发现，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逻辑推演上，这一学说都得不到真实有效的支持；当我们抛弃学界加诸其上的光环，坚定地对其进行检验时，它就会不攻自破。

尽管关于物质进步和贫穷的探讨极度重要，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探讨的结果大都是很消极的。现有理论既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二者的关系，也不能对贫穷问题本身带来什么建设性的洞察，仅仅是告诉人们要在制定财富分配规则的法律中找寻解决方案。因此，进一步探讨生产力进步和贫穷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会发现，本应该有机结合的财富分配三要素（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如何被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混淆在一起；并且本书将通过术语使用上的模糊，来揭示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接下来，本书将着手进行分配规律的研究。首先是地租，相对来说这是目前政治经济学中最清楚的一个概念。但是，人们目前依然没有认清地租这个概念的全貌，这势必会影响人们对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的理解；毕竟只有确定了待分配的产品中哪一部分应该归地主所有之后，才能知道劳动和资本还剩多少可分。厘清了地租的概念之后，我们再来分别处理资本利息和劳动工资。进入到这个环节后，我将多花一些时间，来探寻资本利息的来源及其正当性，并且指出政治经济学在此处产生混淆的根源——把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和资本的合法利润混为一谈。当我们完成以上三个要素的分别论述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三者关系这个主要话题。调查显示，资本利息必然会随着工资的上下波动而起伏，并且和地租一样，最终取决于耕作或者开工厂生产的额外收益的起始点[1]；另外，单独针对劳动工资的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的联动关系。由此，这三个分配要素被有机地结合到一起，相互作用、影响。而地租不断上涨的这一事实，也就解释了为何物质的不断丰富没有带动资本利息和劳动工资一并上涨了。

基于上述讨论，很自然地就会引出我们下一个议题：是什么导致了地租的上涨？要处理这个议题，就需要我们检视物质进步是如何作用于财富分配的。我们不妨将推动物质进步的因素分解为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工艺的精进。如此一来，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人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目前在使用的最次土地的质量（译注：降低了额外收益的起始点），并且使得经济和生产力集中在一起（译注：提升了获取额外收益的能力），进而增加地租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的分配比例，挤占掉原本流向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的那部分产出。撇开人口数量这个因素来看，生产工艺的改善和生产力的进步也会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土地被看作私人财产时，在人口数量稳定的情况下，也会产生马尔萨斯学说中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同样结果。当土地能够被视作私人财产时，物质进步所带来的土地价值上涨，将势必导致土地投机行为的出现，进一步加速土地价值的上涨。这种土地价值的投机性增长，既是地租上涨和工资紧缩的一个衍生品，也是反过来驱动这二者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通过演绎推理可知，土地价值的投机性增长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而我们通过对周期性萧条现象所做的观察，又可以归纳验证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因此，只要土地依然被私人把持，无论人口如何增长，物质进步必然会产生贫困的劳动人民。

由此，我们知道了进步与贫困相伴出现的原因，也很容易看出来与之相对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太过激进，以至于若是我们要接着讨论，务必首先确认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了。为此，我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对目前已知的所有号称为了改善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措施和政治观点进行一一审查。然而，这些审查最后都表明，只有那个原因所指向的方案，只有土地公有化，才能长期有效地缓解贫困，遏制工资滑向食不果腹的境地。

既然谈到了土地公有化，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出社会公正的问题，使我们的讨论离开经济领域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财产性质和基础所做的调查显示，物质财产和土地财产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物质财产是由劳动产生的，具有天然的道德基础和约束力；而土地财产并不具备这些。若是承认某些人可以将土地作为专属财产，就是在否定劳动者对其劳动成果的产权。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私有制总是会，而且必将会，走向对劳动阶级的奴役。土地私有的概念与人们天然的道德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只有把它调转过来才是合理的。只要社会一致同意恢复人们对于其劳动成果的产权，土地拥有者不会有任何正当理由来索取补偿。然而，美国人已经错误地承认了土地私有制，现在就可以体会到个中滋味了。

我们已经经历了道德领域的检视，接下来进行政治实务领域的探讨。我们将会看到，土地私有制不仅不能充分地使用和发展土地的价值，反而会起阻碍作用，造成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若是承认土地产权为大众所有，也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地去剥夺私人土地产权，只需要废除其他所有税种，只留下土地税就可以了。根据对税收原则的研究表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土地都是最好的征税对象。

我们可以想见，一旦这个设想成真了，生产力将会得到极大地提升，分配的公正将会得到有力保证，所有阶级均将受益，人类社会由此迈向一个更文明、更高尚的未来。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进步只能依靠温和改革，这与我们所期冀的剧烈变化有所冲突；而且我们目前仅有根据观察和推理所得出的推论，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然规律，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因此，我们的视线要转向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检视我们现在得出来的设想。在这个最终的试练中，有一些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事实看起来跟现有理论有着严重矛盾。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索人类进步的规律。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在相互协作之中擦出了进步的星星之火，转而又被烧结出来的不平等掩盖住光芒。这个掩灭了所有前代文明的阴影，现在同样笼罩在现代社会之上，导致原本纯粹的民主政治产生了分化，在走向一部分人向往的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在朝另一部分人向往的专制独裁发展。这个研究还揭示了至高的公正道德律和社会生活规律是对应的，并且展示了如何避免文明的退化，以开启一个更伟大的进步，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结论的正确性。至此，我们整个关于进步与贫困的探讨即宣告结束，最后一章将会对此进行总结。

对进步和贫困进行探讨，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如果能对它进行小心而又严谨的论证，它的结论将颠覆政治经济学的面貌，使之具备作为一门真正学科的连贯性和可信性，并且使之与长期被忽视的广大人民的情感产生共鸣。如果说我的理论可以正确地解决我所探索的这个宏伟问题的话，这都要归功于我将亚当斯密[2]和李嘉图[3]学派的主张，与蒲鲁东[4]和拉萨尔[5]学派的主张结合到了一起。本书展示了（真正含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译注：laissez faire）实际上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开辟了道路，并且从道德规律中推导出社会规律，批驳了很多不切实际的空想。

本书写于1877年8月～1879年3月，并于当年9月完成排版。从那以后，世界上的形势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尤其是发生在大不列颠的爱尔兰土地改革[6]，说明了我在本书中力求解决的这一问题的紧迫性。而针对这些改革的批评，均未切中要害——实际上，我还没见到哪个对这些改革的反对是不能从本书中找到回应的。除了改正几处字句上的错误，并且增加了这一篇序言以外，本版的内容与之前几版无异。

亨利·乔治

1880年11月于纽约